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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不饶人，作为一代名将，李广变得越来越焦虑。
他找到一个名叫王朔的巫师倾诉，说自大汉与匈奴交战以来，我李广就领兵打仗，那些平庸之辈以及我的十多个部下都已经封侯了，只有我不能封侯，这是为什么？
王朔问道：“你有没有做过让自己特别后悔的事？”
李广想了想说，在担任陇西太守期间，自己曾不守信用杀了800多名已投降的羌人。
王朔说，杀降最犯克，这就是你命中不能封侯的原因啊。
作为西汉对匈战争中名气最大的将领之一，李广经历了太多令世人同情的厄运。而他的家族，整整三代人都无法走出悲情的宿命。
那些驱散不去的厄运，李广及其子孙在世时就无法解释，只能承受。如果“命中注定”的说法能够给这个家族些许安慰，那么，王朔的解释也值得回味吧。
元狩四年（前119），以卫青为大将军、霍去病为骠骑将军的汉朝大军进攻匈奴。
汉武帝以年老为由不让李广随军出征，经过李广多次申请，汉武帝才勉强同意封他为前将军。但汉武帝私下告诉卫青，若要擒拿单于，不要让李广冲在前面，他的年龄太大，命数又不好，不是吉利之兆。
汉军很快获悉了匈奴单于居所的位置。遵照汉武帝的意思，总指挥官卫青不让年老的李广对阵单于，而是让李广从前锋位置撤回，并入右路军，配合中路军作战。同时，卫青有意让曾救过自己性命的好友公孙敖建功立业，命其率领精锐部队去捉拿单于。李广再次表明他愿与单于拼死决战，但遭到卫青的拒绝，于是只得愤愤不平地按照军令行动。
在战斗过程中，由于没有向导，李广的军队居然迷路了，耽误了与卫青会合的时间，导致中路军在交战中无法击溃并俘获单于。
战后，卫青要向汉武帝报告战果，便派人询问李广延误战机的原因，李广不做答复。卫青又派人继续追问此事，要求李广提交一份书面报告进行说明。这下彻底把李广激怒了，他说：“我与匈奴交战七十余次。今日有幸跟随大将军出征战单于，可大将军却让我绕远迂回，道路不熟，以致迷失了方向，这难道不是天意吗？我李广已经60多岁，再也不愿意让那些刀笔吏们来审判我而蒙羞了。”
说完，他拔剑自刎。
根据司马迁《史记》的记载，李广自杀后，全军上下恸哭，百姓闻之，无论老幼皆为之落泪。
李广，陇西成纪人，祖上是秦国名将李信。史书说他习得世传弓法，射得一手好箭。
但李广最好的年华恰逢汉朝对匈奴采取战略防御时期，一代名将难显身手。汉文帝曾对李广说：“可惜你生不逢时啊，如果在高帝（刘邦）时代，凭你的战功，封个万户侯还不是轻而易举？”
汉景帝时期，有一次，李广亲率百名骑兵去追杀三名匈奴射雕手，刚完事儿，匈奴的数千骑兵赶到。匈奴人见到李广的小部队，以为是汉军诱敌的疑兵，立刻上山摆开阵势。李广的手下十分害怕，都想掉转马头往回奔，但被李广及时制止了。
李广说：“吾去大军数十里，今如此以百骑走，匈奴追射我立尽。今我留，匈奴必以我为大军之诱，必不敢击我。”
李广命令所有的骑兵向前，一直走到离匈奴阵地不到二里路的地方才停下来，然后又下令道：“皆下马解鞍。”
他手下的骑兵大惑不解，敌人这么多，又离得这么近，我们都下马解鞍，万一他们发起进攻，想跑都跑不了了。李广坚定地说，我们越放松，敌人就越相信我们是诱敌的疑兵，越不敢动我们。
匈奴骑兵果真不敢贸然进攻。
