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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的冬天，一群日本兵，突然聚集在南京雨花台附近。
手上拿着铁锹、锄头以及各种测量设备。
他们要在南京选址修建一座稻垣神社。
也不知道是哪个汉奸放出的消息，说雨花台一带风水极佳。日本人一到现场，就热火朝天地刨坑运土。
风水好的地方，土质也不一般。很快，在地下约三米半处挖出了一个石椁。
日本与中国一衣带水，受汉文化影响颇深。见到挖出中国的宝贝，为首的日军长官高森隆介两眼发亮。
他命令士兵擦拭并打开石椁。
映入眼帘的是一个半米见方的石函。
石函造型精美，一看就不是俗世之物。高森等人欣喜至极，正准备向上级汇报，却突然发现石函的来历并不简单。
因为，石函内藏着一个铜匣，虽已破烂，但从其破片中可辨识出“唐”“三藏”“师”等字样。此外，石函内还藏有银制小箱、金制僧像、玉器等宝物。
尤为关键的是，石函两侧分别有北宋天圣丁卯年（1027）、明洪武十九年（1386）的刻字，虽然有些字迹已磨损，但仍清晰可见“法师玄奘顶骨”等字。
这可不得了，玄奘法师顶骨舍利出土的消息，很快引起轰动。
舍利重现，往往意味着人间将有大幸事。然而，此刻的中国，却饱受侵略战争的摧残，受尽了无尽的耻辱与磨难。
贞观十九年（645）正月二十四日，46岁的玄奘终于回到了他求经苦旅的起点——大唐帝国的首都长安。
17年前，同样在这里，他结侣陈表，请允西行求法。那时，大唐帝国刚刚建立10年。执掌帝国最高权柄的唐太宗，正是在前不久的“玄武门之变”中胜出的秦王李世民。
大师的请求，并没有得到皇帝的允准。
因为，雄心勃勃的唐太宗正打算对屡侵边境的东突厥用兵。
但唐太宗强硬的态度，并没有恫吓住玄奘的决心。顶着“偷渡客”的头衔，玄奘毅然西行，足迹遍布库车、塔什干、葱岭、阿富汗等地，直到迦湿弥罗国（今克什米尔地区）才稍作歇息。
出发之前，玄奘已精通梵语和巴利语，在大唐境内享有“佛门千里驹”之誉。
此次冒险西行，在西域诸国的佛教世界中引起巨大轰动。
在北印度期间，玄奘受到了塔内萨尔王国戒日王的崇高礼遇。
戒日王如唐太宗一般，在印度半岛上也建立起强盛的帝国。在其臣民眼中，统治着北印度的他，就如同佛教中声名鼎盛的阿育王那般受人尊敬。
他在曲女城举办了五年一度的“无遮大会”，并邀请玄奘大师列席论经。
史载，这次大会前后历时75天。来自五印度的十八位国王和三千多位精通大小乘佛法的高僧与会。
这75天，也是玄奘一生的高光时刻。
作为一个外来访问的学僧，玄奘一人高坐法台任人询问。75天过去，与会的所有人均从他这里得到佛学教义的开释。
他被佛教发源地的诸生尊为“大乘天”“解脱天”，为萎靡的大唐佛教集起了希望的光束。
当曾经的“偷渡客”再度出现于长安城下时，他已经成了一位众人皆知的明星。西京留守、宰相房玄龄纡尊降贵，亲率众人至城门外，迎接这名西行的英雄回家。
随玄奘回长安的，还有从印度带回来的657部佛经和150粒如来肉舍利，以及7座金、银或檀刻佛像。
由于盛况空前，官方不得不动用京城警备力量维持秩序，不许瞻仰者随便烧香撒花。
跟普通大众一样，当年强硬不许玄奘离开长安的唐太宗，此时似乎也有一种追星的心态。
