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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交了新男友。他有一个橙色帆布背包，会弹吉他，后来有一天在我家过夜了。我知道这个事，因为那天晚上我上床睡觉以后，听到他在弹奏史提利·丹（Steely Dan）的曲子，第二天早上我看到那个橙色背包就放在妈妈的卧室门口。我没有像往常一样跑进去搂着她，而是下楼去自己做早餐——奶油味的维他麦麦片（对当时还是孩子的我这个厨房小白来说，它看起来更像盒装牛奶）。我边吃麦片边竖起耳朵听，等着脚步声从铺着地毯的楼梯上传来。第一次看到橙色背包的主人时，我惊呆了。他比我爸爸更高，也更年轻。他从不穿皮夹克！俗话说，我们怕蜘蛛，但蜘蛛更怕我们——橙色背包男迅速离开了，没和我有任何目光接触。但下一个周末他又来了。再下一周末也是如此。终于有一天，他在我们家吃晚饭了。这很奇怪，因为我们俩还不曾有任何眼神交流，也没有被正式介绍给彼此。我想表现得友好一些——因为我是个“好女孩”，但我还是忍不住对他感到莫名恼火，因为我从来没能让妈妈开心起来，他却不知怎么做到了。
我没跟爸爸提过这个橙色背包男。到后来，周六、日两天的早晨就只有我自己过了。我独自玩耍，画铅笔画，画颜料画。我还用滑轮、鞋盒和柳条筐自己动手搭建了一个复杂的结构，然后用它在房子里运送毛绒玩具。我看了很多电视。那时还是20世纪80年代，大部分电视节目呈现的都是一派光鲜亮丽、励志向上的景象——这也是我对生活的期望。妈妈那时有全职工作。但我总是穿着旧衣服，“透支”是我最早学会的词之一。而在雅皮士
聚集的地方，全职家庭主妇们平日只需做做有氧运动，开着白色保时捷接送孩子——车里音响开到最大，播放着那首《金钱万能》（“Money Talks”）［麦乐迪·华盛顿（Melody Washington）1989年演唱的热门歌曲，后来被翻唱。歌词现在看起来也许比较古怪，但曲调铿锵有力］。我很多同学的父母都住在带游泳池的仿都铎式房子里，每隔几年就翻新一次。拉皮美容手术在那时已经很常见了（虽然技术还没那么成熟）。人人都不只想要“更好”，而且想成为“最好”的那一个。我向往过一种我在身边和电视上看到的那些人一样的生活：阳光、光鲜、成功，且完美无瑕。我梦寐以求的生活是充满微笑和快乐的，是完美的。无论周围的人有着怎样的期望，我自己对生活的期望值总是更高，因为我想要过电视里那样的完美生活。这个要求并不过分……不是吗？
橙色背包男最终搬进来和我们同住了，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确实更开心了。有音乐，有欢笑，有去伦敦的旅行，还有比萨——那是一种近乎令人眩晕的颓废与肆意。我每周日洗一次热水澡，洗完后穿着睡衣坐在电视机前吃晚饭，任湿淋淋的头发在壁炉边自然烘干。生活变得更轻快，甚至更美好了。然后爸爸和他的女朋友宣布，他们要结婚了……
好吧。我想，这是个新变化……做个好女孩，友善一点吧！
我问爸爸我能不能给他们当伴娘。在电视上，女儿总是可以做伴娘，或者至少，当个花童。我那时刚看了一部电视剧，一个如我这般年纪的女孩在里面当伴娘，戴着头冠，骑着小马！所以我也兴致高涨，想当一个这样的伴娘。
但是爸爸说“不行”。
我问他：“是不能戴头冠，还是不能骑马？”
他说：“都不行。”
我猜他是在开玩笑，所以我决定要好好听话，好好学习，以此来赢得他的认可。然后他就得说“好吧”。因为电视上都是这么演的。
