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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保护一个即将出生的婴儿，整个曲阜城如临大敌。
这是1920年2月23日，山东曲阜城里，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特派的军队，包围了整个曲阜孔府。特派将军和时任山东省省长屈映光，以及孟子、颜回、曾子三氏奉祀官，都在焦急地等待曲阜孔府里即将传出的那一声婴儿的啼哭。
3个月前（1919年11月），孔子第七十六代嫡孙、第三十代衍圣公孔令贻（1872—1919）突然在北京病逝，享年47岁。作为从北宋就开始世袭承封的贵族，“衍圣公”是一个只有孔子的嫡系男性子嗣才能继承的爵位，但孔令贻生前只有两个女儿，唯一令人欣慰的是，孔令贻的小妾王氏此时已怀有身孕。
孩子不知是男是女，但如果是男孩儿，按照惯例，他将受封成为第三十一代衍圣公。
王氏生产在即，为了防止王氏即将出生的孩子被掉包，北洋政府派出的军队和代表紧紧包围了整个曲阜孔府。在产房，孔府血缘关系最近的十二府长辈老太太也亲自坐镇监督，偏偏王氏难产，孔府上下焦虑万分。
好不容易，婴儿顺利出生。
是个男婴。
当消息传开时，整个曲阜震动了。随后，曲阜全城开始燃放鞭炮，北洋政府也下令在曲阜鸣放13响礼炮，以庆祝“圣裔不辍”。
同年6月，当这位被命名为孔德成的婴儿满百日时，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特地下令，封襁褓中的孔子第七十七代孙孔德成为袭封第三十一代衍圣公。
这，就是末代衍圣公孔德成。
孔德成出生时，孔子家族作为世界上延续与世袭时间最长的贵族世家，已经存在了2000多年。
这是一个超越王朝更替与江山鼎革变迁的世袭贵族。
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在东巡郡县时，特地封孔子的九代孙孔鲋为鲁地文通君，文通君只是名誉称号，并非祭祀孔子的专门封号，然而这也开了封赏孔子嫡系子孙的先例。
汉高祖时期，刘邦在公元前195年经过鲁地，又封孔子的九代孙孔腾（孔鲋之弟）为“奉祀君”，专事孔子的祭祀事宜。
由于汉代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公元前2世纪，司马迁在写作《史记》时，就敏锐地捕捉到了即将在后世发生的文化锐变，因此他将孔子写入了只有世袭王侯才能入列的“世家”系列，尽管此时距离孔子被封为“王”，还有千年时间。
到了汉元帝时期，公元前43年，汉元帝又封孔子的十三代孙孔霸为太师，并赐爵关内侯，食邑八百户，号褒成君，以所食邑奉孔子祀，这也是孔子后裔世袭爵位奉祀的开始。
北宋时期，因自唐朝中期以后有军人割据乱政的传统，北宋朝廷开始极力推行“崇文抑武”，在此背景下，公元1045年，宋仁宗正式封孔子的四十六代孙孔宗愿为衍圣公。此后，“衍圣公”这一世袭爵位封号历经北宋、金与南宋、元、明、清、民国，一直延续到第三十一代，也就是末代衍圣公孔德成时，已经承袭了800多年。
宋代时，衍圣公相当于八品官，元代被提升为三品，明朝初年是一品文官，后又“班列文官之首”，清代还特许衍圣公在紫禁城骑马，在御道上行走。而历代衍圣公所居住的衍圣公府（今孔府），更是全国仅次于明清皇宫的最大府第。作为世受封爵的贵族世家，孔子嫡系家族的显赫与尊崇，自古无二。
尽管后世地位显赫，但孔子家族刚开始却是人丁凋零的。
从孔子开始，孔子家族连续七代单传，一直到第八代孔谦才生了三个儿子；到东汉章帝刘炟时期（57—88），孔子家族20岁以上的男丁只有60多人，而此时，距离孔子生活时期（前551—前479）已经过去了500多年。
即使到了唐朝末年，定居今天山东曲阜一带的孔子后裔也只有十户左右。但是五代十国后期，孔子后裔数量开始大幅增长，不仅曲阜正统的人丁大增，就连外迁的人口也逐渐增多。
在孔子家族的传说中，孔子家族走向旺盛的转折点，与一宗骇人听闻的灭族屠杀案有关。