17年的时间，这位具有雄才伟略的君主，已经征服了东、西突厥和吐谷浑，威服吐蕃，使大唐帝国在欧亚大陆上闻名遐迩。
尽管征服了许多政权，但武力无法解决剧烈扩张下的各种矛盾。因此，唐太宗豁免了玄奘，并希望他能留在长安做官，为国效力。
曾经违抗圣旨西行的玄奘，内心同样不安。他一直担心官府会秋后算账，即便唐太宗在其回城时已展现宽解的态度。在长安稍加安顿，他便启程前往洛阳，并在那里拜见了准备出征高句丽的唐太宗。
此后二十多天，玄奘数次被唐太宗征召入内，闭门密谈许久，他们具体谈什么，史书并无记载。
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二十多天的交流，双方并没有达成共识。
因为，自那以后，玄奘虽然仍旧受到朝廷礼遇，但人身却失去了自由，甚至还时不时遭到朝中某些小官的莫名质询。每每这个时候，皇帝从未选择相信玄奘，而是让玄奘与质询者定对，以确定佛法是否真的适合在东土长存。
大约四年后，唐太宗的儿子唐高宗继位，玄奘表达了希望翻译佛经的愿望。唐高宗欣然答应，并将父亲唐太宗修建的玉华宫改建成玉华寺（遗址在今陕西省铜川市），供玄奘与门徒闭关翻译，实现其平生夙愿。
麟德元年（664）正月，玄奘大师圆寂于玉华寺病榻上。他毕生发愿前往弥勒净土，临走前，心态没有大起大落。弥留之际，他留下了遗言：“今经事既终，吾生涯亦尽，若无常后，汝等遣我宜从俭省。”
尽管玄奘明确要求简化丧事仪式，可后来的历史证明，他的身后事既不简单，也不安静。
唐高宗李治与玄奘实际上有一层师徒关系。在《答法师玄奘谢启书》中，时为太子的李治称：“忽见来书，褒扬谶述。抚躬自省，惭悚交并。劳师逮臻，深以为愧。”字里行间，可看出彼时师徒间感情深厚。
通行的说法是，玄奘圆寂后，唐高宗闻讯声泪俱下称：“苦海方阔，舟暨遽沉；暗室犹昏，灯炬斯掩。”并传令下去，罢朝三日，“允许僧尼百姓吊丧，报销丧葬经费，妥善保护经书”。
但事实上，唐高宗自己并未投入过多的悲伤之情。反倒是在玄奘法师出殡当日，长安方圆五百里内的百姓均自发前往葬礼现场吊唁，场面震撼，一度需要官方派人维持秩序。
站在一国之君的角度，民间有如此精神领袖，对皇权而言不得不说是一种威胁。即便那人曾是自己的老师，而他此时已去世。
根据玄奘的遗愿，他圆寂后，希望葬在长安东郊的白鹿原。他的弟子荼毗等人后来遵照先师遗愿，妥善执行。
可是，玄奘的舍利下葬白鹿原五年后，唐高宗就说从皇宫高处瞧见玄奘陵墓，时常暗自神伤，一道圣旨，把他起棺重葬长安南郊的樊川兴教寺。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人们通常讲究逝者应该入土为安，不宜无故迁葬墓地，打扰地下亡魂的安宁。
很显然，唐高宗也清楚其中的规矩。不过，他不愿照做罢了。
因此，玄奘生前的追随者慧立曾记载，舍利子移葬之日，“门徒哀感，行侣悲恸”。
然而，谁都无法预料到，这不过是玄奘身后不幸诸事的小开端。
在迁陵风波过去近百年后，唐玄宗天宝年间，安史之乱爆发。大唐帝国从此由盛转衰，陷入长时间的藩镇割据状态，一蹶不振。但藩镇权势再大，却无法对中央进行直接把控，这便导致安史之乱后唐朝形成中央朝臣、地方藩镇与中央宦官三元制衡格局，一步步将大唐王朝拖入死而不僵的地步。