我也开始想，如果爸爸再婚，那么妈妈应该也会的。我不知道爸爸的新妻子会不会像一个“新妈妈”（不，她不会），但是我从电视剧和迪斯尼电影中知道，当一个妈妈打算再婚时，通常就会出现一个“新爸爸”。我还有一个“旧爸爸”，当然，现在他不那么可靠了，所以再来一个备用爸爸也没什么不好。在电视里，那些再婚家庭和睦相处，从此过上了其乐融融的幸福生活。在电视里，一个妈妈独自一人一段时间后就会遇到一个男人，他有着坚定的下巴和善良的眼睛，他会带她去野餐和动物园。他最终会赢得她的芳心，重新燃起她的激情，让她再度散发魅力——在20世纪80年代，这通常包括腮红、垫肩和一头卷发。这位有着坚定下巴的男子会在他们第一次野餐的现场单膝跪地求婚，旁边会有一群鸭子“嘎嘎”叫着鼓励他。然后，妈妈会和孩子们一起高兴地拍手，接受求婚。这时男子会把她抱在怀里转圈儿，妈妈的双脚则向上翘起。接着弦乐演奏开始，婚礼进行曲响起。女儿将成为伴娘，同时还（可能）会有一个刚出生的小弟弟，和一只名叫“波比”的小狗……我看过电视，我知道这些是怎样的！橙色背包男长得并不很像肯娃娃
，但他看起来人很好，而且我们只有他，所以我推测，妈妈一定会嫁给他的。
我希望这桩婚事早日到来，因为我家好几代人都信奉天主教（我的姑姥姥是一个修女），我知道成年人非婚同居是不被允许的。我当时上的学校以前是修道院学校，这意味着除了必修的天主教课程，神父偶尔也会抽查我们的私生活状况。每当被问到我家的情况时，我们都会隐瞒橙色背包男的事，假装他不存在。在学校里，我学的都是“原罪”“离婚之罪”和“同居之罪”，所以我求妈妈嫁给橙色背包男，以减少我们家的罪孽，“把我们从永恒的诅咒中解救出来”。但是最终，婚礼进行曲并没有响起，那只名叫“波比”的新小狗也没有出现。真是太令人失望了！
失望被定义为当结果与我们的期望不符时出现的一种心理反应。两者之间的差距越大，我们的失望感就越强。2014年，伦敦大学学院的罗布·拉特里奇（Robb Rutledge）博士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上发表了一项研究， 1 其中包括一个基于我们期望值的关于幸福的数学方程式。研究人员发现，事情发展得顺利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比预期的更好。“俗话说，如果期望值低一些，你会更快乐。”拉特里奇曾经这样说，“我们发现，这种说法有一定的道理，因为降低你的期望值，会让结果更容易超出预期，从而对幸福产生积极的影响。”
活在别人的期望里，或者抱着不切实际的期望是会让人筋疲力尽的。对他人抱有很高期望的人更容易失望。经常失望，或者因为他人没有达到我们为他们设定的标准而产生愤恨情绪，这些都是期望过高的表现。当然，有时候有些人确实不怎么靠谱。但如果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期望都太高，而这些期望又一直没能得到实现的话，那就有可能只是我们自己的一厢情愿。虽然不情愿，但是出于爱和包容，我只能这么说：确实只是我们自己的一厢情愿。
当我们感到悲伤或者努力不去感到悲伤的时候，如果我们能学着放低对自己（或他人）的期望，我们会过得更好。但事实正好相反，我们很多人都把目标定得很高，真的很高。我们看到的周围人的那些充满抱负、光鲜亮丽的生活其实对我们没有丝毫帮助。
如今大多数电视观众都比以往更聪明了，我们知道眼见未必为实。但是Instagram（照片墙）、Facebook（脸书）和其他大流量平台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期望值超高的场所。“在社交媒体上，我们对他人持续疯狂轰炸自己的好消息，每个人都在全力展示自己最好的一面。”迈克·维金说，他进行了一项关于（离开）社交媒体对幸福感的影响研究。他发现，社交媒体是表演幸福的温床，只会让表演者和观众感觉更糟。“我们看过很多数据，其中一种经常出现的情况是，将自己与同龄人比较，会降低我们的生活满意度。”他说。一项研究显示，只需离开脸书一周，参与者的压力就会减少55%。 2
