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静待时光 恬愉温润

我渴望长大成人，我想展开新的人生画卷。只要一天不在忙碌，我都觉得是虚度光阴，我非常留意时间的流逝，多么想让时针快马加鞭啊！正如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1795年写给朋友阿奇博尔德·汉密尔顿·罗文（Archibald Hamilton Rowan）的一封信中所言：“感受到时间的缓慢流逝，我心如刀割。我好像在心里默数时钟的滴滴答答，尽管这里并没有时钟。” ¹

或者，正如我1992年在日记中所写：“我想我的飞菲牌手表是不是坏了？每一分钟都是如——此——漫——长——”

12岁那年，我找到一份周六的兼职工作，负责打扫船只，每小时能赚2.5英镑。后来，我陆续当过临时保姆、服务员，还在高尔夫俱乐部工作过——给苏格兰鲑鱼罐头中的鲑鱼去鱼骨，然后夹在三明治里，给那些穿长袜子的男人们吃。最后这份工作我做起来并不开心，于是每次周末去上班的路上，吃过早餐麦片的我都会在路边的树篱上呕吐——每次都是。（当时是20世纪90年代，早餐麦片非常流行。）但我不会让这种小事阻止我！我一路奔跑……向着某个地方！

在学校，我报名参加每一项课外活动。在家里，我学习、阅读，年纪一到，就把自己的社交日程排得满满的。

“放松点！”一天下午，一个朋友的妈妈劝我说（那时我正帮她清理洗碗机，没有出去玩），“到外面去好好玩玩吧！去尽情享受生活吧！”

但我丝毫不为所动：“谢谢你，克拉克太太！但我得先把玻璃杯放在沥水架上。”事实是，我并不想让自己停下来去享受或放松。为什么呢？因为我内心隐隐感觉我不值得。我也完全不知道该怎么放松，因为一旦我摁下暂停键，悲伤又会如潮水般涌上心头。

忙碌还可以带来一种殉道感——让自己永远处于开机状态，永远埋头苦干，其中隐隐蕴含着一种自我牺牲和拒绝快乐的意味，这对作为天主教徒的我来说很有吸引力。我从小到大就一直固执地认为“快乐可以稍后再说”，并且前提是“如果这是你应得的，如果你配得上，如果你值得”。

我不确定我是否值得，但是——至少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挺开心的。就像《头脑特工队》（ Inside Out ）里的莱利，如果生活是一个剧本，我坚信自己的角色就是做一个“快乐的女孩”，不管发生什么。然后青春期就如期而至了。

青少年既古怪又伶俐，涉世不深、经验尚浅，然而生理上却接近成人，可以做一些以前从未做过的事。不需要听从任何提醒或查阅任何说明书，他们就可以感知这个大千世界和其中的千变万化。

14岁那年，我忽然察觉自己的胸围已经是D罩杯了，一时有些不知所措，无论在情感上或身体上都是。跑步变得很痛苦，我从来不是运动型女孩，但那时即使快步走赶公交车都变得很麻烦。总有很多人对着我上看下看、指指点点。当时是20世纪90年代，各种媒体上最流行的是耍酷的青少年文化，我们也只有随波逐流，经常外出游玩和喝酒。

很多人从17岁开始学开车。有些同伴甚至有属于自己的车，要么是父母送的，要么是自己打工攒钱买的，比如我就用那些年打扫脏船、给鲑鱼去骨攒下的一沓皱巴巴的10英镑纸币买了一辆二手绿松石色的微型丰田Starlet。尽管锈迹斑斑，但我的这辆一升三门掀背车还是很漂亮。这辆车简直就是我的心头好！

可以随时离开任何我不喜欢的场合，这种自由实在是太新鲜、太令人振奋了！但我的耐心也随之越来越少了。谈话开始有点深入或让我不舒服。离开！派对好无聊。找个借口出来，然后把车开到五挡溜之大吉！对我来说，开车意味着自由；对其他人来说，开车意味着男子气概、地位、权力和危险。

青少年的大脑正处于发育成长的状态，而青春期是一个对什么都头脑发热和跃跃欲试的时期，一个冲动的夜晚就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隔壁学校有三个男生死于车祸，我班上的一个女孩和其中一个男生正在交往，当时她很伤心，哭得眼睛又红又肿，脸色苍白，甚至好几天路都走不稳。但两周过后，她已经开始和过世男友的一个朋友约会了……悲伤是很奇怪的。作为一名青少年，我们感觉自己就是自己宇宙的中心——既然没法成为他人宇宙的中心。

