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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成为一名新闻记者。我认识的人中没有一个是记者，他们从不读报纸，也不知道如何才能成为一名记者。倒是有一份工作想要我，但是我天生好奇心很强（你也可以理解为比较八卦），我在学校的职业生涯规划课上做过一份能力测试，这份测试的结果表明，我也许可以考虑进入法律、新闻或运输行业。尽管我很喜欢丰田的那款Starlet车，但我还是不想进入运输业（我对火车可是兴趣全无）。我看过《今生今世》（ This Life ）这部电视剧，里面尽管有很多推杯换盏和谈情说爱的桥段，但做律师似乎常常会让人陷入自我怀疑，这又远非我能搞定的。那就只剩做记者一条路了！
我买了一些报纸，浏览上面新闻标题旁作者的照片，看谁样子比较随和友善就给谁写信，请求对方给我个工作机会。我知道这样有点莽撞和草率，但我暂时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这就相当于在街上找人问路，你得去找那些看上去既不会对你别有所图也不会给你一拳的陌生人。这个办法还比较奏效。但当那些真正的记者告诉我，我得先接受职业培训，然后才能进入他们神圣的职业时，我已经报了一个人文学科的学位课程。托尼·布莱尔
的新工党政府鼓励人人都接受高等教育，然而很不幸，大家只是为了上大学而上大学——我就是如此，大学四年几乎就是混日子，我感觉自己的学位一文不值。
但我在大学里玩得很开心，不仅交到了一个女孩能想到的最好的朋友，还和一个有着六块腹肌的冲浪运动员约会——他的六块腹肌简直可以像吉他一样弹奏（佳期如梦啊……）。但是学费和住宿费意味着，就像我的朋友伊恩说的那样，我一毕业就要开始马不停蹄地偿还助学贷款——我就这样在青春的喧嚣与骚动中长大成人了。当时我连一个便盆都买不起，又如何付得起职业培训的费用？如果不先工作，我就不能继续学习深造了，所以我先打了两年零工，攒够了钱才开始进入伦敦印刷学院（London College of Printing，现在的LCC）攻读新闻专业的研究生。我也在酒吧和电影院打工以支付我在伦敦的房租。这样一来，我吃饭的钱就所剩无几了，所以我就靠电影观众吃剩的爆米花和喝了一半的家庭装啤酒饱腹。当我把这件事告诉妈妈时，她大为震惊。
“那里面可能有大肠杆菌、乙肝病毒和其他细菌！”
我告诉她不要大惊小怪，我没有那么白痴。“我会先把它们放进冰箱里冷冻一下——为了杀菌！”
奇怪的是，这并没有给她多少安慰。我虽然处境不佳，但也是——这一点必须重申——一个生活在世界上最富有的经济体之一的中产阶级白人女性。我不需要有人悲歌怜悯，只要开口，就会有人帮我。但是我从不张口，因为我曾经暗下决心：我要自力更生，自己搞定一切。
那时，我的许多同伴都已经是律师、教师或者金融精英了。一个朋友甚至有了孩子，住在西苏塞克斯。而我呢？还是个穷学生——更雪上加霜的是，这个穷学生还在学习如何成为一名18线小记者。我还能混得更糟吗？我暗自怀疑，老师和家人期待我的锦绣前程（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我自己的期望）能否成真。我担心那一天会不会……永远不会到来。
另外，妈妈那时快要和橙色背包男分手了，她正伤心欲绝。她很难过，所以我只能做每一个适应能力强、支持妈妈的女儿都会做的事：努力忽略这件事，继续自己的生活。这主要是因为我无法忍受另一种选择可能带来的后果：如果连我自己的心结都没有解开，我又如何抚慰她的伤痛呢？如果我敞开心扉，直面痛楚，我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是电闪雷鸣，暴雨瓢泼，还是世界末日？
幸运的是，我还撑得住。给自己点赞！