许多心理健康问题与高期望有关，包括低自尊，因为如果我们总是达不到预期，就证明自己确实不行——这也和一些消极的核心信念相关，比如“我必须完美才能被爱”或者“这个世界很危险，所以我需要掌控一切”；还有害怕亲密关系，因为如果我们对别人的期望太高，当他们不可避免地达不到我们的标准时，我们就有借口赶紧把他们推开；还有对失败的恐惧——这可能会导致自我毁灭——甚至害怕改变。我们中有些人深受心理学家所说的公正哲学所害。“在大多数西方国家，人们认为付出了就应该得到相应的回报，”美国心理学家阿佛洛狄特·马萨基斯说，“反过来这也意味着，许多人认为他们所得到的一定是他们应得的。”他们默认：如果我们足够好、足够细心或足够有能力，我们就能够保护自己和家人。“许多人都有这种想法，但重要的是，你要明白这个是你无法掌控的，”马萨基斯说，“自责会让你认为自己对负面情况负有一定的责任，但其实，这种负面情况可能完全是偶然的。”
在成长过程中，我一直在这种观念中挣扎。学校和教堂教给我的是：不必太在意死亡，因为这只意味着他们“去了一个更好的地方”，和“天使们”在一起，或者“一定是上帝比我们更需要他们”。我接受的教育告诉我，悲伤的事情之所以会发生，是因为上帝“自有安排”。我周围的每个人似乎都接受这一点，并对此毫无质疑，我却察觉到这个世界的一些荒谬之处。生活令人捉摸不透，但其他人似乎都可以应对自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我外婆护理过生病和垂死的士兵；40多岁的时候，她丈夫病得奄奄一息；后来，她又失去了她的外孙女。但她还是很坚强，既有首相之风，又有女王之态！妈妈小的时候，亲眼看着自己的父亲去世，后来又亲手埋葬了自己的亲生女儿。但那时，她穿着一身印有植物图案、带有泡泡袖的布迪卡时装，看起来比以前更耀眼了！她还烫发了！（没错，还是大波浪。）那我为什么还不开心呢？为什么我就不能开心起来呢？我的生活怎么就不能像电视里一样呢？
高期望最大的副作用是完美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产阶级群体中，完美主义并不是缺点，而被视为优点——这表明你很有责任心和竞争力，是人生赢家。你考试的时候高居榜首，老师会表扬你，父母也为之高兴。据我观察，在某方面出类拔萃似乎特别有优势。我从学校、电视、我周围的世界以及那些家里拥有游泳池的同学的家长那里都能感受到：完美主义确实是一个值得追求的目标——如果不是唯一目标的话。
我后来发现，完美主义者既可以是天生的，也可以后天养成，因为完美主义是一种受基因和环境双重影响的特质。 3 如果不是小时候经历的那些失去，如果不是我接受的宗教教育，如果不是那么重视学习和关注那些开着父母的保时捷到处兜风的朋友，我可能不会有完美主义倾向。但是或许也会。可以肯定的是，我并不是一个异类。
西弗吉尼亚大学（West Virginia University） 4 的一项儿童发展研究表明，2/5的儿童和青少年是完美主义者，并且如今的大学生比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或21世纪初的大学生有更明显的完美主义倾向。 5 有趣的是，即使在控制了性别和地区差异的情况下，这些趋势仍然存在 6 ——所以这不是女孩的问题，而是全人类的普遍问题，并且由于我们不愿意接受不适和失败，这种情况更加严重。社交媒体进一步加剧了这一点。虽然在我成长的过程中没有社交媒体，但是成功的压力真的很大。完美主义往往会被贴上一种荣誉的标签，我们都在追求完美。那么，情况真的如此糟糕吗？