心理学家发现，青春期意味着摆脱父母或监护人，建立自主权，这时候我们的身心都发生了变化，在曾经的孩子和将来的成年人之间游移不定。这时我们极度脆弱和敏感。所以也难怪，50%的心理健康问题会在14岁前出现，75%的心理健康问题会在24岁前出现 ² ——我们现在知道，大脑会在这个年龄段发育成熟。 ³ 这是积累了十多年的愤怒荷尔蒙。感谢科学！

在人生路上，总有一些关键时刻，让我们从此不再是一个孩子，于是那个崭新而奇怪的成年阶段就开始了。对很多人来说，这些时刻是美好的——会让他们自然而然地走向成熟。然而对另一些人来说，这些时刻可能是创伤性的，甚至是悲剧性的。在我们成长的过程中，家长会经常找我们谈话——给我们普及一些基本的性知识，对我们强调自我保护的重要性。但多年以后，我才知道当时我周围有很多黑人青少年的父母跟他们谈话的内容令人痛心得多。我三十几岁的时候，有一次晚饭坐在一个男人旁边，他告诉我“关于斯蒂芬·劳伦斯（Stephen Lawrence）的谈话”对大多数英国黑人青少年有着非常重大的影响。

1993年，在一次无端的种族主义袭击中，英国黑人少年斯蒂芬·劳伦斯被一群白人青年刺死。经过初步调查，5名嫌疑人被逮捕，但没有被起诉。1998年，对伦敦警察厅的一次公开调查发现，该部门在制度上存在种族主义问题。直到2011年有新证据出现的时候，其中两个嫌犯才因这起谋杀案接受审判。最终他们于2012年被定罪。

我只是把这件事当作一个悲惨的新闻故事听，但对于黑人儿童、青少年和他们的父母来说，这却是某种隐形制度的一部分，与之相伴的是长年累月的系统性偏见。这种隐形制度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青春期和自由同时也意味着危险，这个世界并非慈眉善目，种族主义依然存在，且蓬勃发展。

和我共进晚餐的黑人伙伴知道，发生在斯蒂芬·劳伦斯身上的事随时可能发生在他的身上——他妈妈再三警告他这一点。他知道他并不安全，因为他的肤色，他必须采取更多的预防措施，必须更多地克制自己，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需要比同伴加倍努力，才能在一个结构性种族主义社会里生存下来。从那时起，他以及和我交谈过的许多人都采用了一种“双重意识”，这个词是1903年由作家杜波依斯（Du Bois）在他的著作《黑人的灵魂》 ⁴ （ The Souls of Black Folk ）一书中首次提出。“双重意识”指有色人种生活在一个由白人主导的文化中所需要的内心冲突和双重性——自己的个人视角和话语权掌握者的视角。他们需要从小就了解白人可能会怎么看待自己，因此在和白人打交道的时候要调整好自己，注意走路的姿势、言谈举止和穿着打扮，以免显得“有威胁性”而招来偏见，或者被老师或警察找麻烦。

除了这种可怕的不公正之外，生活在双重意识中是要付出代价的，它会让我们质疑自我身份，并干扰自我评价。当我们对自己持有两套或更多相互矛盾的信念、价值观或想法时，就会出现认知失调，从而导致心理压力。双重意识带来的精神负担和持有者所需的日常努力终于在流行文化中体现，以下作家就谈论过它：雷妮·埃多-洛基（Reni Eddo-Lodge） ⁵ 、阿福阿·赫希（Afua Hirsch） ⁶ 、阿卡拉（Akala） ⁷ 以及约米·阿德戈克（Yomi Adegoke）和伊丽莎白·乌维比纳内（Elizabeth Uviebinené） ⁸ （第六章会有更多内容涉及阿德戈克）。