地方与中央的脱节，以及战争对经济的破坏，种种方面均使皇家无力在兴教传道上给予更多的支持。
更为严重的是，从前皇帝扶持佛教时，大量赏赐土地、钱财给寺庙，并特批僧侣无需缴纳课税、免除徭役。可是，当劳动力缺口扩大到影响国库收入时，“灭佛”显然成了大唐皇帝最好的选择。
于是，在宰相李德裕的支持下，崇尚道教的唐武宗下达了僧侣还俗的命令。
作为玄奘舍利的官方供奉地，兴教寺是此次“灭佛”的重灾区。史载，经历灭佛之后的兴教寺，“塔无主，寺无僧，荒凉残委，游者伤目”。
唐武宗的“灭佛”，一度使大唐帝国出现了“会昌中兴”的回光返照。但由于其本人迷信道教，在一次服用丹药后暴毙，朝廷再度回归朝臣、宦官、藩镇三者互相看不顺眼的局面。
此后，热衷于权力斗争的唐朝，始终没有着力于经济改革与农业保障，致使土地兼并越发严重。地方百姓饿肚子，没办法铤而走险，发展出了一批批规模浩大的“义军”。
其中，曾攻占洛阳、进抵长安的黄巢大军对唐朝的影响最大。
唐僖宗广明元年（880），在全国藩镇过半数投降义军的情况下，黄巢大军悍然挺进长安，完成了“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夙愿。对于长安城的特权阶级而言，黄巢的到来，就是人间噩梦。史载，“甫数日，因大掠，缚棰居人索财，号‘淘物’。富家皆跣而驱，贼酋阅甲第以处，争取人妻女乱之，捕得官吏悉斩之，火庐舍不可赀，宗室侯王屠之无类矣”。
在黄巢大军杀戮抢夺的乱象中，玄奘舍利再度迎来浩劫。
虽然有部分历史学家认为，黄巢发塔乃后人杜撰。但在那场浩劫过后，兴教寺的玄奘舍利仅剩顶骨却是事实。
为免玄奘尸骨无存，众僧人合力收集剩余舍利，紧急转移到终南山紫阁寺妥善保存。
作为唐代古刹，紫阁寺在大唐帝国的佛教世界中久负盛名。新罗禅师慧昭曾在紫阁寺“饵松实，行止观”，时达三年，然后出紫阁，于四达之路织芒鞋广施，天下闻名。
然而，流泉飞瀑、风光秀美的终南山，依旧不是玄奘舍利的最终安息地。
或许囿于地理环境的制约，至北宋初年，紫阁寺香火已不复当年鼎盛。寺中和尚死的死，散的散，仅余几名老僧坚守岗位，执着信念。机缘巧合之下，身处金陵长干寺的可政和尚到紫阁寺修行，无意间看到寺中一塔铭记玄奘顶骨舍利重葬的经过。
长干寺前身乃三国东吴时代创建的建初寺，历史悠久，为南方第一古刹，香火千百年来不绝。
眼看紫阁寺日渐衰落，可政不惜背负重责，将玄奘的顶骨舍利和记有这段历史的石碑从寺中请出，只身一人千里迢迢背回金陵，择寺中胜地好生供奉。
由此，玄奘顶骨舍利与金陵城结下了不解之缘。
后来，可政和尚继任长干寺住持。颇信神佛的宋真宗决定以自己的年号“天禧”赠予长干寺，改名天禧寺，并建三藏塔，供奉玄奘顶骨舍利于其中，受万世香火。
玄奘舍利在经历了数百年劫难后，终于迎来些许的安宁。
大明永乐六年（1408），天禧寺毁于大火，玄奘顶骨舍利安然无恙。
由于金陵城乃明太祖朱元璋的龙穴所在，即位的明成祖朱棣决定，在天禧寺原址上，修建一座纪念明太祖和马皇后的寺庙，即号称“中世纪世界七大奇迹”之一的南京大报恩寺。
大报恩寺的修造，由郑和等人担任监工官。但因为负责监修工程的郑和，仍需率领船队下南洋沟通诸国，所以大报恩寺工程进展缓慢。为此，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后，特地颁下诏书，要求郑和在出使西洋前，“用心提督”完成大报恩寺的整体工程。