“是的。”泰勒·本-沙哈尔（Tal Ben-Shahar）博士说（记住他的名字，后文我们还会提到他）。他是哈佛大学的讲师、《幸福超越完美》 7 （ The Pursuit of Perfect ）一书的作者。“当然，完美主义的一些特征有助于我们获得成功和快乐，”他承认，“比如勤奋努力、有责任感、专注细节。但它的一些不尽如人意之处是，对失败的天然恐惧、对已经取得的成就缺乏感恩之心，以及对痛苦情绪的抗拒。”
他继续说道，完美主义者通常认为通往成功之路是一条直线，不会出现任何失败，但其实它更像是一条胡乱画出来的曲线。因此，完美主义者每时每刻都在失望——对自己和周围世界一概持严厉批评的态度。这些特征我都在自己身上发现过，都是我不喜欢的。这里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即完美主义者往往同时具有自卑倾向。我们发现了自身和周围世界的缺陷，因此我们对一切都喜欢不起来，然后我们又为此感到内疚和羞愧。我们不会外露这种负面情绪，但确实，越来越多的人正在默默承受内心的痛苦。
西弗吉尼亚大学的首席研究员凯蒂·拉斯穆森（Katie Rasmussen）在2018年接受BBC采访时表示，完美主义的兴起“正渐渐成为流行病和公共卫生问题”。因为完美主义倾向与以下疾病和健康问题相关：抑郁症 8 、焦虑症 9 、厌食症 10 、暴食症 11 、倦怠症 12 、强迫症 13 、创伤后应激障碍 14 、慢性疲劳综合征 15 、失眠 16 、消化不良 17 ……和早死 18 。这听起来很戏剧化，但事实就是如此。事实证明，完美主义是一名无声的杀手。
“一个更好的办法是降低我们的期望，把完美主义转换成专家所说的‘适应性最优化主义’（adaptive optimalism）。这意味着，我们要在生活中走一条更迂回曲折的道路，并享受这段旅程，而不是提心吊胆地妄图走一条笔直的路，然后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责备自己。”本-沙哈尔说。最优化主义者仍然会感到悲伤，但他们会从容度过困难时期——因为它们是生活的一部分，正如有句谚语所说：“一切都是瞬息，一切都会过去。”
古希腊人和古罗马人在这一点上想法很明智，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每天都会提醒自己：“我将与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多管闲事的、忘恩负义的、狂躁暴力的、奸诈贪婪的、嫉妒心强的、特立独行的……我不会被他们任何一个人伤害……我也不要生家人的气，不要恨他们。” 19
换句话说，他学会了管理自己的期望。斯多葛学派哲学家爱比克泰德（Epictetus）的建议更加具体，他说：“当你要做某件事时，先问问自己，你知道这件事的本质是什么吗？比如你打算去洗澡，就先想象一下洗澡时经常会发生什么事情：有人泼水，有人推人，有人骂人，还有人偷东西。这样你就会更从容地去做这件事，你会对自己说：‘我现在要去洗澡了，洗澡时我要时刻记住这件事的本来面目。’” 20
总会有人溅起水花，扰乱秩序。混乱是生活的一部分。牢记这句话：混乱即生活。所以当我们有与之相反的期望时，我们注定会失望。正如丹麦忧郁专家克尔恺郭尔所写：“生活不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而是一种需要经历的现实。”但我偏偏想要解决它，修复它，战胜它。
