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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秘密渠道，一本空白的账册被呈递到了明太祖朱元璋的案前。
龙颜震怒。明初四大案之一的“空印案”，爆发了。
这是一本由地方官员上报给户部核算缴纳钱粮的账册。
按照明朝初年的制度，朝廷实施的是实物税款缴纳，也就是由地方呈缴粮食至户部。为防止地方官员贪污，朱元璋特别规定，地方缴纳钱粮时，除需派员监督运粮，还需提前准备好记录钱粮收支的账册。
朱元璋的设想是，账册上白纸黑字，县、府、省、部，一级一级往上解送粮食，一级一级核对数目，就可以避免粮食从县级到中央这一路上各个环节可能出现的克扣、贪污、倒卖等违法行为。
但眼下，呈到朱元璋面前的账册，怪就怪在只见地方政府的印章，却未填报解送粮食的数目。
这让朱元璋感到惊心，如果负责押粮的官员来个“中间商赚差价”，少报少填，那岂不可以瞒天过海？
盛怒之下，他立即派人彻查此事，并要求将前来京师缴纳税粮的地方官员全部控制起来。
不查不知道，一查吓一跳。
经过查询与搜证，办案官员总结汇报了空印案详情：除了这一本空白账册外，其他前来缴纳钱粮的官员手里多半拿的也是这种空白账册。更要命的是，户部官员对此早就习以为常，拿着空账册核对钱粮，补填数据。这俨然就是大明官场人人默认的“潜规则”。
一向对官员贪污深恶痛绝的朱元璋，哪里还管什么青红皂白，当即下令将主管大印的各地政府“一把手”处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军。
咔咔一顿操作，无数地方官员人头落地。
对于朱元璋雷厉风行的“一刀切”判决，朝廷大员看在眼里，却不敢多说半句话。因为，他们太清楚朱元璋的脾气和手段了。
但事情总有例外。
就在大家以为此事即将尘埃落定时，钦天监突然来报：天有异象！
帝制时代，若出现天象异常，一般会认为是天降祥瑞，或者相反，天降横祸。但无论是好是坏，都被认为与当朝天子的行为品性有直接关系。所以，但凡被解读为天降横祸，号称“天子”的皇帝大多会采取“罪己”的处理方式，向治下臣民表露皇帝本人的认错态度。
天有异象之前，朱元璋刚好大开杀戒，这很难不让人联想到上天的警示与惩罚。
接到钦天监的奏报后，朱元璋随即颁诏天下，要求各方直言其施政过失，力求弥补。
与皇帝本人“万方有罪，罪在朕躬”的表态相对应，朝廷百官其实更清楚当中暗含的“天子无错，错在百官”的深意。朱元璋要求各方直言施政弊病，官员们更加惶恐了，无人敢指出实际问题，全是“陛下唯一的缺点就是太不爱惜自己的身体了”。
可事情总有例外。
就在大家以为这件事就此画上句号时，朱元璋却收到了一封来自民间的“申冤信”。
给朱元璋写信的，是一个名叫郑士利的秀才。他哥哥郑士元此前刚受空印案牵连，被罢职下狱。
郑士元曾任监察御史，后转任地方刑司官员，为人刚正不阿，清正廉洁。民间盛赞他惩治贪腐，除暴安民，传说中他法办了朱元璋的“皇侄”朱桓。
民间传说中，朱桓的父亲朱六九在朱元璋成名前，曾对其有救命之恩。朱元璋称帝后，便将朱六九之子朱桓养于身边，视若己出。仗着老朱的宠爱以及突如其来的地位上升，朱桓逐渐变得骄横跋扈，强抢民女，奸淫掳掠，无恶不作，百姓敢怒不敢言。
恰在朱桓张狂之时，奉命巡查地方的监察御史郑士元，将其罪证整理呈递朱元璋，并恳请陛下依法办事，以正朝纲。
面对朱桓铁一般的犯罪事实，朱元璋知道其罪滔天，无得赎免，可朱六九毕竟对自己有过救命之恩，故而颇难定夺。然而，郑士元不依不饶，甚至不惜激言顶撞朱元璋，请陛下直接给朱桓一伙颁发免死铁券算了，这样他们就能坏事干尽，还能享受罪刑豁免权。
郑士元的讥讽，彻底激怒了朱元璋。他当即下令斩了这个倨傲不恭的官员，却不料，当刑罚加身时，郑士元面不改色，从容不迫。
好在，最终故事逆转，因为太子朱标从旁劝谏，朱桓得到应有的惩罚，而郑士元作为有功之臣，大获表彰。
尽管此事为民间艺术创作，但从中可以看出郑士元的官品与人格。朱元璋对郑士元肯定也是相当了解的，就在空印案东窗事发前不久，他才下旨褒奖郑士元为官“勇于谏言扬善”，将其升调为湖广按察使司佥事。
所以，郑士利上书为郑士元喊冤，朱元璋格外重视。
万万没想到，看完郑士利洋洋洒洒数千字的申冤信后，朱元璋差点儿气爆血管。
郑士利在里面首先声明，自己选择此刻上书，完全是为了避免“假公言私”。作为陛下最忠实的臣民，他认为，明太祖朱元璋对空印案的处罚过于苛刻，且毫无法律依据。