我那时已经长大成人了，还有个帅气的、支持我的男朋友，我们彼此倾心相爱。他是我的初恋，就是我在祖父的葬礼后约会的那个男生（没错，就是当初我说随便找的那个！）。我们上大学时曾经分过手，后来又重归于好了——我想我们会天长地久的。我读过许多王子与公主的童话故事，我的爱情故事也会是那样的，这一点我深信不疑。好吧，我承认……其实事实是，他那段时间对我若即若离，前一天晚上他还失约了，自己跑去打扑克。而且他似乎也不太想和我一起过节礼日
。但是，好吧……
我有个很帅的男朋友，我爱他，他也爱我！
只是，我不确定他到底有多爱我，而且他那段时间似乎有点反常。不过……
我有男朋友了！这才是重点！不是吗？
那天我正在学校图书馆赶一篇论文——图书馆之前发生了一次场面失控的斗殴事件（在图书馆？！），上一周才重新开放。打架双方那时都出院了，所以学生们最关心的是，这起事件会不会导致图书馆网速变慢——有传言说，他们推搡打斗的时候可能不小心把拨号调制解调器或者网线给弄坏了。我当时有点相信这个说法，因为我之前发了信息给男朋友，但一直没有收到任何回复（我有男朋友了！我刚才说过了吗？）。我宁愿相信这是网络故障的原因，而不是另外一种可能：他正在疏远我。
我已经两天没和男朋友联系上了，那个很帅、很支持我的人，那个我们彼此深爱的人。于是我第三次刷新Hotmail邮箱，啊哈！来了！一封他发来的邮件正静静地躺在那儿。我迫不及待地点击鼠标，打开邮件，然而下一秒，我多么希望我没有打开这封邮件……
网络似乎通畅了，然而我们的关系却戛然而止了。
“我觉得我们走不下去了……”
我感觉有人一拳狠狠打在我的肚子上。我这是……被甩了吗？！通过一封电子邮件？！
“不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
哦，拜托！又是这套说辞？这封信是来真的吗？
“你已经是百分之九十完美的好女孩了……”
等等，什么？
“……但对我来说还不够。”
老兄，不是吧！
我感觉自己的五脏六腑好像被人重重踢了一脚。但，事实就是事实，一五一十地摆在屏幕上，由10分钟前还是我男朋友的那个人打出来，用的是11号无衬线字体，显示在贴有“伦敦印刷学院财产：小偷将被起诉”字样的标签的显示器上。我那内心最深处、过于纯粹却也无法摆脱的孩子般的恐惧再一次被证实了：如果我不够完美，就不会被爱。我不值得被爱，因为我还不够好。迟早有一天，所有人都会离开我。我之前就已经隐隐不安了——如今预言已然成真。
现在我该怎么办？
我站了起来，有一瞬间感到恶心，四肢乏力，难以自控。我步履踉跄地一步步走出了图书馆。外面有一种“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乌云密布，暴雨将至，灰色的鸽子在低空飞来飞去。转而大雨滂沱，一丝阳光也没有了。我头晕目眩、头重脚轻地走到食堂，看到了几个同学。
其中一个家伙正在舔一个食乐佳盐醋豌豆条的包装袋，而另一个正在撕一小包免费砂糖，这就是他们的午饭。我们都是穷学生。但我们也都是成年人，早已意识到我们混得比同龄人惨多了，远没有他们赚得多。吃砂糖的女生说她吃的是德麦拉拉红砂糖，因为便宜，也因为爱美：她穷得口袋里叮当响，并且决心在读研期间尽可能地减肥（我们的新闻学课程不包括营养学）。舔豌豆条包装袋的男生则解释说，如果他现在暂时买不起好衣服，那么他可以先把身材保持住，至少他现有的衣服穿着还是很帅气的。除了吃豌豆条当午餐，他还打算去一家佩卡姆
的学生健身房健身——这简直是前所未闻的奢侈！我可付不起健身房的会员费，即使是在佩卡姆。我感觉自己好像失去了对生命仅有的最后一丝掌控，但是我忽然意识到：吃进嘴里的食物是我可以掌控的。
如果我不能成为最优秀的那个，如果我不能成为人生赢家，也许至少我可以成为最瘦的那个……