杰德·沙利文（Jade Sullivan）是一位黑人活动家、作家和企业家，我在读了她写的一篇关于种族主义、“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和混血儿成长的文章后，与她进行了交谈。 ⁹ “我的妈妈是英国白人，爸爸是牙买加人，他 8岁时就来到这里，”沙利文告诉我，“所以我一直都知道自己是混血儿。我把‘黑人’看作我的文化归属和世界看待我的方式。我最早的童年记忆之一是和妈妈一起散步，我对她说：‘妈妈，为什么我不能像你一样拥有蓝色的眼睛和金色的头发呢？’我妈妈很开明，她是一位老师，也是一位黑人文化爱好者。她告诉我：‘总有一天，每个人都会像你一样的。’”（她说得没错，混血人口是增长最快的族裔群体。）“‘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你说为什么白人会坐在太阳下把自己晒黑，去理发店把头发烫卷呢？’她告诉我，我看上去很美。”但世人并不都是善良友好的。8岁时，沙利文有一天去了一个游泳池，她记得有人用肮脏的词语称呼她，就像桑德拉·加西亚（Sandra Garcia）在《纽约时报》上用的那种“难以启齿的、与‘bigger’押韵的”蔑称。 ¹⁰ “然后是我5岁时就认识的最好的朋友，”沙利文说，“她有一头卷曲的红发，脸上有雀斑，看起来就像安妮 。我们经常去对方家里玩。我们会一起过夜，一起过周末。当我们上高中的时候，她的父母说：‘你不能再和杰德做朋友了！’他们担心如果她总和我一起玩，她就容易认识一些黑人男孩，然后和他们出去约会。”“幸运的是，”她补充说，“我的朋友没有听她父母的话——我们到现在仍然是最好的朋友。”我们谈到了斯蒂芬·劳伦斯和他对沙利文产生的影响，劳伦斯被杀害的时候只有15岁。“在成长过程中，我几乎每天都会遇到种族主义问题，尤其是对各年龄段黑人男性的恐惧。这是有代价的。当你是黑人的时候，生活就会忽然变得很困难。这很无奈！并且不幸的是，他们（黑人）并没有那种奢侈，可以躲过生活中的污名。”我深以为然。这是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沙利文总结道：“我觉得我们无法量化日常生活中的种族主义对黑人心理健康的影响。比如，英国的黑人比白人更有可能被诊断出存在心理健康问题，也更容易被要求入院进行治疗。”她补充说，“我就曾经因此住过院。谢过了，种族主义！我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有精神负担——这绝对让人身心俱疲。”

北卡罗来纳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的教授米奇·普林斯汀（Mitch Prinstein）认为，我们在青春期的经历不仅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成长过程，而且对我们的一生都至关重要。在《欢迎度：引爆个人成功与幸福的人气心理学》 ¹¹ （ Popular: The Power of Likability in a Status-Obsessed World ）一书中，他写道：“我们青少年时期的经历可以改变我们的大脑构造（brain wiring），由此进一步改变我们的所见、所思和所为。”

对我来说，在学校里感觉还行。

我承认，我在学校拥有所有的特权。尽管自认是个超级极品，但我并没有被排除在主流群体之外。我们同年级的一共只有12个学生，因此我很难脱离任何群体（事实上，学校很小，而且很快就要倒闭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会彼此包容。除此之外，“胸部迅速发育”这一事实意味着，我还挺符合“十几岁少女”这个身份的。但是隔壁学校的一个女孩就比较惨了，她发现青春期的到来给她带来了很多麻烦。当她的胸部开始发育时，她的储物柜被人用笔大大地写上了“荡妇”两个字——就好像是她故意让胸部发育的，只为了激起异性的欲望，而且她应该为此感到羞耻。她用洗甲水把涂画的字迹擦掉了，但是第二天早上，那个人又故技重演，这次是用圆规刻的那些侮辱人的话。我的朋友戴夫被学校的欺凌者把头摁在卫生间的马桶里，每——一——天。他因此被逼得锻炼出了如羚羊一样敏捷的反应能力，能够在欺凌者一只手把他的头推进马桶里并拉下冲水绳之前，迅速摘下眼镜。“这样的话，”他对我说，“我就可以躲开老爸的一顿臭骂——因为我让眼镜逃离了再次被打碎的命运——这比在马桶里被弄湿头发还糟糕。”欺凌者从未受到惩罚，也似乎从未意识到他们给别人造成的伤害有多大！

我们大多数人都从听到的类似故事中得知——或者通过直觉就能判断——这些恐吓、骚扰、虐待和歧视的影响会持续很多很多年。但后来我才知道，被欺凌的经历和抑郁症紧密相连，那些在语言和身体上受到欺凌的孩子更容易产生心理健康问题。 ¹² 有研究表明，被欺凌的经历——不是放学之后落单的经历——其阴影可能会一直萦绕于心，一直影响受害者的生活到中年。 ¹³ 那些欺凌事件的青少年当事人——不管是受害者还是欺凌者——都更有可能产生自卑和忧郁情绪，在学校里更容易感到不安。 ¹⁴ 长期遭受种族歧视一直与心理健康状况不佳有关，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种族主义会导致精神疾病，尤其是抑郁症、长期悲伤或难以应对和适应重大事件。 ¹⁵ 哦，还有，试图通过忽视来克服种族主义的做法只会让事态变本加厉。正如韦格纳的研究显示，试图不去想悲伤这件事，只会徒增你的悲伤，有研究表明，试着不去想你是一个有色人种，可能会增加你的心理压力。2014年，一项发表在《美国公共卫生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Public Health ）上的研究调查了种族主义在历时和共时两个维度上对非裔美国人心理健康的影响，这项研究为期一年，研究发现：“那些否认想过自己种族归属的人的心理健康状况最糟糕。” ¹⁶ 社会不公会持续很久。我们不能忽视它——其带来的伤痛远比我们预期的还要悠远绵长。