后梁乾化三年（913），恰逢五代十国乱世，作为孔子家族世袭奴仆后代的孔末（原姓刘，跟随孔子家族改姓孔），因孔子后裔所享有的世代荣华富贵眼红不已，于是带领暴徒，对在曲阜居住的孔氏家族进行灭门屠杀，此事史称“孔末乱孔”。当时，孔子的第四十三代嫡孙孔仁玉只有9个月大，由于刚好在外婆家而躲过一劫。
在将孔子嫡系家族满门屠杀后，孔末开始冒充孔子嫡孙进行招摇撞骗。一直到17年后的后唐明宗长兴元年（930），有人将孔末冒充圣裔之事诉诸朝廷，经过核实，最终后唐朝廷将孔末诛杀，17岁的孔仁玉才得以回归曲阜孔府，而孔仁玉也因此被称为孔氏家族“中兴祖”。
尽管史家对于“孔末乱孔”事件的真实性存有争议，但是孔仁玉振兴孔家，却是不争的事实。此后到了元朝前期的孔子五十三代孙时，孔子嫡系后裔子孙已达84人，连同上下几代共有334人。相比五代十国以前，孔子家族历经1000多年发展却始终人丁凋零的局面，从五代十国的第四十三代嫡孙孔仁玉时，孔子家族的人口开始了快速增长。
到了明朝五十七代孙时，孔子家族人丁（不含女性）已超过万人；清朝乾隆年间，孔子后裔子孙数量突破了10万；到了民国时期，这一数字增加到56万；而到当代，孔子后裔子孙已有400多万，并散居到全球各地，其中光韩国就有孔子后裔7万多人。
在孔子家族世代居住的山东曲阜，只要追溯三代，几乎当地每一家都与孔家有着亲戚关系，因此曲阜当地有俗语称“无孔不成席，无孔不成村”。
作为王朝道统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象征，孔子家族在乱世中，注定颠沛流离。
北宋靖康之变后，面对南下入侵的女真人，为了道统的延续，1128年，作为孔子第四十八代嫡孙的“衍圣公”孔端友带着孔氏族人，护佑着孔家的“世传珍宝”——孔子夫妇楷木像及画像，跟随宋室一起辗转南迁到了浙江衢州。第二年（1129年），宋高宗御批孔端友在衢州兴建孔府、孔庙，这也是孔氏南宗的开端。
与此同时，为了国家道统的正统性，女真人建立的金国则册封孔端友的同父异母弟弟孔端操为衍圣公，以主持曲阜孔庙祭祀，这也就是孔氏北宗的开端。从此，孔氏家族开始了南北宗之争。
在蒙古人攻灭金国和南宋后，孔子家族的南北宗之争也摆到了忽必烈的面前。当时，忽必烈有意成全本为嫡系、正统的孔子五十三代嫡孙、南宗的衍圣公孔洙回归山东曲阜，解决孔子家族嫡传的南北宗之争。但孔洙却主动表示，孔子南宗当时在浙江衢州已经有五代先祖入葬（第四十八代、四十九代、五十代、五十一代、五十二代），他自己实在不忍心离弃先祖。况且北宗孔氏家族毕竟也是嫡系子孙，在乱世中守护曲阜祖业也劳苦功高，因此他自己愿意放弃南宗衍圣公的封号爵位，解决孔子家族跨越百年的南北之争。
当时，作为衍圣公所享有的世袭荣华富贵，是天下其他家族所梦寐难求的，但孔洙却主动放弃，这让忽必烈感慨不已，他称赞孔洙：“宁违荣而不违亲，真圣公后也。”
为了杜绝日后孔子南宗子孙与北宗夺嫡，忽必烈也特地做了安排，命人专门制定了衢州孔氏南宗家规，张挂在南宗孔氏家庙，声明作为孔子北宗的曲阜子孙袭封千年不易，如孔子南宗子孙妄起争端，将被“置之重典，永不叙录”。
但作为与中华民族安危与共、袭封2000多年的特权家族，孔家是否仅仅凭借作为孔子子孙的血缘关系，便足以屹立千年不倒？
对于这一点，孔子的家教早已蕴含答案。
孔子在世时，经常潦倒不如意，但他还是教育儿子孔鲤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
这就是流传千古的“诗礼庭训”。
这一流传2500多年的祖训，即使到今天，也仍然是孔氏家族的祖训和家教。据孔子后人透露，直到今天，按照孔子家训改编的对联“礼乐传家久，诗书继世长”仍然是曲阜孔氏家族最常用的春联内容。在孔家后人看来，“学诗学礼”的祖训，核心是重视教育、礼门义路的家风，孔子的七十六代孙孔令绍则将之简单表述为“有文化，守规矩”。
“有文化，守规矩”，这六个字看似简单，但当一个家族2000多年延续不断地将其执行到底的时候，它开始迸发出无比强大的精神力量。