这时，一名骑白马的匈奴将领出阵来，李广骑上马，带十几个骑兵，射杀了白马将，然后重回到他的队里，卸下马鞍。他命士兵都放开马匹，睡在地上。
天色渐晚，匈奴骑兵始终觉得他们可疑，不敢前来攻击。到了半夜时分，匈奴担心汉军伏兵乘夜发动袭击，便引兵而去。第二天一早，李广有惊无险地带着他的百名骑兵回到了大部队。
汉武帝时，李广曾任右北平太守，匈奴人惧怕他，不敢进犯，还给他起了个绰号“飞将军”。唐诗名句“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说的就是李广的威慑力。
这样一个有胆有识的名将，终其一生，二千石俸禄官做了40多年，就是未能再进一步。历史上，自司马迁起就有“李广难封”的慨叹。“何知七十战，白首未封侯”，尽管李广获得了后世的广泛同情，但他的经历作为一个历史的命题，我们可以冷静探讨一下。
关于李广一生不得封侯的原因，历史上有不同的说法。
一种观点认为，根本原因是李广的军功不够。虽然他个人勇武，射箭一流，是个典型的个人英雄主义者，但在汉匈对抗的大背景下，朝廷更加重视将领的带兵谋略与统筹能力，这恰恰是李广的缺陷。这也最终导致其在汉武帝时期的五次对匈战争中要么战败被俘（后逃脱），要么无功而返，要么功过相抵，始终难以取得足够封侯的战绩。
另一种观点则认为，是汉武帝的偏见与卫青的压制，导致李广没有收获战功的空间。
汉武帝重用的名将如卫青、霍去病、李广利等，基本都是外戚出身。与汉武帝非亲非故又不善言辞的李广，名声虽大，却从未得到朝廷的真正重用。每次带兵不过几千人，大大限制了他的能力。最后一次出战，还是在他本人力请之后才获准。汉武帝刚答应李广为汉军的前将军，转身就对总指挥官卫青说，不能让李广作战。可见，汉武帝对李广确实有颇多的忌讳。
李广的自杀换来了后世的同情，但现实的影响却是，李氏家族面临没落。
他生前对手下士卒很不错，“得赏赐辄分其麾下，饮食与士共之”。他家无余财，死前“终不言家产事”。他的口碑很好，人们说他“天下无双”。他为人木讷，不善言辞，闲暇就只射箭和喝酒，司马迁在《史记》中形容他“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推崇他的人格感召力。
但他的家族却厄运连连。
李广有三个儿子。老大李当户在汉武帝身边做官，有一次汉武帝和他的男宠韩嫣在一起，韩嫣言行放肆，李当户看不惯，便起身追打韩嫣。汉武帝从此认为李当户是个勇士，可惜李当户很早就去世了。老二李椒曾任代郡太守，不过也很早就去世。
李广自杀时，他的小儿子李敢是骠骑将军霍去病麾下的一名校尉。李敢追随霍去病讨伐匈奴左贤王，奋勇杀敌，夺得左贤王的令鼓、令旗，获得汉武帝赐爵关内侯。但父亲之死对李敢的刺激很大，他一直在寻找机会为父报仇。
李敢后来射伤了大将军卫青，卫青没有声张，隐瞒了此事。但一次李敢和霍去病一起护卫汉武帝去打猎，霍去病想替舅舅卫青报一箭之仇，就趁机射杀了李敢。汉武帝包庇霍去病，对外声称李敢是在打猎时被一只鹿撞死了。
李广还有个族弟李蔡，曾随卫青出击匈奴右贤王，有功，封为乐安侯。后来他官至丞相，在朝廷上混得风生水起。但在李广死后，厄运也缠上了他。李广死后第二年，汉武帝以李蔡侵占汉景帝墓地的罪名，下令逮捕了他，李蔡不愿意接受审讯，效法他的哥哥自杀了。
当李广家族的第三代代表人物李陵走上历史舞台时，这个家族实际上已经衰落了。
李陵是个遗腹子，出生时父亲李当户已去世。