接着，郑士利列举了几条关于空印案的事实来佐证自己的说法：
其一，明初的法律规定，交付户部的账册一律盖有骑缝章，非一纸一印可比，就算不慎被人捡了去，那一张纸才半个印，想用来弄虚作假扰乱帝国经济，那是行不通的。
其二，上缴户部的钱谷之数，一般都得经过县、府、省、部多级审核。这些都是人力为之，必有损耗。即便大家工作勤恳，保证钱粮在运输途中完好无损，但人亦非圣贤，写错、漏写钱粮之数也并非毫无可能。而数字一错，就需要退回，重新层层核验。州府下县衙，尚且好办，若到了户部才出问题，打回原地重审，这得耗费多少人力、物力和时间成本！
大明疆土辽阔，地方官员进京一次少则走一两千里，多则六七千里路程也是常有的事。这时，大部分税收都是征收实物，百姓缴纳钱粮，通过地方衙门，以保、里、村、庄等单位自行收取，再送到相应的上级行政单位，之后再押运粮食至京，由户部核准数额后，分发到各卫所、驻军、藩王府等。
输纳钱粮的中间环节过多，最易出现纰漏。而钱粮数目一旦出错，就得打哪来回哪去，实在很影响朝廷政务的运转。因此，官员们才发明了这种盖好了章、待官员押粮赴京后再填写的“空印”账册。
其三，即便大明全体涉案官员均有为政过失，应予治罪，那也必须做到有法可依，走查证和审判程序。不能陛下一时兴起，就直接给众官员头上扣帽子，让满朝文武胆寒。
其四，国家培养人才不容易，陛下直接将地方政府的“一把手”全杀了，将其他涉案的各职司官员全部下狱，这种做法实在欠缺考量。这些被贬杀的官员，很多都是民间公认的清官、好官。他们或许是受官场潜规则胁迫，不得不为。如今全成了陛下眼中的不法之徒，臣深为陛下惋惜。
可以说，郑士利列举的四条事实有理有据。
朱元璋“一刀切”的执法，确实会将迈入正轨的大明行政系统重新打入混乱的状态。更何况，在这些被贬杀的官员中，除了郑士元，还有如方孝孺之父、时任济宁知府的方克勤等被当地百姓称为“我民父母”的良吏。
郑士利深知，这封书信递上去后，以朱元璋的性格自己必难逃一死。但若能以他一人之命，换得天下秩序安然，他亦死而无憾。
但事与愿违，郑士利的肺腑之言，并没能救下那批即将死于皇帝屠刀下的冤魂。而郑士利则被褫夺功名，连同他刚刚放出来几天的哥哥郑士元一起，被送去海边当劳改犯。
郑士利的说辞可谓十分合乎国情了，为什么明太祖朱元璋仍一意孤行呢？
众所周知，朱元璋是个苦出身。年纪轻轻就因家里遭灾，父母双亡，被迫跑到寺庙化缘当和尚。后因机缘巧合，才得以参加元末红巾军起义，攻伐天下，强势逆袭为一朝天子。
即便已经贵为帝王，他对儿时的经历依然耿耿于怀。
而让朱元璋等天下英豪群起反元的根本诱因，就是无官不贪，导致底层百姓吃不饱。
史料记载，元朝末年，吏治贪腐烂到了根。从元朝蒙古贵族高层以下，官员皆贪。为了问人拿钱，他们巧设缴税名目，多征赋税，几乎涉及底层百姓的方方面面。
尽管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但元末的歪风邪气在明初的官场上仍时刻弥散，令人触目惊心。
统计数字显示，明洪武年间民间“盗贼”颇多，光是有明确记录前因后果的“盗贼”事件就达180多起。而这些被迫反政府的“盗贼”，几乎全都是被明初各级衙门官员监守自盗、卫所守御部队扰民等腐败行为逼出来的。
对此，朱元璋极度愤怒。他曾说：“朕昔在民间时，见州县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默然，心实怒之。”
他也曾颁下严旨要求：“但遇官吏纛害吾民者，罪在不恕！”
由此可见，朱元璋与贪墨庸官不共戴天。
空印案本身虽是国家税收制度引发的案件，但究其根源，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官员为图自身便利，钻法律的空子，在朱元璋看来，岂能没有官吏纛害百姓之嫌？
朱元璋始终不愿意割舍与百姓阶层的联系。在帝制时代，皇帝、士大夫、百姓层级分明。作为金字塔最顶层的皇帝，都会对这群被定义为“臣民”的下级恩威并施，以延续皇权的至高无上。
不过，朱元璋有所不同。
作为一位连续跨越两个阶层的皇帝，朱元璋始终认为“民者，国之本也”。无论如何，在大明王朝治下，百姓是万万不可得罪的。为此，他还专门为这条准则披上了一层“天命论”的外衣，强调“天之爱民，故立之君以治之，君能妥安生民，则可以保天眷”。
所以，当君与民相连成一体时，受罪的便只能是以“士大夫”为首的官员阶层。空印案重典治吏，牵连面广，在所难免。