秦朝末年，秦始皇“焚书坑儒”，孔子的九代孙孔鲋为了承担文化传续重任，冒险做出了“鲁壁藏书”的举动，将家藏的《论语》《尚书》《孝经》等书，藏于旧宅的墙壁中。秦末农民起义爆发后，孔鲋又跟随陈胜农民军抗击暴秦，最终被秦将章邯的军队所杀，卒年57岁。
孔鲋虽死，但他留下的存续道统、抗击暴政的精神，始终鼓励着孔氏后人。孔家从西汉开始受封后，更加恪守礼义门风，到了东汉末年，孔子的第二十代孙孔融更是留下了四岁让梨的佳话。
孔融长大后，恰逢东汉末年宦官专权陷害士人。在“党锢之祸”的政治危局中，士人张俭遭到通缉，于是便逃到孔家，希望投奔自己的朋友、孔融的哥哥孔褒。张俭到孔家时，恰巧孔褒不在家。正当张俭犹豫去留之际，年仅16岁的孔融看出了危难所在，于是自作主张决定收留、保护张俭。
后来事情败露，张俭逃走，孔融和孔褒兄弟都被逮捕下狱。宦官审讯两兄弟时，孔融主动承担罪责说：“是我自己决定收留张俭，与我哥哥无关。”孔褒则为弟弟辩护说：“张俭是我的朋友，他是来投奔我的，与弟弟无关，要杀就杀我。”孔融、孔褒的母亲听说后又主动投案说：“我是他们的母亲，是我教育无方，所有罪责由我一人承担。”
为了拯救这个国家的士人，孔融一家三口争先求死，这让当时的人无限感慨唏嘘。最终，宦官下令杀死了孔褒，并释放了孔融和孔母。而孔家为了道义“一门争死”的故事所表现出的孔家正义耿直的政治品格，也始终流传后世。
到了元代，孔子的五十二代孙孔治在为官时就始终“孝友仁厚，公谨廉明”。孔治在儿子孔思诚出任曲阜县尹之初，就告诫儿子说：“毋妄怒，轻笞人。邑中长者视之如父兄，幼者抚之如子弟……”
明代初期，孔子的五十七代孙孔讷“为人严谨，天性仁孝”，乐善好施，对无力婚葬的乡邻时常解囊相助。
但也有例外的时候。明朝万历十一年（1583），当时的世袭衍圣公孔尚贤在进京朝见时，随身带着土特产贩卖，又贪图驿站便利，以致遭到弹劾，遭到“考成法”处治。另外，孔尚贤娶了权相严嵩的孙女为妻，后来严嵩倒台时，孔尚贤也受到了一定拖累。鉴于政治凶险和个人教训，孔尚贤于是特地立下了《孔氏祖训箴规》，并提出“崇儒重道，好礼尚德，孔门素为佩服。为子孙者，勿嗜利忘义，出入衙门，有亏先德”的家训。
在历代先祖不断总结并身体力行的祖训家风教育下，孔家，这个沿袭千年的道统象征，其后人也始终仁义布施。到了明末纷乱的崇祯十三年（1640），山东发生灾荒，瘟疫肆虐。当时，孔子的六十五代孙孔胤植特地上奏朝廷，请求免除当地粮税，并出钱物救济灾民，先后“救活”数千人。
在乱世之中，这个象征道统的家族，也始终心怀天下。
明末清初时，鉴于国家衰亡，孔子六十四代孙孔尚任在千古名著《桃花扇》中，委婉地写出了一个时代士人的哀愁。他借用剧中人物之口说：“你们不晓得，那些文人名士，都是识时务的俊杰，从三年前俱已出山了。”
尽管不得不在清朝的高压统治下生活，但孔尚任仍然借着一杆笔，控诉着乱世的无操守者，表达出对故国明朝的无限哀思。《桃花扇》三易其稿，成书后的第二年，孔尚任就遭到罢官并差点因此被杀。只因他是孔子后人，最终才被赦免一死。
到了清代，孔子的六十七代孙孔毓珣担任四川龙安知府期间，“因俗为治，弊去其太甚，边民安之”。在湖广地区任职期间，孔毓珣又带领民众筑堤捍江，因为他治河有功，民众特地将堤坝称为“孔公堤”。
后来，雍正皇帝在召见孔子七十代孙孔广棨时感慨说：“至圣先师后裔当存圣贤之心，行圣贤之事，一切秉礼守义，以骄奢为戒。”
作为中华帝国道统的象征，孔家人尽管享受了皇权的特封，但家族却始终秉礼守义，不能不说，这也是2000多年来，孔氏家族得以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尽管家族历经富贵，但特殊的袭封背景，也让孔家世代谨慎。对此，孔府前一副金字对联也道出了关键所在：
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
同天并老，文章道德圣人家。
在这副对联中，“富”字上面缺了一点，“章”字的一竖一直通到上面。