那个储物柜被乱写乱涂的女孩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无从找回她曾经的自尊。那个戴眼镜的男孩会从此迫切感到需要证明自己，余生面临每一次重大节点时，都觉得自己“还不够好”。“我如今活着的每一天都像是在努力向那些欺凌者证明，我这辈子能有所作为，”他说，“我并非一无是处。”重要的并不是朋友和亲人多少次向他保证他并不是一无是处——天生我材必有用——重要的是他感觉自己一无是处。这一点实在让人痛心。

我现在知道，我在学校属于少数未被欺凌的特权阶层。一份英格兰和威尔士的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报告显示，超过一半的11岁到16岁的孩子曾经因为长相而受到欺凌， ¹⁷ 其中40%的孩子每周至少被攻击一次。互联网的兴起也为欺凌者提供了一种新的折磨方式，让受害者蒙受了巨大的伤害。一些被欺凌的孩子主要是遭受了网络欺凌，在2019年的一份报告中，一名14岁的男孩告诉BBC：“我上学被人欺负，回家上网又被欺负。这是我永远都摆脱不了的梦魇。” ¹⁸

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没有互联网，我也没有被同龄人欺凌过，安然度过了青春期。但是我无法摆脱那种对自己和他人的高期望，那种一定要“忙起来”的欲望，那种我必须在这个世界上争得一席之地的执念。在青少年时期，我还在自己设定的标准中添加了一些懵懵懂懂的女性成功指标。不出所料地有：我希望男孩子们喜欢我，我渴望获得男性的认可，就像我们耳边可能会听到的那种陈词滥调——任何一个“失去了父亲的孩子会如何如何……”。我上的是女子学校，但长到一定年纪的时候，妈妈就允许我坐公交车去上学了——在车上可以遇到男生。上午8点到9点、下午3点到4点半是我上下学的时间，在路上，我会接触到隔壁学校的男生，有时候甚至可以和他们搭几句话。在我报名参加的一些课外活动中，也有几个男生。当我说“几个”的时候，其实就是当时我能接触到的“全部”男孩。那时，学习成绩优异不再是我唯一的追求，异性的青睐逐渐变得重要。我找到了一本1997年的日记，那年我17岁，我在上面记录了每天发生的重要事情，举例如下：

1997年2月13日，星期四

吉尔德斯利夫先生说我很瘦。

1997年2月19日，星期三

理查德·图姆斯竟然还记得我！

25日，星期二

李约我出去。

27日，星期四

李约我出去。

我的天哪！我发现这位“李”很是热情。我后来把这件事告诉了一个老同学，她提醒我，李当时已经32岁了，和她一个朋友的父亲是同事！而他当时竟然在和一个17岁的女孩约会！呃……李先生，赶紧回归你的家庭吧！

日记里还有：

3月6日，星期四

西蒙和我说话了。

西蒙起码和我一样大。呃，虽然我学习很用功，但发现自己的错别字太多了！

3月8日，星期六

我的驾使教练说我还不错，有一头缥亮的头发。

这是驾驶教练凯文，他把手放在我的膝盖上（我也一样）告诉我，他觉得女孩不应该上大学，因为她们“只要照顾家庭和生孩子就行了”。我每小时付给凯文10英镑，而他只是称赞我的头发，跟我展现他那奇葩的性别歧视。

3月20日，星期四

班吉主动提出开车送我回家。

我写了一个剧本，一个剧作家说写得很好。

等等，什么？一个剧本？还……“写得很好”？

我怎么不记得这件事了？班吉又是谁？我的大脑飞速运转着……如果我真的写了一个剧本，还被一个剧作家读过并欣赏，那我觉得它应该出现在当天的公告排行榜上，并名列前茅，而不是在写日记的时候被和一个叫“班吉”的男孩一起回家这件事顺带想到。

到这里，日记页面上开始出现一片片墨迹，字迹被一点点洗去，变得模糊不清——好像有水溅上去了，或者是，泪水。这段时间除了凯文，我记得的唯有催促我前进的不满，和一颗想要长大的迫切之心。我想要做大事，我想让男孩子们喜欢我。妹妹不在人世了，而我还活着，对此我深感内疚，所以对自己越来越高标准、严要求。