在这种扭曲的逻辑的影响下，我不再捡电影院观众剩下的爆米花和啤酒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改进了我的方法，虽然不至于完全禁食，但远远低于健康的食物摄入量。不用说，我很饿，每一分每一秒都很饿。但这就好像我终于开始遭受苦难，为自己感到内疚的事情付出代价了。作为一个天主教徒，自我剥夺和自我否定很符合我的宗教情感，我变得非常善于不吃东西。我为自己制定何时何地可以吃东西的规则，当我没有按照我给自己设定的稀奇古怪的规则进食时（这是可以预见的），我会严厉地惩罚自己。然后，我的羞愧清单上又增加了一个新词——厌恶。直到如今，我依然能辨认出那些有进食障碍的人，他的神情必然是焦虑烦躁、躲闪不定的。除了脸型瘦削和皮肤干燥外，这类人通常眼睛睁得大大的，一副谨小慎微的样子。
我的胸部开始变小。14岁以后，我就得穿着运动文胸小跑着赶公交车了，而此时我发现自己很喜欢胸部变轻的感觉。我的胸不再是鼓鼓的了，胸部线条变得非常流畅。
因为缺乏皮下脂肪保暖，我经常觉得冷，于是总搞一些奇奇怪怪的穿搭来保暖。为了找到实习工作，我疯狂地阅读和研究各种杂志。其中一本杂志提到了“穿搭分层”的概念，我看了很多照片，上面全是个子高挑、苗条纤瘦的女性，她们穿着丝质翻领衫，外搭挺括有型的白衬衫、宽松慵懒的开衫和男友风的休闲西装。这些女人看上去自信满满，气场全开，而且这么穿也很暖和。于是我也试了一下，但出来的效果更像是《老友记》里乔伊叠穿钱德勒的所有衣服的灾难现场……好吧，我还穿了件保暖背心，而且我也绝没有那些模特傲人的身高，我只有5英尺3英寸（约1.6米）高。但这个穿搭尝试很有用，至少告诉了我，如果一个人不想走不动路，最多可以穿多少层衣服（我的经验是4层，仅供参考）。一个特别的星期二，我戴着一顶淡紫色的无檐小圆帽，穿着一件羊皮外套，脚蹬一双意大利月球靴，走在从电影院下班回家的路上。我已经筋疲力尽了，睡眠也不足，一半原因是我工作的时间太长了，长得人神共愤，另一半原因是当我想睡觉的时候却已经睡不着了——这是我第一次失眠，但绝不是最后一次。
我很确定，如果我能回到租的公寓——那间有老鼠出没的公寓，一切应该也还好。我应该还能再挺过一天，然后就可以暗自击掌，庆祝无事了。但是，我还不想回家。在晚高峰轰鸣而过的滚滚车流中，我终于瘫倒在克拉珀姆高街的一家伏特加酒吧门外。我的膝盖实在是不行了，我瘫倒在地，呼吸困难，那一刻我确信自己下一秒就要告别这个红尘俗世了！可能是心脏病发作，我出了好多汗，就像卡通片里的人物一样——汗水一滴滴从我的脸上滚滚而落。我花了好几分钟时间努力回想应该如何呼吸，一直盯着人行道上一道圆形的灰色口香糖污渍，直到一双鞋子出现在我眼前。是一位女士，她弯下腰来问我：“你还好吗？”我，一点都不好……事实上，我的感觉糟透了！她稍微想了一会儿，还没等我回答，就把我扶起来，然后在她的包里翻着什么东西。我有点担心，她拿出的会不会是……一把刀或者什么武器。然而很奇怪，如果真是这样，我似乎也不怎么担心！
哦！好吧，我想，那又怎么样呢？反正我也累了。再见吧，世界……
但这个女士掏出的东西一点也不危险——是一块伟特原味太妃硬糖。我受到的教育一直是，永远不要吃陌生人递来的糖果，但话说回来，我这辈子都在做乖乖女，对别人言听计从，做事情循规蹈矩，这又给我带来了什么好处呢？再说了，我的嘴忽然干得不行，我可好久没吃过伟特硬糖了。我不大了解焦糖的营养成分，但上一秒我已经做好了被陌生人捅刀的准备，所以我想，吃块糖又有什么了不起的呢。大不了恐慌发作，大不了增加一些体重……我的手指摸索着撕开糖纸，把硬糖拿出来放进嘴里。那味道瞬间让我想起了外婆。想到放学后我们一起看电视上播的《倒计时》（ Countdown ）节目。想到玛莎百货的太妃糖和栗色灯芯绒沙发。我感觉自己的知觉又恢复了。