孔家人对此的解释是：“富贵无边，文章通天。”在他们看来，只有秉持“礼乐传家久，诗书继世长”的祖训，家族才能在谨慎克制中，绵延2000多年而兴盛不衰。因为孔子家族世袭绵延的特权虽然“与国咸休”，但如果家族自身没有高尚节制的门风加持，则必将势危倾覆。
时间来到1924年后，当年，冯玉祥发动军变，将清朝废帝溥仪赶出了紫禁城，作为帝国最后象征的溥仪狼狈出走，这也给了孔氏家族极大的心理震撼。到了1928年，在族人的商议下，当时年仅9岁（虚岁）的孔德成上书中央政府，请求取消“衍圣公”的封爵。1935年，南京国民政府最终作出决议：废除一切封建爵位，并将“衍圣公”孔德成的爵位改为“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头衔；另外将早已没落多时的孔子南宗、浙江衢州孔子嫡系子孙，任命为“大成至圣先师南宗奉祀官”。
尽管如此，一生信仰儒家道统的蒋介石，还是对孔德成予以了特殊礼遇。1935年7月，在孔德成就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的仪式上，国民党官员陈立夫出面主持，戴季陶监督，蒋介石也出席观礼。
尽管“衍圣公”的封号不再，但作为中国道统的象征，孔德成仍然被赋予了特殊的含义。对此，在当时的乱世中，日本人也居心叵测，并几次三番试图诱惑末代衍圣公孔德成前往日本。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后，当年年底，日军侵入山东鲁南，面对曲阜即将沦陷敌手的危亡局面，为了抢救作为中国道统象征的末代“衍圣公”孔德成，蒋介石特地命令国民党第二十师师长孙桐萱率兵到曲阜孔府，连夜护送孔德成逃出曲阜。
孔德成离开孔府仅仅几个小时后，日军就攻占了曲阜孔府。
后来，孔德成的堂弟、同为孔子七十七代裔孙的孔德墉回忆说：“现在看来……若孔德成落入日本人之手，后果不堪设想。起码会把他绑架至日本，供奉成有名无实的伪圣人。”
孔德成离开曲阜后抵达武汉，随后发表了抗日宣言。武汉沦陷后，孔德成又跟随国民政府退往重庆继续坚持抗战。蒋介石特地下令在重庆歌乐山为末代“衍圣公”修建了奉祀官府，并且让他参加国民党的参政会。
关于如何对待作为中华文明象征的曲阜孔庙，早在日军进占曲阜之前，日本东京大学教授高田真治就上书日本军部说：
“山东作战，如破坏曲阜古迹，日本将负破坏世界文化遗迹的责任。”
为此，日本军部特地命令前线部队避开在曲阜一带的战斗，日军攻占山东后，尽管在其他地方犯下滔天罪行，但对曲阜孔庙却始终毕恭毕敬。
曲阜沦陷期间，当时随父亲孔令煜一起守护孔府的孔德墉回忆说：
“120名日本兵占领了孔家大院，他们在孔府还算老实、规矩。大院内凡贴上‘内宅，止步’的字样，若没上级批示，日本兵一般不敢贸然闯入。
“我接待过一个少将，他不敢坐在我的上边，只要我坐在上边的话，他一定会自动地坐在下边。当官的坐在他的旁边，其余的全部都要在外边站着。”
孔令煜回忆说，日本人长期经受中华文明世泽，也有尊孔传统。为此，在曲阜沦陷期间，日本人也将孔府奉若神明，即便是日本军方组团参观，也会规规矩矩地排队。
抗战胜利后，孔德成一度短暂返回曲阜，1949年时代巨变之际，孔德成又跟随蒋介石漂洋过海到了台湾。
作为遗腹子，孔德成出生前就没了父亲，出生后十几天，母亲又因产褥热去世。尽管名义上坐享荣华富贵，但一出生就成了孤儿的他，心中的孤苦，或许只有自己才能体味。
他生逢乱世，从民国变故到抗战漂泊，再到解放战争，最终流落小岛台湾，这种个人的特殊身世，加上家族祖训，也让他一生谨小慎微。据曾经担任台湾防务部门负责人的郝柏村回忆说：“我和孔德成共事五年，我们开会时，没见他说过一句话。”
但孔德成有自己的个性和坚持。
到了20世纪90年代，山东曲阜当地生产了以“孔府”命名的“孔府家酒”“孔府宴酒”，为此，家乡代表团特地到了台湾拜访孔德成，并向他献上了包装豪华的“孔府家酒”，希望末代“衍圣公”能为此站台代言。没想到性格耿直的孔德成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我们孔家没有这种酒。”