牛津焦虑症和创伤中心（Oxford Centre for Anxiety Disorders and Trauma）的临床心理学家汉娜·默里（Hannah Murray）博士说，当我们的生活中有人离世，而自己幸存的时候，会心生一种内疚感，这种现象非常普遍。我们自己还苟活于世，而我们的亲朋好友已经有人离去，这太不幸了。“幸存者负罪感”（survivor guilt）这个医学概念自20世纪60年代起就开始出现了。“在越战老兵中，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幸存者负罪感的比例很高。”默里说，“幸存者负罪感往往会导致当事人自我伤害和自我毁灭，或者让当事人有一种我必须做出补偿的心理。”它不一定和死亡有关。“幸存者负罪感的一个定义是，你觉得自己比别人拥有不公平的优势，”默里说，“可能是你在大规模裁员中留了下来，或者是你拥有别人没有的机会。美国已有研究表明，第一代大学生就曾经历过幸存者负罪感，另外在20世纪80年代的艾滋病毒检测呈阴性的男同性恋者中也发现了这种情绪。”默里目前正在为新一波可能袭来的创伤后应激障碍和幸存者负罪感做准备，以帮助那些因新冠肺炎痛失所爱的病人、同事和家人。“尤其是当他们不能和逝者见上最后一面，亲自告别的时候。”默里说。

“幸存者负罪感”曾一度被列入美国《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中，尽管在最新一版中，它没有再被提及了。“在某种程度上遭受过幸存者负罪感的人比我们想象中更多，无论其受过创伤与否。”默里说。我们可能会对当下拥有的一切缺乏感恩之心，在心里质问自己：“你已经拥有很多了，为什么还会感到悲伤呢？”但是我们都会有忍不住情绪低落的时候。这很正常，我们必须承认和接受这些感受，而不是永远试图证明自己。

我有严重的幸存者负罪感。我必须加倍努力工作，才会觉得自己配得上拥有的一切。我不断地争强好胜，也因此越来越缺乏耐心。

青春期对许多在童年曾经历不幸的人来说，是一个很难熬的时期。因为悲伤是会一直持续下去的。而且很明显，通过忙碌来忘记悲伤并不是最好的办法。

“这种反应其实很常见，”塞缪尔说，“这是一种想要‘有所成就’和‘勇往直前’的渴望。忙一点没关系——只要你不是为了逃避要面对的事情，尤其不是为了逃避悲伤。如果你每天都给自己安排了各种活动、约会和截止日期，只是为了分散自己的注意力，好不去感受和体验那些负面情绪，那么从长远来看，你迟早会为之付出代价。”

我们需要慢慢来，友善一点，有点人情味——对自己和他人都是。我们需要给自己的悲伤一段喘息的时间。

“如果我们不处理悲伤，问题就会堆积起来，”英国孤儿慈善机构温斯顿的愿望的科马克说，“很多证据表明，它的影响可以持续一生，甚至导致抑郁症。这些情绪堆积于心的时间越长，就越难以化解。神经科学表明，如果我们经历了创伤性生活事件，且缺乏支持的话，我们的大脑发育就会受到影响。” ¹⁹ 悲伤尤其如此。

今天，一个朋友的母亲刚刚去世。他正被巨大的悲伤和失落吞噬，他的母亲再也不会回应他，一切忽然变得毫无意义。但我已经看到，他正在逼自己忘掉这一切并继续生活。他写日记，把自己的日程安排得满满的，做各种计划。他渴望继续前进，进入他所说的“下一个阶段”。但这不可能。我们许多人应该都熟悉“悲伤五阶段”（Five Stages of Grief）或“库伯勒-罗斯模型”（Kübler-Ross Model），这是由精神病学家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在她1969年出版的《直到最后一课：生与死的学习》 ²⁰ （ On Death and Dying ）一书中首次提出来的。罗斯写道，这五个阶段分别是否认、愤怒、讨价还价、沮丧和接受。虽然悲伤五阶段经常在流行文化中被引用，被认为是人们哀悼所爱之人的必经之路，但其实罗斯的本意是用它来描述临终者经历的一系列情绪。它是为被哀悼者而不是哀悼者准备的。这些阶段从未被经验证实过，现在也基本被认为已经过时了。 ²¹ 因为经常被误解，后来罗斯本人很后悔提出这个模型。 ²² 她也承认，悲伤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可以被轻易地划分为不同的阶段。当我们经历失去时，很有可能内心的创伤永远无法痊愈。这很痛苦，也很艰难，但我们可能永远不会得到好莱坞电影承诺给我们的那种大团圆式结局。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地想让悲伤快点过去，我们都只能慢慢来，而不是试图用其他东西填满它。