我嘴里含了一会儿糖，那个好心的女士问我感觉如何。“我很好！”不好意思，我撒谎了。我向她保证，我会照顾好自己，我会保重身体。但是，她不知道其实我真正的意思是：我会照顾我22年来累积的悲伤——它在被忽视了几十年之后，刚刚突然将我击溃，让我不得不直面它的存在。但是千头万绪，该从哪里开始呢？再说了，我这周还有个工作面试——应聘一名特稿记者。这家杂志社并不是我一开始就想去的，但毕竟这是个开始，而且还有薪水。我需要这份工作。
我回到家里，上床睡觉，但时睡时醒。早上起来，我发现自己的扁桃体发炎了，有高尔夫球般大小（扁桃体可是我的克星）。第二天就要面试了，我却发烧101度
！我预约了我的家庭全科医生，想要他给我开一点抗生素。
一位粉红色头发的接待员大声叫我的名字，对我说：“现在轮到你了！”
正好那时我拉了一下套头衫，里面是凹下去的肚子。我的动作很轻，不想让别人注意到我——但并没有奏效，当人们注意到我时，感到很惊讶。
医生检查了我的喉咙，说我得吃药。
然后他拿起一个注射器，说他需要给我采血。
我觉得有点不大对劲。但我又不是医学专业人士，所以只好让他们在我的胳膊上绑紧了止血带，然后转过头去，尽量不看那根非常缓慢插进血管的针。
“告诉我你的饮食习惯。”他接着说，这时我正按着已经麻了的手臂。
我的饮食习惯？也许我对什么东西过敏，我想。也许这就是我总是生病的原因。现在每个人都有这样或那样的过敏症，不是吗？也许我有过敏症，这就是事情总是不对劲的原因了！也许，如果我不吃乳糖或者别的什么东西的话，我就会很快乐、很成功，就再也没有人会离开我了！
但是，医生没有发现我有任何过敏症。我被带到了体重秤上，医生让我背靠墙站着，但这样一来我就看不到显示面板了。
搞什么搞啊？到底怎么回事？我来这可不是做这个的！
“最近感觉怎么样？总体上。”
“很好！”好吧，除了睡不着觉，除了昨天在克拉珀姆高街的意外恐慌发作……
“身体上呢？”
“也很好！”我嘴硬道，除了一直觉得冷，很容易撞到东西和把自己擦伤；晚上睡觉时两条腿的膝盖中间还得放个枕头，以防侧着翻身的时候，骨头极不舒服地发出“嘎吱嘎吱”声……
他还询问了我对于食物的看法、感受和行为。
“呃……也还行……”这一次我嘟嘟哝哝着说。
作为一名志向远大的未来记者，我，突然令人不安地词穷了。
“你一切正常吗？”
我告诉他我的排便很正常。但很显然，他讲的不是这个意思。
“你现在月经还正常吗？”
“哦，那个啊。”我忽然想起来，我已经有段时间没买卫生棉条了……我本来认为这是天大的好事（想想每个月可以省下多少银子！），但医生看了我一眼，这一眼让我感觉似乎有点不妙。
“这是你要服用的抗生素。”他递给我一张纸条，然后皱起眉头，在米色键盘上敲着字。“我想目前我们首先要考虑的是，试着让你增加到（他输入了一个较低的数值）公斤。”
“啊。”哦哦哦……
我的第一反应是，告诉你们我当时的体重是多少，以及这一切的罪魁祸首——我那愚蠢的饮食习惯的种种细枝末节。但是写本章的时候，我咨询过Beat组织——英国一家关注进食障碍的慈善机构，我希望你能理解我为什么又决定不公开了。如果你没有进食障碍，很可能你会觉得我的日常饮食习惯和那些关键数据有些怪异和乏味。如果你有进食障碍的问题，一个和你同病相怜的人的饮食或体重的细节对你可能会是个挑战，或者会被你设定为一个目标。就是这样。我们对食物的态度就是如此扭曲。
我家里没有体重秤，也没有全身镜，所以实在无法评估自己有多瘦，只能靠自己现在还可以穿的衣服以及不得不开始系皮带这个事实来判断了。而且，我还得自己在皮带上再往里打孔。我完全没想到事情已经变得这么糟糕了！
但我同时感受到了一丝隐隐的、令人不安的……是什么呢？骄傲？我是不是已经在“变瘦”这场战斗中赢得了胜利？
然而残酷的是，我没赢，我患上了厌食症。
我读了一些进食障碍方面的资料，了解到“我们”——我当时属于的这个群体——通常对自己的要求很苛刻，还会不断把自己不好的一面和别人做比较。可悲的是，在这一点上，我绝对是教科书级别的。