对成长在撒切尔夫人时代的英国人来说，降低期望无异于异端邪说：我们总是把目标定得很高。大家都希望能一切尽在我妈妈掌握，所以她就全力以赴地去这么做。她开始了一段新恋情，重回职场工作，抚育唯一剩下的孩子。她甚至加入了我们学校的家长教师协会，自告奋勇去做每一件事，并在年度体育日的妈妈赛跑中脱颖而出。她结交了新朋友；她在工作中奋发进取；她烫了头发，每天都面带微笑。每年万圣节那天，是妹妹的忌日，我们俩会挤在沙发上看电视，家里从不摆放南瓜，也不接待那些嚷着“不给糖就捣蛋”的孩子。每年11月1日，妈妈都得打扫我们家大门口的蛋壳、半干的蛋黄和蛋白，因为前一天晚上我们家总会被孩子们扔鸡蛋——孩子们因为没有要到“奖励”而被激怒了，于是就以扔鸡蛋的方式来报复我们家。这不是他们的错，但他们不知道我妈妈当时有多么悲痛欲绝。他们只是觉得她很无礼，不像其他邻居家长那样开门发放玛氏巧克力棒给他们。之后她开始与邻居有了一些来往，但她从未和他们说过我们家的事，从未提过她之所以没有穿着恐怖的奇装异服去开门迎接他们的孩子，是因为每一年的这一天她都在哀悼自己不幸夭折的孩子——尽管，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她只是把这一切都默默埋藏于心底，我也是。生活还是得继续，不是吗？我们只关注生活中积极的一面，比如史提利·丹、学校和小星星光荣榜。我们没有降低期望，反而把目标定得更高。
这是我从小到大经常遇到的一种做法——我周围的人也一定深有体会。每一段关系破裂之后，我总会找各种事来做，或进行自我提升。我对自己和他人的期望都太高了，永远无法习惯爱比克泰德所说的那个事实——总会有人在池子里拍水嬉戏，或突然跳进水里，或往深水区扔胖墩墩的宠物，或在浅水区撒尿。
现如今，两个闹离婚的人对自己的失望，丝毫不亚于他们对对方的失望（期望是很重要的，但不是褒义的）。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看——作为一个关心他们的人——这种自我谴责和指责对方的做法对谁都没有好处。我真希望他们能放松下来。学会降低期望有时很难，但在本-沙哈尔看来，这很重要，而且必不可少，如果我们想学会如何好好悲伤的话。
在成长过程中，我没有降低自己的期望。我没能成为爸爸第二次婚礼的伴娘，尽管我在学校竭尽全力地学习，班里的小星星光荣榜上写满了我的名字。我甚至连婚礼也没能去参加。后来爸爸又生了两个女儿，尽管有同父异母的妹妹也让我很兴奋，但我还是想不通，觉得不开心。他和那两个女儿住在一起，和她们朝夕相见，读书给她们听，为她们做各种我希望他能为我做的事情。我多么希望爸爸愿意花点时间陪我，多么希望他能以我为荣！但是后来每隔几个月和他的见面开始让我感到不那么开心了。我的心结不断绷紧，所有的期望如竹篮打水，一一落空，我越来越失落了。
直到有一天，妈妈在我洗澡的时候进来了——那是最后一次我允许她在我洗澡的时候进浴室。爸爸偶尔会来接我一起出去玩，她问我感觉如何。一时间，我默不作声，只是牢牢地盯着浴缸的水龙头。她问我是否还想继续见他，我小声告诉她：“也许……我不太想去了。”那声音我自己听了都觉得陌生。“那，就这样吧。这事就定下来了，妈妈去和他说了。”在接下来的27年里，我只再见过他一次。
据我所知，爸爸对此并不反对。我们从此很少提到他了。但我怀疑妈妈和学校谈过我们家的事，因为后来几个好心的老师偶尔会问起我的家庭生活。一位名叫福斯特的女老师告诉我，也许我的爸爸只是“还没准备好做一名父亲”“有些男人也许永远学不会做一名合格的父亲”。但我不忍心告诉她的是，我爸爸其实似乎早已准备好了，他对我那两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无比上心。福斯特小姐人很好，我不想让她难过。因为我知道，难过是一件很不好的事。所以我什么也没说。再说，我还有事要去做。我迫不及待地想要开启我的新生活，我下定决心就从此刻开始。不是以后，而是现在！我要活出有意义的人生，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为了我认识的所有人。我没有时间去伤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