“在这个社会里，我们不给人们悲伤的时间。如果失去亲人的人表现得很坚强，能继续好好生活，我们就很赞许；如果反之，我们则表示失望。但悲伤持续的时间比我们任何人想象的都要漫长，”塞缪尔说，“我们无法与之抗争，只能想办法找到自我支持的力量。如果我们想阻止悲伤，身心疾病的发病率就会高很多。往好的方面看，随着时间的流逝，伤痛会一分分减弱，我们会自然而然地调整自己，重新融入生活。但也许几十年后，会有什么东西重新触发我们的悲伤——一次周年纪念日、一个场景、一种气味或者又一次失去，那种可怕的感觉将宛如当年挚爱亲朋离去时那般历历在目。”科马克将其描述为“与悲伤和平共处”，而不是“忘记它”或“克服它”。悲伤不会消失。但如果我们能给它一点时间，而不是通过一直忙碌来逃避它，就能更好地应对它。我们不是做得越多越好，我们的价值不会因为没有一直取得成就而降低。有时候，我们需要的只是好好悲伤。

为了写本书，我采访了英国的播音员和新闻记者杰里米·瓦因（Jeremy Vine），我一直觉得他风趣又坦率。他说自己曾有过一年他称之为“熔断”的时期，在那期间他感到极度痛苦，并寻求过专业人士的帮助。我很想知道他学到了什么——无论是从他自己的经历中，还是从他每天主持的BBC二台的热线节目中。他异常忙碌，每天接连主持两档节目，一个是广播节目，一个是电视节目。除此之外，他还主持着一档时间很长的益智竞猜节目和一档选举报道。他也是一个拥有两个孩子的54岁父亲，一个丈夫，一个刚刚失去自己老父亲的儿子。

那么他是如何应对的呢？我问他。我想了解他是如何处理悲伤情绪和度过生活中的艰难时期的。他告诉我：“我只能允许它们存在，给它们一些时间，慢慢消化。”我猜他的意思是进行一些冥想之类的练习，或者去参加一些高大上的闭关静修。但不，他告诉我，他的意思是，其实现在的悲伤是在他预期之内的。“大约每5年我就会经历一次大崩溃。我知道这是会发生的，”他说，“所以在这一年的开始，我会对自己说，我还有一年的时间，我有两个孩子。我会分派多少天去做这个工作，再分派多少天去做那个工作。然后我就会慢慢陷入崩溃。你知道——就像父母去世了一样。然后我会给自己留点时间。”通过允许这些负面情绪存在，给自己一点时间去感知它们——为它们制订计划，甚至把它们记录下来——他就可以应对得更好。

起初，我觉得杰里米的经历有点太夸张了。但和《卫报》记者兼讽刺作家约翰·克雷斯（John Crace）（详见第四章）交谈后，我的想法改变了。约翰是党鞭 ，为人聪明、幽默、慷慨。他有很支持他的家人，几十年以来，他一直是顶尖的议会速写员 。但是，他告诉我，他经历了反复发作的抑郁症，“每次发生得都非常有规律，以至于你可以预测到下一次发作的大概时间”。他现在对这种经历已经非常熟悉了，因而不再有“到底怎么回事？”的感觉。这种清醒的认识，虽然让人很痛苦，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对他是一种帮助。他知道它终有一天会来临，这样他就可以确保在生活中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处理它。这是一种对自己感受的接纳。这一点相当重要。

“你必须接受自己的感受，”塞缪尔表示赞同，“而且要有耐心。处理创伤和悲伤是需要时间的，这个过程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这可不是我现在想听的，当我还是青少年的时候，如果有人这么告诉我，我肯定也不会感谢他。因为谁会渴望变得有耐心呢？有耐心一点都不酷！在现代生活中，它并不被推崇。

哲学家和宗教人士长期以来一直称赞耐心这种美德， ²³ 科学家们发现，富有耐心的人确实比其他人过得更好。他们对自己生活的满意度更高， ²⁴ 并且总体来说，他们患上抑郁症的概率要低一些。 ²⁵ 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可以应对令人烦恼或充满压力的情况，并且善于在艰难时期坚持下去。富有耐心会使我们更加心怀希望，适应力更强， ²⁶ 更有合作精神、共情能力和感恩之心，更包容， ²⁷ 更宽厚， ²⁸ 等等。 ²⁹

