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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城内，半夜突现疯癫和尚，冒充明朝王爷，语无伦次大吵大闹，公然挑战弘光皇位。
河南当地，市井妇人自称皇妃，惊动巡抚上报，深情哭诉藩邸旧事，竟是皇帝始乱终弃？
南渡途中，神秘少年身着龙衣，疑似崇祯太子，朝野上下难辨真假，掀起一番朝廷内讧。
这一切的背后，到底是道德的沦丧，还是人性的扭曲？让我们一起走近“南渡三案”。
1644年，崇祯帝煤山自尽后，福王朱由崧由凤阳总督马士英拥立即位称帝，在南京建立弘光政权。
弘光政权仅存在一年，却摊上了三件离奇疑案，每一案都直指昏庸无能的“虾蟆天子”朱由崧，闹得人心惶惶，甚至引发朝廷动乱，史称“南渡三案”。
第一案，“大悲和尚案”。
朱由崧皇位还没坐稳，1644年十二月，一个疯和尚突然出现在南京城中。
寒风刺骨，别人大半夜都在睡觉，这个和尚的夜生活才刚刚开始。他跑到皇宫外，夜叩皇宫洪武门，大喊大叫，自称是大明亲王，在逃难途中削发为僧，现在终于到了南京，请求面见皇帝。
这一异常举动很快引起守门官兵的注意，他们将和尚暂时收押，上报弘光帝。
朱由崧也纳闷，这到底是哪门子亲戚，马上派人审问。
不问不知道，一问就露馅儿。
和尚先是说，崇祯帝曾经封他为齐王，后来说自己是吴王，折腾了半天，又改口说是潞王朱常淓的弟弟，封为定王。和尚上门诈骗，却连大明究竟有哪些王爷都不知道。
正当众人为其言行感到错愕时，和尚说了一句让弘光朝廷极为敏感的话：“潞王恩施百姓，人人服之，该与他作正位。”就是说潞王得民心，皇位应该由他坐。
弘光帝和众臣见他疯言疯语，没一句话靠谱，立马下令大刑伺候，逼问其来历。
这和尚平时吃斋念佛，身子骨弱，哪里受得了酷刑折磨，吓得赶紧实话实说：“小僧法号大悲，原在苏州出家，见天下大乱，装作皇亲国戚，想趁机捞一笔。”
大悲和尚脑洞大开，渴望富贵险中求，琢磨出夜叩宫门、冒充王爷这么一个昏招。而马士英的铁哥们、兵部尚书阮大铖早已磨刀霍霍，意图将罪名嫁祸到自己的政敌东林党人身上。
弘光朝廷大权掌握在以马士英、阮大铖为首的所谓“奸党”手中，而阮大铖与东林党人的恩怨由来已久。
其实，阮大铖与东林六君子之一的左光斗是同乡，最早也是东林党的铁杆粉丝，但因为不受待见，逐渐脱离了东林党的队伍。
崇祯帝即位后清算阉党，郁郁不得志的阮大铖为了争取表现机会，就给皇帝上疏，揭露阉党罪行。
为保险起见，阮大铖写了两份奏章，一份专劾阉党，另一份指责东林党和阉党同为朋比奸徒，交给在北京的好友杨维垣。
杨维垣本该为朋友两肋插刀，却不经意间插了朋友两刀，因自己与东林党人敌对，就将阮大铖第二份奏章呈交上去。
结果，东林党人看了很不爽，将阮大铖视为阉党余孽，列入“逆案”名单，“永不叙用”。
倒霉的阮大铖在南京城外的牛首山躲了好几年。直到好友马士英把持弘光朝中大权，念及旧日恩情，才将他举荐到南京为官。阮大铖对东林党人深恶痛绝，常说：“不杀尽东林，不成世界。”
马士英也与东林党人素有嫌隙。马士英拥立福王朱由崧时，东林、复社士人心仪的人选正是大悲和尚口中的潞王朱常淓。
当时，史可法在给马士英的信中，写明了福王“七不可立”的理由：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读书、干预有司。
这些肺腑之言后来被马士英当作要挟史可法的证据。弘光政权建立后，马士英拥策立之功，把持朝政，史可法备受排挤，只好自请出朝，督师江北。
大悲和尚一案，阮大铖本想诬陷东林、复社成员，花了几天时间捏造“十八罗汉”“五十三参”和“七十二菩萨”等名目，将之前有意拥立潞王的大臣一网打尽、罗织其中，堪比当年魏忠贤爪牙编写的《东林点将录》。