在台湾，孔德成尽管名义上担任“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国大代表”和台北故宫博物院终身院长，但他的实际职务，却是台湾大学中文系教授，主要在台湾大学和辅仁大学讲授三礼研究、金文研究和殷周青铜彝器研究等课程。
早在抗战迁居重庆时就师从著名学者王献唐的孔德成，年轻时就立下了做一位纯粹学人、而不以道统自居的志向，对他来说，出身孔家、身为末代“衍圣公”虽然是一种特殊的无上荣誉，但若沉迷于此，不仅他个人，整个孔家都将难以适应时代的巨变。
时代的隔离，让孔德成自1949年离开大陆后，终身都未再返回故乡曲阜。1993年，人在台湾的孔德成特地写了一副对联“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心”，并托人寄给了在大陆的姐姐孔德懋，委托她去父母的空坟前磕头烧纸。孔德懋将弟弟孔德成的这副对联挂在了客厅，每每睹物思人。
2008年，末代“衍圣公”孔德成在台湾去世，享年89岁。由于孔德成的儿子孔维益已于此前病逝，2009年，“大成至圣先师奉祀官”最终由末代“衍圣公”孔德成的嫡孙、孔维益的独子孔垂长继承。
此后，原本全职经商的孔垂长，作为孔子的第七十九代嫡孙开始投入到宣扬儒家文明的事业中来。对于自己特殊的血脉所蕴含的特殊使命，孔垂长说：“我在成长过程中知道自己有个与生俱来的使命时，内心里是有些抗拒的，但也只能无奈接受，这就是命运吧。”
而作为孔子家族血脉的延续，2006年，孔垂长的儿子、孔子第八十代嫡孙在台湾出生。为了给这位天赋使命的曾孙取个名字，当时仍然在世的末代“衍圣公”孔德成前后想了一个多月，最终给曾孙取名为孔佑仁。
“佑”是辈分排序；而“仁”，则是孔子思想中的核心要义，也是这个2000多年兴盛不衰的圣裔家族，得以福泽绵长的根本内蕴。
在大陆，孔子南宗嫡系传人、孔子第七十五代孙孔祥楷，也于1947年9岁时被当时的国民政府委任为“大成至圣先师南宗奉祀官”。
1956年，孔祥楷高考后被录取到西安建筑工程学院（今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工程系。大学毕业后，孔祥楷被分配到河北唐山的金矿任技术员。由于长期在偏远的矿上工作，孔祥楷竟然因此奇迹般地躲过了历次政治运动。
后来孔祥楷回忆说：“我能度过大劫，可能得益于我一直做普通人，始终与工人工作、生活在一起。”
历经坎坷曲折，1993年，浙江衢州市委在经过与孔祥楷工作的中国黄金总公司多次协商后，最终将自从1956年后就离开故乡的“南宗末代奉祀官”孔祥楷迎回故里。
后来，有学者表示，作为孔子南宗的嫡系传人，孔祥楷应该将自己作为孔子“嫡长世系”的身份报告上去，对此孔祥楷则说：“谢谢了！人当有所为，有所不为！”
对于去世后落葬台湾的末代“衍圣公”孔德成，孔德成的堂弟、世界孔子后裔宗亲联谊总会会长孔德墉则表示：“我们的愿望是他能够落叶归根，葬在曲阜的祖茔孔林内。这里一直给他预留着墓地。”
同时期的孔祥楷则做了一件事，在修缮位处浙江衢州的孔子南宗家庙时，对于如何题写孔子的牌位，有人建议仍然按照旧例写成“大成至圣先师之神位”，但孔祥楷却拒绝了，他说：
“夫子说‘祭神如神在’，可见孔夫子并不认为有‘神’，连孔夫子都不认为有神，那他自己会是神吗？所以，此处牌位不应写‘神’字。”
从神到人，这个延续2000多年的圣裔家族，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他们也时刻铭记着孔子家族先哲留下的祖训：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
自我检点，不扯滥务；
居身简朴，辛勤劳杵；
一丝一缕，恒念力物；
粗茶淡饭，慎近酒酤；
恪守信义，邻里互助；
忠厚传家，苦读诗书；
振振绳绳，繁我孔族。
时代沧桑巨变，但他们严谨持守的家风，确保了一个特殊的家族得以延续2000多年而不衰。或许，那些颠扑不破的真理，从来，就是朴实无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