“好胜心强、完美主义、控制欲旺盛和低自尊，具有这些关键特质的人患上进食障碍的风险会增加。”多年以后，Beat组织的汤姆·奎恩（Tom Quinn）告诉我。心理学家安娜·巴多内-科恩（Anna Bardone-Cone）和她的同事们曾在《临床心理学评论》（ Clinical Psychology Review ）上发表过一篇文章，探讨进食障碍和完美主义之间的关联，他们引用的研究数据表明，视错误为失败的完美主义倾向与进食障碍密切相关。 1 完美主义者尤其容易患上进食障碍，这是因为他们“非对即错”的认知。对他们来说，只有纯粹的失败或者纯粹的成功。所以如果完美主义者非常关注身材，那么他们的选择通常不是暴饮暴食，就是吃得少之又少，没有中间的缓冲地带。
奎恩和我谈话的那天，演员克里斯托弗·埃克莱斯顿（Christopher Eccleston）公开宣布了他与厌食症的终生斗争，以及他多年以来为此感到的羞耻。“现在全社会总体上对心理健康的了解越来越多了，但仍然对进食障碍人群存有偏见，尤其如果对方是个男性。”奎恩说。约25%的进食障碍者是男性，其中英国进食障碍人群达125万。Beat组织现在确认了七种类型的进食障碍，包括回避型限制性食物摄入障碍（avoidant restrictive food intake disorder，ARFID）、暴食症（binge eating disorder，BED）、贪食症（bulimia）和现在越来越普遍的情绪化进食（emotional eating）。
“对于没有进食障碍的人来说，稍微多吃一点或者偶尔暴饮暴食一次是相当正常的。”奎恩说。通过食物来慰藉自己是一种普遍现象。我在蒂芙尼·瓦特·史密斯（Tiffany Watt Smith）的《心情词典》 2 （ The Book of Human Emotions ）一书中看过，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拜宁人用同一个词来表示饥饿和对被抛弃的恐惧（anaingi或aisicki），生理上渴望食物和心理上渴望关爱是如此紧密相连。德语里甚至专门有一个词用来形容因情绪化进食而增加的体重——Kummerspeck，翻译过来就是“伤心培根”。“但如果暴饮暴食已经成为一种模式，或者经常发生，那就是一个问题了。”奎恩说。生理上的饥饿感是逐渐产生的，当我们吃饱了，我们也就得到满足了。而情绪化进食的需求是突然出现的，我们会对食物产生渴求，感觉需要立即被满足，然而等到真吃饱了，又不会觉得满足，甚至会产生内疚感、羞愧感或无力感。“换句话说，它是很情绪化的，而且会让你感觉很糟糕。”奎恩说。
还有一种完美食欲症（orthorexia），1997年，美国科罗拉多的职业医学专家史蒂芬·布拉特曼（Steven Bratman）博士将其定义为：不健康地痴迷于吃健康或干净的食物。虽然目前在临床中，它还没有被认定为一种独立的进食障碍，但完美食欲症越来越广为人知了。
“进食障碍是一种严重的精神疾病，其影响可能是终生的，甚至是致命的，”奎恩说，“所以应该立即对其采取有针对性的治疗。”幸运的是，我及时接受了治疗。感谢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我的情况很快被跟进，两周之内我就去见了一位认知行为治疗师，她也是一位持证营养师。
我第一次去见她的那天早上，也得到了我在新闻行业的第一份工作。在去诊所的路上，我接到一个《放轻松》（ Take A Break ）杂志打来的电话，请我去做一名特稿记者。我还没有正式完成研究生学业，但我需要钱，所以最后校方允许我远程完成剩下的课程。《放轻松》和《卫报》的风格大不一样，所以后来在《卫报》工作时，我取的封面标题经常成为同事们的欢乐源泉。
除了作为一份面向大众市场的周刊，有着耸人听闻的封面标题之外，这份杂志也是一个人们可以表达心声的平台——尤其是女性。这就是它数十年来一直是英国最畅销的女性杂志的原因。我采访过许多女性，她们中许多人告诉我，这是她们第一次被倾听。当我听到“煤气灯效应”