不过，马士英不愿招惹东林，为避免事情闹大，赶在阮大铖之前将大悲案压下，以“妖言罪”将和尚处死。
本以为此事就此作罢，内乱却才刚刚开始。
第二案，“童妃案”。
1645年三月，大悲和尚案尚在审理期间，河南巡抚越其杰上报朝廷，称当地有一姓童的妇人宣称是弘光帝原为福王时的妃子，在战乱中与皇帝走散，如今特来相认。
那妇人言之凿凿，越其杰不敢怠慢，派人护送她前往南京。
一路上，童氏以皇妃自居，只是举止轻浮，毫无大家风范，怎么看都像冒牌货。
沿途州县的官员前来拜谒，礼数稍有不周，如贡献礼物太寒碜，童氏便指着他们的鼻子破口大骂，甚至愤怒地将桌子掀翻在地。
有时候，看到有官员在道旁跪迎，童氏一高兴便拉开轿帘，露出大半张脸，朝着众人嫣然一笑，大声说一句：“免礼！”这一举动把官员们吓一跳，“闻者骇笑”。
弘光帝听说有这么一个童妃存在，勃然大怒，他正在南京诏选淑女，准备另寻新欢，根本没时间理会这个凭空冒出的半老徐娘，便一口咬定童氏是假冒，骂她是妖妇。
童氏一到南京，连皇帝的面都没见到，就被押入诏狱，接受审问。
童氏只好在供词中说出她的故事：“妾年三十六岁，十七岁入宫，册封之人为曹内监。时有东宫黄氏、西宫李氏……妾于崇祯十四年生一子，名金哥，啮臂为记，今在宁家庄。”
童氏一再请求与弘光帝相见：“失身之妇，无敢复生，非望上侍圣躬，但求一睹天颜，诉述情事，归死掖庭。”
弘光帝一看这供词，批驳道：“朕从前只是郡王，何来东、西二宫？”玉哥、金哥这两个皇子也是凭空捏造。
弘光帝自从当上皇帝后只顾着贪图享乐，还是头一回这么认真批示文件。
然而，童氏并没有轻言放弃，她在狱中借来笔墨，挥笔写下一篇千字长文，诉说“冤情”。
在文中，童氏将自己如何从战乱中逃脱，为弘光帝生子藏于民间的经历说得有条有理。甚至连与皇帝分别的情景也历历在目，称朱由崧出城之日“身穿青布小袄，酱色主腰，戴黑绒帽，上加一顶乌绫首帕”，仿佛亲眼所见。
弘光帝不肯“相认”，童氏只好一哭二闹三上吊，埋怨道：“从来国难蒙尘，散而复聚，离而复合，代不乏种，岂以患难流离，而夫妇恩义遂至断绝？”最后决绝地说：“臣髡发自尽，亦所甘心”。
这篇自述经过文人润色后传出高墙，可谓闻者伤心，听者落泪，后来被完整收录于《爝火录》中。
可惜并没有什么用，弘光帝仍旧认定童氏所说全是子虚乌有，于是下令锦衣卫不再给童氏吃食，将她活活饿死。
世界安静了，不，并没有。
童妃一案，疑点颇多，尽管弘光帝本人矢口否认有这么一个妃子，但众臣一时难辨真伪。
就连扶持朱由崧上位的马士英都跟别人说：“人非至情所感，谁敢冒称陛下之妃？”只是咱不知道，也不敢问。
而东林、复社的君子们都以为弘光帝喜新厌旧，抛弃糟糠之妻，才不敢相认。
为此，东林、复社大造舆论，趁机将矛头直指弘光帝。
黄宗羲、林时对、钱秉镫等人甚至以“童妃案”为由，大胆推测弘光帝朱由崧本人才是以假乱真，不然怎么会连自己老婆都不认识。
黄宗羲撰文称，弘光帝南下途中未曾验明正身，沿途的地方官员就默认他是老福王的儿子，说不定真正的朱由崧早就死了，就连南京城中的太后也是马士英从民间找来的冒牌货，根本不是老福王的原配。（《弘光实录钞》卷一）
言外之意，是马士英等人为了争夺策立之功，将一个身份不明的人扶上皇位。
实际上，弘光帝的身份毋庸置疑。
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大军攻陷洛阳，将老福王朱常洵下油锅烹杀。
朱常洵的儿子朱由崧与王府亲属、官员共209人从洛阳逃出，暂居河北。崇祯帝对堂哥很是照顾，下诏让朱由崧嗣福王之位。其间朱由崧犹如丧家之犬四处乞怜，身边有王府人员相随，若有心狸猫换太子，也根本无从下手。