毕竟出身名将之家，他跟祖父李广一样擅长射箭，长大后任建章宫护卫队长。后来，汉武帝封他为骑都尉，率领一支5000人的军队，在张掖、酒泉一带巡防。
天汉二年（前99），贰师将军李广利奉命率领3万骑兵从酒泉出发，讨伐匈奴右贤王。汉武帝命李陵作为辎重部队的指挥官，配合作战。
祖父李广的宿命这时在李陵身上重演了——李陵血气方刚，不愿意承担后勤工作，希望直接加入战斗。他求见汉武帝，表示愿意率领5000步兵插入敌阵，以分散匈奴骑兵的优势兵力，减轻贰师将军的压力。
汉武帝的态度很明确：实在没有更多的骑兵派给你了。李陵却自信满满：“用不着骑兵，臣愿以少击多，5000步兵就能直捣匈奴王廷。”
以步兵对抗骑兵，这是典型的找死，但李陵愿意放手一搏。汉武帝最后看不过去，决定让强弩都尉路博德率兵接应李陵兵马。路博德是老将，接到任务要他去充当配角，心里十分不爽，于是上奏汉武帝说，如今正值秋季，匈奴马肥兵强，不如等开春后再出兵攻打浚稽山（今蒙古国境内阿尔泰山脉中段）。
汉武帝接到奏章后大怒，他以为是李陵后悔了不愿出战，因而教唆路博德出面上书。于是他直接给李陵下诏，要求李陵务必在九月发兵，并警告李陵：“你和路博德说过什么，到时回来给我解释清楚。”
于是，李陵率领他的5000步兵，越过居延要塞北行，开启了他的悲情之旅。
起初行军很顺利，直到李陵军在浚稽山遭遇了单于的大部队，3万多匈奴骑兵将他们包围在两山之间。
大战开始。匈奴骑兵见汉军人数不多，直扑汉军营寨。李陵不慌不忙，指挥若定，“引士出营外为陈，前行持戟盾，后行持弓弩”，并下令“闻鼓声而纵，闻金声而止”。一下子千弩俱发，匈奴人一个个应弦而倒，李陵第一回合就杀死匈奴兵数千人。
匈奴单于被震住了，立马再召集8万骑兵围攻李陵。面对悬殊的兵力，李陵率军以一当十，又杀死3000多匈奴兵。随后边战边退，转战了四五日，又杀敌数千。
当李陵率军退入一处山谷后，他从一名匈奴俘虏口中得到了一个重要情报——匈奴人认为这几千汉军是“诱饵”，山谷一战将是最后一战，这里离汉朝边塞不远，匈奴人如果不能取胜，就得撤回去了。
也就是说，只要李陵打赢这最后一战，他的部队就安全了。
根据班固《汉书》记载，这是一场极其艰难和悲壮的战斗，人数处于极度劣势的李陵军“战一日数十合”，犹再“伤杀虏二千余人”。
就在单于被打得没脾气准备撤退的时候，厄运降临了。李陵军中一个叫管敢的人因为不堪忍受校尉的侮辱，竟然在这关键时刻投奔了匈奴，并向匈奴人透露了李陵的底牌：“李陵并无后援，箭也用完了，现在只有李陵和成安侯韩延年各率800人前行。如出动精锐骑兵追击，一定可以歼灭他们。”
这一次，李陵军的所有退路都被截断了。他们拼死朝着南方突围，箭用完了，就把战车的车辐砍下来，拿在手里当武器。
最后，李陵军矢尽车毁，受困峡谷。匈奴人从山上滚下巨石，李陵军死伤甚多，陷入绝境。史家班固写下了李陵走向末路的经过：
（黄）昏后，（李）陵便衣独步出营，止左右：“毋随我，丈夫一取单于耳！”良久，陵还，太息曰：“兵败，死矣！”……于是尽斩旌旗，及珍宝埋地中，陵叹曰：“复得数十矢，足以脱矣！今无兵复战，天明坐受缚矣！各鸟兽散，犹有得脱归报天子者。”……陵与韩延年俱上马，壮士从者十余人，虏骑数千追之，韩延年战死，陵曰：“无面目报陛下！”遂降。
对于李陵来说，这就是命，从祖父一辈就缠绕这个家族的宿命。所不同的是，他的祖父在绝望后选择了自杀，而他在绝望后选择了投降。