尽管空印案在明初政坛引起了轩然大波，但与并列明初四大案的胡惟庸案、蓝玉案、郭桓案相比，它最多只能算是朱元璋在大开杀戮前的一次“小试牛刀”。
关于空印案的案发时间以及涉案人数，史学界至今仍存在多种不同说法。
在案发时间上，翦伯赞、孟森等一批历史学家支持“洪武九年（1376）案发”一说。依据是，明初著名学者方孝孺曾在自己的著作《逊志斋集》中提及其父方克勤与空印案的联系。
据方孝孺自述，其父是洪武八年（1375）在山东济宁知府任上遭下属诬陷，被朝廷贬谪去江浦劳作。本来按朝廷的判处，方克勤劳教满一年即可回家。结果，“会印章事起，吏又诬及，（洪武）九年十月二十四遂卒于京师”。
这段记述，方孝孺很明确地指出空印案案发时间在洪武九年前后。
在《逊志斋集》中，方孝孺还特别收录了郑士利、叶伯巨等人劝谏朱元璋的事迹。其中，关于空印案的发生情形，方孝孺写道：“洪武九年，天下考校，钱粮策书空印事起，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狱，狱凡数百人。”
不过，吴晗等历史学家则认为，空印案起于洪武十五年（1382），且只是“郭桓案”的前奏，两案理应并为一案看待。《明史》中记载“郭桓案”时提到“先是（洪武）十五年空印事发”，即是此事实的最好佐证。
应该承认，历史学家的求真与探索精神值得后人学习。
但若从明初四大案相互独立的角度考量，“洪武九年说”显然比“洪武十五年说”更贴近于历史事实走向。
因为，无论是《明史》还是当时人留下的史籍，提及空印案时，都绕不开一个小人物——方徵。
在人才济济的明初官场上，方徵名不见经传，但无碍于他在空印案案发前后的突出表现。
史料记载，方徵在空印案案发后，也曾借天有异象上疏朱元璋，辩驳其处理案件不当。在这封奏折中，方徵写道：“去年各行省官吏以用空印罹重罪，而河南参政安然、山东参政朱芾俱有空印，反迁布政使，何以示劝惩？”
按方徵的意思，空印案是他上疏之前一年的事。
随后，方徵在空印案审结后，即被发往沁阳任驿丞。后来，又因犯他事于洪武十三年（1380）被逮回京师处死。据此，可知空印案一定发生在洪武十三年之前，而不可能是洪武十五年。
另外，洪武年间星象异常频发的年份并不多，其中较为集中的仅有洪武八年、九年前后。诸如《明实录》《明史》等官修史籍皆言：“洪武九年六月，金星犯毕右股北第一星，七月初一日食。”“钦天监上报，七月火星犯上将，八月金星又犯。”
因此，空印案发生时间大抵在洪武八年、九年前后。
至于空印案爆发后，受惩处牵连的官员到底是“数百计”“数十百计”抑或是“数万计”则要看人们对此事的理解了。
一桩案件的审结，仅代表其在一定阶段内有了一个明确的处理结果，并不意味着案件的结束。特别是在空印案这种涉及大明全体在职官员，且仅有皇帝一名裁决人的政治案件上，审结远远没有结束。
制度的补充与完善，也并非一次案件审结即可完成。
因此，留给官员“顶风作案”以及皇帝“趁势株连”的机会持续并存。而历史多为事后之人所录，数据及年份的偏差，并不奇怪。
可怕的是，空印案审结之后，朱元璋最担心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洪武十八年（1385），明初四大案之一“郭桓案”爆发。户部侍郎郭桓串通各省官吏作弊，盗卖官粮，涉及田租约占当年明朝全年税收的八成以上。
尽管此前这批官员在空印案中或多或少受到牵连，但所有人似乎都好了伤疤忘了疼，在此后的数年间，大捞特捞，直至案发，被朱元璋屠刀相向。
站在维护朝政清明的角度，朱元璋只能将这群恶官枭首，以儆效尤。
但从另外的角度分析，造成官员不计恶果、反复贪污的根源，恰恰是朱元璋埋下的。
明朝俸禄之低，历朝罕见。明初正七品的县令，年俸禄仅84石大米，折合成月俸也不过7石。这点粮食，养活自己一家人还行。
可明朝的文官，大多是通过科举文章录取而做官的，从政经验几乎为零。地方官员为处理各类政务，需要在衙门属员之外扩充自己的“智囊团”。低俸禄加上要自掏腰包养团队，这就逼迫地方官只能另想法子“来钱”了。大明官场贪墨之风横行，与此不无关系。
官员的死活，朱元璋不在意；但百姓的死活，是他在意的，也是最真真切切的社会现象，关乎王朝存亡。民不聊生，他不能忍，但官不聊生，或许正合其意。对此，后人又该如何评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