后来闯王进京，朱由崧继续流浪，半路上曾向潞王朱常淓借钱，随后两人结伴一起南下。如果朱由崧是冒牌货，作为皇位竞争者的潞王肯定会第一个跳出来指认。
因此，东林、复社党人的言论不过是晚明以来党争的延续，只是为了扳倒马阮一党，根本不是为童妃案叫屈，自然也没有人关心狱中的“童妃”是死是活。
有人自称亲王、嫔妃只能算是小打小闹，而当一个“太子”在江南出现，弘光朝廷已走向毁灭的边缘。
第三案，北来太子案。
1644年十二月，从白骨露野的华北，到寒气氤氲的江南，风雨如晦，人心惶惶，一片末世景象，无数北方士人为躲避战祸而向南京逃难。
半路上，鸿胪寺少卿高梦箕的仆人穆虎偶遇一个落单的年轻人，聊得投机，遂结伴同行。
一天晚上，两人到旅店投宿，就寝时，穆虎发现这年轻人的内衣竟然织有龙纹，不由得大惊失色，问，你到底是何人？
年轻人答，我是皇太子。
穆虎原本还把年轻人当兄弟，一听对方是太子，态度来了个180度大转变，一路上悉心照顾，小心巴结。第二年开春，穆虎到了南京，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自己的主子高梦箕。
高梦箕吓得下巴差点儿掉地上。
自从李自成与清军交战，崇祯帝三个儿子就已经不知下落，清朝、南明、大顺等各方势力都在苦苦寻找。
弘光朝廷建立后，出于利益考虑，只好默认三个皇子已死于乱军之中。弘光帝正式下诏，“谥太子慈烺曰献愍，永王慈焕曰悼，定王慈灿曰哀”，借此安定民心，稳定社会秩序。
如今无端冒出一个太子，危及弘光帝位的合法性，这不唯恐天下不乱吗？高梦箕立刻密报弘光帝，暗地里又把“太子”送到苏杭一带以掩人耳目，并暗中保护起来。
“太子”到了苏杭，丝毫不知收敛，整天招摇过市，元宵夜出门观灯，在人群中高调现身，巴不得让天下人都知道他是崇祯太子。
弘光帝知道此事，心情十分复杂，既不可能置之不理，更不可能把皇位让出来，提笔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两名宦官，让他们将“太子”带到南京。
两个太监见到“太子”后，递上弘光帝的亲笔信。“太子”看完后，竟说：“迎我进京，让皇帝与我坐否？”
两个太监也不知弘光帝作何打算，只好说：“此事奴才不知。”随后便与“太子”回南京。
两天后，一行人乘船到杭州，利欲熏心的当地官员都知道北来太子一事，以为弘光帝要让位，纷纷前往拜谒。江南一带的百姓为之一振，都传言太子在乱军中逃出生天，现在要来南京了。
“太子”到了南京，弘光帝心里也没底，就先派从北京逃出、曾经在东宫侍奉太子的张、王两太监前去察看虚实。不承想，两人一见到“太子”就抱头痛哭，似乎“太子”并非假冒。
事情发展到这地步，弘光帝十分尴尬。两个太监一回来，就被弘光帝下令活活打死，“太子”也被暂时囚禁，听候发落。这下城中群众议论纷纷，怀疑弘光帝要杀人灭口。
东林、复社一派抓住把柄，自然不肯善罢甘休。于是，他们四处煽风点火，痛骂朱由崧昏庸无能、帝位不正，指责马士英结党营私、专横弄权，为北来太子鸣不平。
经过东林、复社这一煽动，上到文臣武将，下到黎民百姓，都以为“太子”是真。
就连掌握江北兵权、“四镇”之一的黄得功，也上疏道：“东宫未必假冒，各官逢迎。不知的系何人辨明，何人定为奸伪？先帝之子，即陛下之子，未有不明不白付之刑狱，混然雷同，将人臣之义谓何！”
弘光帝慌了，只好于当年三月进行会审，请诸位大臣来辨太子真假。
1645年，三月初六，弘光朝廷会审“太子”。官员将北京皇宫地图摆在“太子”面前，让其辨认。
“太子”看一眼，立马说，这不是皇宫嘛！官员指向东宫，他说：“这是我住的地方。”指向坤宁宫，他又说，此我娘娘所居。
马士英心里咯噔一下，尽管他已推测太子死于李自成或者清军之手，但为谨慎起见，还是不敢妄加猜测，便请原为太子日讲官的方拱乾前来进行辨认。