的时候，这个词还远未进入公众视野。我采访过那些使用或滥用食物或其他物质来试图麻痹自己悲伤情绪的女性，我走近那些拥有对我来说完全陌生的生活方式的人——我学会了倾听。我不想说这本杂志的所有内容都是正确的——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但是在我任职期间，我采访了很多人，她们跟我讲述了自己的人生故事和发生在她们身上最悲伤的事。我对人性了解得更多了——尽管对自己，我尚未完全参透。
我的治疗师是个很可爱的女士，留着波波头短发，她会在听我诉说的时候随手记录，还给我制订了严格的饮食计划，以便让我回到目标体重。这看上去很有挑战性，但是我很配合。她说我应该吃东西，我就照做。我还辞掉了酒吧的工作，还有电影院的工作。自从有了一份全职工作，薪水也还可以，我就不再把贫穷当作颓废的借口了：从此刻起，我只是……我自己。所以我开始正常吃饭了。但我仍然感到羞愧，因为没能达到“不吃饭”的扭曲目标。我为又开始享受食物而感到羞愧，似乎我不值得。于是我偷偷地吃。现在回想起来，这种想法似乎很荒谬、很费解——那些从来没有过进食困扰的人一定会这么想。但于当时的我而言，这么想似乎完全合理。我在卫生间里吃蛋糕，在地铁上整罐整罐地吃烤豆子，在晚上11点吃室友的麦片（我确实无比幸运，她们中有些人现在依然是我的好朋友）。我终于达到了医生规定的目标体重（听起来很振奋，是不是？），但是她希望我能再重一点。她想让我继续吃。我自然听从了，但转身又花了一大笔刚发的薪水办了健身房的会员。我感觉自己似乎乐在其中：没错，我吃得更多了，但同时也在锻炼！哈哈！
相比每周学习30个小时再工作30多个小时，这份朝九晚五的工作（在杂志界则是朝十晚六）简直不要太轻松！这让我可以每天花1个小时在跑步机上，跑到腿发软，再也无法思考。我运动得更狠了，直到所有女性特征都消失了。这让我感到神清气爽，自由自在。除了健身房赠送的娃娃大小的毛巾，这是我新痴迷上的另一件事。曾经的我缺乏运动，当时的我过度运动。
“过度运动”曾被归类为上瘾或者强迫性行为。如果是上瘾，患者会沉迷于运动所带来的明显快感，因而会越来越多地运动以追求更大的快感。而如果是强迫性行为，患者则不一定喜欢它，但他们觉得这是一种责任——而且他们对这件事到了一个执迷的程度，以至于他们的个人生活会出现功能紊乱。我绝对属于后者。我不是多么热爱运动，我只是需要运动。
我的治疗师可不是傻瓜。我那时又瘦又壮。胸部扁平、肌肉结实、青筋突起，这简直太违反自然规律了！当初那个身材丰满的女孩，那个D罩杯的女孩，怎么发育成这个样子了？！她询问我的运动习惯，我回答了一些真假参半的话，又毫无说服力地补充道：“我真的很喜欢跑步……”她问我是否曾经因为运动而取消过和朋友的约会。“偶尔会吧。”我撒谎了。一个半真半假、毫无意义的谎言。她继续问，如果我不每天运动会不会感到内疚。我耸耸肩。我可不会告诉她，我绝对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我意识到，自己可能确实不大对劲了。
“运动成瘾经常与厌食症有关，”奎恩告诉我，“而且这种关联已经被发现有一段时间了。”早在1991年，佛罗里达大学的心理学家就曾创建一份广为流传的“强制性锻炼问卷调查表”。2004年诺丁汉特伦特大学（Nottingham Trent University）的研究人员对此表进行了更新。“它可能会成为不小的问题，我们需要确保，当我们鼓励人们重新养成健康的饮食习惯的时候，他们不会通过过度运动来矫枉过正。”奎恩说。这个建议很明智，但当时的我还是执迷不悟。我仍然坚持每天锻炼，直到，有一天，我从伦敦地铁的自动扶梯上摔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