耐心的人更有福气，因为他们善于……

……等待。

耐心还可以让你拥有更好的人缘，让你不会感到孤独，因为交朋友并保持友情常鲜，需要包容心和一定程度的克制——你得容忍朋友们的古怪，听他们一遍又一遍地讲同一个故事。 ³⁰

进化论学者们认为，我们的耐心是进化而来的，因为那些住在洞穴里的，宽容、勤劳的人类祖先们比他们鲁莽冲动的史前同胞们活得更久——学会等待，有利于合作而不是冲突。 ³¹ 当我们那些急躁的祖先们互相残杀的时候，在他们还没有机会传宗接代之前，那些友爱者——而不是好斗者——有了家庭生活，得以繁衍子嗣，生生不息，这才有了我们今天这些相亲相爱的后代（也许是吧）。所以如果我们人类想生存和发展下去，就应该保有一定的耐心。

但一项英国的研究显示，近年来由于现代生活节奏、当日送达服务、网络速度和社交媒体，人们的耐心程度大幅下降。OnePoll公司 在2019年8月进行的一项调查 ³² 表明，参与者在达到及超过以下限度时就会开始焦躁不安：等待网页加载16秒、忍受电视节目或电影不能正常播放22秒、等水烧开28秒。顺便问一句，你用的是什么水壶，能给我一个吗？（我的水壶烧水可慢了！）

我天生就没有耐心（你能看出来吗？）。我不喜欢安静地坐着，我讨厌飞机、长途火车旅行和超过90分钟的电影（彼得·杰克逊 ：为什么？）。幸运的是，我们可以通过训练来让自己更有耐心。萨拉·施尼特科尔 邀请了在校大学生参加为期两周的耐心训练， ³³ 学员们在那里学习如何识别情绪及其触发因素、如何调节自己的情绪、如何与他人共情，以及冥想（很多科学研究表明，冥想是好事，所以如果它对你有用，那就去冥想吧）。两周以后，参与者报告称，他们对生活中那些让人恼怒的，哦不，或者说有挑战性的人和事更有耐心了，而且不那么忧郁难过了。所以耐心是一种我们可以练习的技能。

哈佛大学艺术历史学家詹妮弗·罗伯茨（Jennifer Roberts） ³⁴ 认为“沉浸式专注”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技能，所以她让她所有的学生都去选择一件艺术品，然后观赏它——用3个小时。她承认，虽然这可能是一段“漫长而痛苦的时间”，但是这种方法可以帮助我们克服无事可做时的不安，要学会去忍受它，然后我们就可以变得更加强大。她认为，“有意识地延迟”是我们在现代生活中都应该学习的东西。因为耐心可以化解我们的不安——它是一种超能力。

很高兴现在知道这一点。

回到20世纪90年代，即使是感受负面情绪，我都很恐惧，所以我干脆拒绝承认它们的存在。我一贯缺乏耐心，我不断地切换目标，飞快又灵巧。我在生活中敏捷地躲闪腾挪，从不长久地执着于任何一件事，从不让不必要的情感滋生或者牵绊住我。我不允许时间慢下来，我要打败时间！我也似乎从这种高歌猛进中得到了回报——无论是经济方面，还是老师/家庭/社会的认可方面。

然后他们都死了。

这种说法很夸张（是青少年会说的话）。其实，只有3个人死去（但你知道，是“3个”还是“所有”——谁会较真，真的去数呢？）。我不想让你觉得我一直在失去家人，但除非你非常幸运，否则在人生的几十年中，你也会经历同样生离死别的场面。

我的奶奶最先去世。大人们没让我去参加葬礼，所以我只能“远远地哀悼”。然后是我的外婆，像女王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的合体的那个。她和妈妈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两个人，她的离世对我的打击绝对是毁灭性的。她的葬礼是天主教式的，很漫长，很感人，然而我没有哭。接下来，我的爷爷也去世了。一个身材魁梧的老派兰开斯特人，他用大大的敞口杯豪爽地喝啤酒，且无肉不欢，认识他的人无不喜欢他。妈妈和我也是。

妈妈请了一天假，开了3个小时的车送我去参加葬礼。我不害怕参加葬礼——难道我还害怕面对死亡吗？我现在怕的只是活着。但我已经很多年没见过我爸爸了，一想到要见他，我就觉得莫名不安（一贯如此）。

因为我一直在寻求男性的认可，而且想到葬礼上可能也会有男孩出席，所以我就选择了一身极其不合时宜的浮夸打扮：及膝长靴、开衩到大腿根部的铅笔裙、紧裹着胸部的弹力细条纹衬衫。这一套装扮可真是……不过，我得为自己说句话，当时是20世纪90年代，我穿细条纹衬衫是想暗示我已经成熟了（“哇！她真的长大了！”“她穿了细条纹衣服，像一只害羞的斑马！”）。