也许是年龄的差异，使祖孙两人做出了不同的抉择——李广在一生最后一战中迷路失责，时年已经60多岁，对于命数只有叹息和接受；而李陵此时才35岁左右，血气方刚，并不甘心就此服输，保住性命或许还有其他的可能性。正如司马迁后来为李陵辩护所说，他不死，是想找机会重新效忠大汉。
可是，这条路最终也被堵死了。
投降之后，在偏远的荒漠之中，李陵开始了另一段悲怆的生命旅程。
没有人宽容他。在当时的汉朝朝廷上，此人已是“声颓身丧”，人人得而唾骂之。你可以战败，但必须战死，这是一代大帝的底线。战败而降，显然拂了皇帝的面子。
在汉武帝发动的声讨李陵投降的运动中，只有与李陵并无深交的司马迁站出来替他说话。
司马迁说，李陵为人诚实，时刻准备救国家于危急，有“国士之风”；率5000步兵抗衡单于8万大军，战斗惨烈，虽败犹荣；他虽然投降了，但可能是假降，终有一天“宜欲得当以报汉也”。
司马迁的声音是微弱的，而他付出的代价是巨大的。汉武帝对司马迁不合时宜地为一个投降将领说话，表现得十分恼怒，甚至联想到司马迁可能是通过抬高李陵来贬低自己宠姬李夫人的哥哥、贰师将军李广利，遂下令判处司马迁斩刑。根据当时的法律，司马迁若不想死，只能拿钱赎罪、被贬为庶人，或者选择宫刑。
可怜一贫如洗的司马迁，最终选择了被阉割，忍辱一生。
千百年来，一个个精致的利己主义者，站在道德制高点讨伐投降者，骂爽了，仿佛自己也就成了忠义之士。可这铺天盖地、貌似正义的讨伐之声，不过是为了迎合和讨好统治者罢了，哪有什么骨气和忠义可言？司马迁早就看穿了这场朝堂上的游戏，尽管他自认没有勇气，但还是凭良心说出了真相。这才是值得敬佩的。
事情过去一年后，反复无常的汉武帝终于冷静了，他派公孙敖领兵深入匈奴腹地，设法营救李陵。
这对于投降后“忽忽如狂，自痛负汉”的李陵来说，原本是一个解脱的好机会，可是，命运又跟他开了个大大的玩笑——他压根儿不知道汉武帝派人营救自己的事儿。公孙敖根本没有联系到李陵，只是抓住一个匈奴人，听说李陵正在为单于训练军队，就返回报告汉武帝了。
听完公孙敖的汇报，汉武帝直接下令将李陵的母亲、妻子和子女全部诛杀。
灭族，彻底断绝了李陵回归汉朝的最后一丝可能性。这个消息如同五雷轰顶，刺激着李陵重新反思，对这样一个酷虐的帝王尽忠，到底有没有必要，值不值得？
后来，汉朝使者到匈奴，李陵质问：“我曾率5000步兵纵横匈奴之地，因得不到救援而失败，究竟有何愧对汉朝之处而要诛灭我全家？”
汉朝使者回答：“汉天子听说你在为匈奴练兵。”
李陵说：“帮匈奴练兵的人是李绪（另一个投降匈奴的汉人），不是我啊！”
可惜，悲剧已经铸成，操弄生杀予夺之权的汉武帝是永远不会知道这背后的信息传递错误的。
按照宿命的观点，李陵的悲剧，在祖父的时代已经埋下了种子。
汉武帝是一个有雄才大略的帝王，他的所作所为造就了中华民族的底色。但是，回到历史的现场，不难发现光鲜的背后总有残暴的真相。
帝国的高压将名将家族推向战争一线，他们可以凭此斩获功名，振兴家族，但也可能在一场败仗之后，掉入厄运的黑洞，致使整个家族遭到监押或斩首。尤其是汉武帝晚年，杀功臣，杀败将，大肆株连，让很多为国尽忠之人胆战心惊，心灰意冷。
李陵就对汉武帝的酷虐有颇多非议，在受单于之命去劝降苏武时，他这样说：“不久前，令兄苏嘉侍奉皇帝，在行宫门屏处扶皇帝下车，不小心将车辕撞到柱子上折断了，就被认为对皇帝大不敬，最后只好伏剑自刎。令弟苏贤因底下人与驸马争船，淹死驸马后逃走，皇帝下令令弟捉拿凶手，令弟抓不到凶手惶恐中服毒自尽……至于他们的孩子，生死未知。”