马士英已想好对策，如果“太子”为假，就依法治罪，如果是真，就将其软禁于深宫中，以免为他人所利用。
两天后，方拱乾一来，“太子”便直呼：“此方先生也。”众人大惊，方拱乾因多年未曾见过太子，也不敢辨认真假。
这时，大学士王铎站了出来，对“太子”说：“你认得我吗？”王铎曾在东宫当过三年教官，也是太子的老熟人。
“太子”蒙了，说：“不认识。”
王铎再问：“你在何处听臣讲书？”
“太子”答：“文华殿。”事实上，应为端敬殿。
王铎继续追问：“案几之上，平时放置何物？”
“太子”答不上来，顷刻间脸色大变，汗水涔涔，似乎原形毕露。过一会儿竟跪下大哭，坦白道：“小人是驸马王昺的侄孙王之明，因受人教唆，才冒充太子，本只想向地方官员敲诈些钱财。”
随后，曾给太子讲学的刘正宗、李景濂和曾经的东宫伴读太监丘执中纷纷认定他是假冒，并称此人长相与太子不符。
真相似乎已经水落石出，不过是无赖行骗。
弘光帝也假惺惺地和众臣说：“先帝与朕，初无嫌怨。朕岂能因贪图天下，而残害他的子嗣。我大明的天下，绝对不可以让这异姓顽童来捣乱。”
但奇怪的是，弘光帝并没有马上处死这个异姓顽童“王之明”，而北来太子一案，将为弘光朝廷引发一场灾难。
镇守武昌的左良玉拥兵自重，平日与东林党人相善，对马、阮一党把持的弘光朝廷早已心怀不满。
太子案发后，左良玉一直静观其变。听闻“太子”被囚，早就图谋造反的左良玉拍案而起，自称有太子手谕，以“清君侧”为名起兵，进京讨伐马士英，掀起了弘光朝最大的一场内乱。
左良玉的大军浩浩荡荡沿江而下，从汉口一直打到九江。
当地官员袁继咸眉头一皱，发现事情没有那么简单，于是前往拜见左良玉，苦劝他放下屠刀：“左将军说有太子手谕，可否告诉在下是谁送给您的？况且先帝旧恩不能忘，今上之恩也不可忘啊！”
左良玉沉默不语，也不肯罢兵。袁继咸只好亲自下跪，请左良玉手下诸将爱惜百姓，不要肆意杀戮，并反复劝说：“作为臣子，干出‘兵谏’这事儿，道义上总归是落了下风。”他希望左良玉好自为之。
左良玉为之动容，态度缓和了许多，将檄文中的“清君侧”改为“请清君侧”。
可是，大军攻下九江后，左良玉的部下蜂拥而入，烧杀劫掠，早已将袁继咸的话抛之脑后。左良玉眼看着九江城内燃起熊熊大火，自知辜负了老好人袁继咸，捶胸顿足大呼：“我负袁公！”
左良玉本就患有重病，一时急火攻心，竟然吐血数升，病死了。
在左良玉兴兵的同时，清军也开始大举进攻，攻打扬州、泗州、徐州等地，不日便兵临南京城下。左良玉的叛乱使弘光朝廷不得不双线作战，更加速了其灭亡。
南京城破之际，弘光帝以百米冲刺的速度撒腿就跑。弘光帝一跑，就有一群乱民劫狱，把“太子”王之明救出来，给他披上龙袍，立为皇帝。
还好担任南京守备的赵之龙立场坚定，果断制止，皇帝刚跑路，你们就另立新君，成何体统。然后，他就和钱谦益、王铎等人向清朝豫亲王多铎献城投降了。
至于弘光帝，走到半路被人押回来，献给清军。一路上，弘光帝身着便服，坐在小轿内，路边的老百姓听说是他，纷纷夹道唾骂，甚至投以瓦砾石头。
多铎有几分黑色幽默，擒获弘光帝后，他故意摆下宴席，请弘光帝和“太子”赴宴。
酒席中，多铎让“太子”坐在弘光帝之上，并当面指责弘光帝：“崇祯太子大老远逃难至此，你不让位，还将其下狱囚禁，于心何忍？”
弘光帝无话可说。之后，他被清军押送到北京处决。
真假难辨的“太子”也被一并处死。在南京城，他是清朝权贵口中的“真太子”，到了北京，他就没有任何利用价值。
至于他到底是王之明还是崇祯太子，清廷根本就不在乎。
假作真时真亦假，三出滑稽戏，唱响弘光朝廷的挽歌。
唯一的真实，是大明王朝面对神州陆沉的现实，已然回天乏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