葬礼非常感人。我还是没有哭。大家后来都到了停车场，我向爸爸挥挥手，很不自然。

他也向我挥了挥手，同样不自然。一些多年不见的堂兄弟姐妹们和同父异母的妹妹们也害羞地挥挥手。我们都只是默默地挥手，没什么话好讲，场面一时很尴尬。

“嗨！”我终于鼓起勇气，打了声招呼。

“嗨！”他回答道。

“嗨！”堂兄弟姐妹们和同父异母的妹妹们一起回应。

这和我原本在脑海中想象的特别重聚可太不一样了！没有奔向彼此的怀抱，没有在小提琴声或汉斯·季默 的电影配乐中转圈儿。爸爸的一些亲戚已经15年没见过妈妈了，但依然记得她，于是他们开始聊起天来。我们被邀请回爷爷家参加守灵仪式，正准备上车，忽然，爸爸挽住了妈妈的手臂，姿势竟然很……亲密！

什么情况？他要向她……表白？这么多年的一切难道只是一场……可怕的错误？难道我们不用再对神父撒谎，隐瞒妈妈的橙色背包男友了？

“一切都好吗？”妈妈看起来也很吃惊，“我们回到家里再谈吧。”

爸爸低声嘟哝，说了些什么。

“什么？”妈妈提高了声音。

“我说，我希望你别，”他重复着，这次声音大点了，“我是说，你别去家里。”他解释说，他认为这样对所有人都好，会让每个人都更舒服——如果我和妈妈离开，并且是现在。

后来我才慢慢理解，一个正哀悼去世父亲的人也许会出现一些奇奇怪怪的言谈举止。也是后来我才明白，一个人在伤心的时候，或者在墓地停车场同时面对两个曾对她们承诺过“至死不渝”的女人的时候，又或者在同时面对一个几乎被自己遗忘的女儿和两个常伴左右的更年轻、更耀眼的女儿的时候，难免会做出些匪夷所思的举动。我现在才意识到，当时他那伤痛烦乱的大脑中可能掠过无数思绪。但在1998年的时候，我彻彻底底不能宽恕这件事！我脑子里想的都是：那个一再拒绝我的爸爸，那个5年了都没来见我的爸爸，那个即使在爷爷的守灵仪式上都不会施舍给我哪怕一根香肠卷的爸爸！

他们都死了，爸爸再也不要我了。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像Instagram滤镜里的沉默画面一样，至少在我的记忆里是。我做不到以德报怨，也没有时间让自己冷静下来，舒缓自己正在经历的一场情绪海啸。我大声地用脏话骂了爸爸，那个词以“c”开头，与“hunt”押韵，在他的另外两个女儿、现任妻子和一群前来吊唁的亲友面前，其中许多人也是我的亲戚（我想郑重声明，这是我唯一一次用这个词骂人）。妈妈叫我上车，我们压着碎石，飞快离开了停车场。我并不感到骄傲。我也一点都不快乐。我和妈妈在无声的沉默中度过了回家的3个小时车程。我们后来好几年都没有再提及此事。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把一头及腰长发剪成了利落的波波头短发，用Sun-In染发喷雾（这是一种非处方的染发喷雾，在20世纪90年代非常流行。把它喷在湿头发上，坐在阳光下晒几个小时，或者用吹风机吹干，就可以改变发色！你也可以拥有一头像稻草一样的金发）换了头发的颜色，随便找了一个男朋友，并正式改了姓。

我的理由是，既然我爸不想要我了，那我也不想要他的姓了。

有了新名字、新发型（虽然很难看），再加上浑身充满了怨恨的怒火，我就像被发射的火箭一样，飞一般向成年急速狂奔。我是只属于自己的独一无二。我是音乐剧《一笼傻鸟》（ La Cage aux Folles ）里的乔治·赫恩，我是《油脂》（ Grease ）中的桑迪……只不过我那爆炸式的乱蓬蓬的头发是染的。我……仿佛浴火重生！我被治愈了。对吧？没——错！就像一匹被拴着的马，我绷紧了肌肉想要挣脱那根缰绳。我没有沉溺于悲伤中，甚至没有停下来思考任何让我伤心的原因，而是开足马力，全速冲刺，奔向成年。我激情奔涌！我准备好了！哦不，等等！我……还没准备好。 BIS71T7cZj67cW2JOOeNoQeRpqgEeO7bn19NfJ8RizhoAwhoxaNLQA/Ht2lRG9o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