明宣宗宣德五年（1430），修建时间历时十九年的大报恩寺正式落成。
自此，在大报恩寺的庇护下，玄奘顶骨舍利与阿育王塔一并被视之为国之珍宝，不容侵犯。
时间来到了晚清，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又让玄奘顶骨舍利遭受到了如同一千年前黄巢起义那般的威胁。
好在，冥冥中自有护佑。在炮火中，大报恩寺沦为废墟。敕建的三藏塔上部损毁严重，半截为黄土所覆盖，反而为玄奘顶骨舍利提供了天然的屏障。
由于战争对大报恩寺的破坏相当严重，到了民国，人们似乎已经遗忘了玄奘与南京城之间的关系。
直到日本人的到来。
继1937年冬天在南京犯下大屠杀的滔天罪行后，日军又想在思想、文化等方面奴化治下的中国人。于是，在南京城的神社兴建工作便陆续展开了，直接促使大报恩寺遗址挖出玄奘顶骨舍利。
这既是当时的爆炸性新闻，也是玄奘身后的至暗时刻。
玄奘在佛教中的地位不言而喻，高森隆介即便知识水平不高，也知道事情的重大。日军遂一面对此秘而不宣，一面组织开展调查，大约在1943年1月，日军综合石函刻字与文献记载，认定石函中的遗骨即玄奘遗骨。
就在日本专家得出鉴定结论的同时，一则“南京发现三藏法师遗骨”的报道出现在上海的日文报纸上。事情由此公开化，并在南京、上海等沦陷区轰动一时。汪伪政府迫于压力，只能唯唯诺诺地向日军提出“严正交涉”。
为了尽可能地将玄奘舍利大部偷回日本，日方建议，将玄奘顶骨敲碎，平分两份，中日共有，以示两国亲善之心。
对于日方这种无理的要求，汪伪政府的谈判代表并不敢提出反对，在他们默认之下，玄奘舍利彻底四分五裂。
出于所谓的尊敬，日方派专人奉迎自己所得的部分玄奘舍利返回日本，剩余的则交由汪伪政府自行处理。
当时的中国大地，抗日战争已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汪伪政权已是穷途末路。为了树立他们在沦陷区的“威信”，汪伪官员模仿日方将自己所得的玄奘顶骨舍利敲碎，分出数份运往广州、成都、天津、北平（今北京）等大型城市，以振奋沦陷区的伪军官兵士气。
随后，一座名为三藏塔的玄奘顶骨供奉灵塔在南京玄武山（今九华山）建成。
1944年10月10日，玄奘遗骨奉安典礼在南京汪伪官员的主持下举行。
可神佛并不保护这群卖国贼，在舍利住进新居仅十个月后，1945年8月，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
而被运往日本的玄奘舍利则分别被奉安于奈良药师寺与琦玉慈恩寺。直到十余年后，应中国台湾方面的要求，日方才决定将玄奘舍利“分赠”一份给台湾，藏于台北玄奘寺。
1949年后，在南京的玄奘顶骨舍利辗转九华山、栖霞寺，最终收藏于南京灵谷寺。但遗憾的是，当年被分送到广州、北京两地保存的玄奘顶骨，却没能躲过“十年浩劫”。
1956年，在周总理访印期间，玄奘顶骨舍利重返故地。经周总理批示，部分玄奘舍利转交印度那烂陀寺保管，那里正是当年玄奘学习佛法、名扬世界的开端。
历史仿佛绕了一个圈，但中间的沧桑劫难，谁又能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