在暴君治下过日子，苏武家族的遭遇跟李陵家族几乎如出一辙。讲完，李陵开始说自己：“我刚投降匈奴时，常常像发疯一样，觉得自己愧对汉朝，痛苦不堪……当今皇上年岁已高，朝令夕改，大臣无缘无故被诛灭者达十多家。在汉朝，自身安危都无法保证，还谈何忠君保节呢？”
作为汉朝使节，苏武在李陵投降匈奴的前一年就遭到匈奴人扣押。匈奴单于费了很大精力逼迫苏武投降，但多年来，苏武始终宁死不屈。对于李陵批评汉武帝的说辞，苏武坚持认为，君臣如同父子，不应谈论对错。
多年后，因汉朝与匈奴重新缔结和亲关系，在极寒边地守节19年的苏武终于获准归汉。李陵亲自为苏武饯行。
酒宴上，李陵怅然泪下：“我李陵虽然怯懦，如果汉朝当初能宽容我，我一定伺机为汉朝建立功业，这是我至死都不敢忘记的。但是，汉朝诛灭了我全家，我还有什么要顾全的呢？”
“异域之人，壹别长绝，”以后再无见面机会，李陵不禁感慨了一句，苏武“知吾心矣”。
这是一种绝望而企盼知音的凄凉之音。如果不是遇到倔强的苏武，这些话，李陵也只会让它们烂在肚子里。
苏武，一个绝对忠诚的人，不管自身和家族遭受怎样的痛苦，哪怕这些痛苦是他尊崇的皇帝加给他的，他也始终坚定归汉的信念。而李陵，一个相对忠诚的人，当他发现帝王权力的暴戾和任性之后，则选择了另一条路。
这两个在匈奴大漠中产生交集的历史人物，互为对方的镜子。后人可以赞美苏武的忠贞，可以鄙薄李陵的怯懦，但请给予他们多一些同情的理解，因为他们其实都是皇权的受害者。
酒宴的最后，李陵起舞，唱了起来：
径万里兮度沙幕，
为君将兮奋匈奴。
路穷绝兮矢刃摧，
士众灭兮名已隤。
老母已死，
虽欲报恩将安归！
一曲终了，泣下数行，遂与苏武诀别。
李陵在匈奴整整生活了25年，直至老死。
匈奴单于很同情李陵的遭遇，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他，并封他为右校王。
在猜忌、冷酷的汉朝政治之外，李陵感受到了原始的人情与人性。
汉昭帝继位后，李陵以前的好友霍光、上官桀等人辅政，他们想让李陵返回汉朝，特意派了陇西人任立政为特使。面对任立政暗示其可以归汉的表态，李陵面无表情，淡淡地说：“吾已胡服矣。”
当任立政强调“来归故乡，毋忧富贵”时，李陵则回答：“归易耳，恐再辱，奈何！”
任立政仍不死心，第三次追问有意归汉否，李陵最终给出的答复是：“丈夫不能再辱！”
他宁可自我放逐于所谓的蛮荒之地，也不愿意回到那个诛杀他全家的无情的政治帝国。
公元前74年，李陵病死。
他与匈奴妻子生有子女。在他死后第十八年，公元前56年，李陵之子在匈奴内乱中立乌藉都尉为单于，不久呼韩邪单于捕杀乌藉都尉。自此，李陵后裔不见于文献记载。
到了南北朝至隋唐时期，陇西李氏作为衣冠旧族，被奉为一等门第，很多家族都追认李广（或李陵）为先祖。北魏皇族鲜卑拓跋氏被认为是李陵匈奴后裔，唐朝开国皇帝李渊家族自称是李广之后。但是，这些追认行为，多多少少带有“自称”或“假称”的成分，年代久远，真假难辨。
在汉代，人们普遍认为，李广家族在三代之后已经绝嗣了。
史家班固不无悲哀地写道：“三代之将，道家所忌，自（李）广至（李）陵，遂亡其宗，哀哉！”
将一个家族的兴灭归罪于“三代为将杀业太重”的玄冥之学，或许是当时的人所能得出的最有说服力的结论了。
但千万别忘了，这个家族悲情与厄运的背后，是那只高举着的、冷酷无情的权力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