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顺其自然

1983年。冷雨霏霏。

收音机里传来菲尔·柯林斯（Phil Collins）的一曲《爱，不争朝夕》（“You Can’t Hurry Love”）。但我至少过了15年才觉出其中的讽刺——这是多么残酷！因为，爱，原来可以转瞬即逝。那时我正坐在沙发上摆弄一个蓝色头发的娃娃，忽然听到熟悉的“嘎吱嘎吱”声，是爸爸手扶栏杆下楼来了。他提着手提箱，身穿衬衫和喇叭裤，尽管那时还是1月，他依然将袖子卷到了胳膊肘上。他一头棕色的及肩长发——20世纪80年代初，记忆中的大部分东西都是棕色的：棕色的衣服、棕色的装饰、棕色的头发……那年我才3岁，而3个月前我们家发生了“那次不幸”——就在万圣节那天，1982年10月31日。那次不幸改变了我们全家人，从此流年漫漫，相对无言，唯留痛楚。

曾几何时，妈妈爱说，爸爸爱笑，他一笑眼睛就弯弯地眯起来。但现在呢？家里失去了往日的欢声笑语。自从那次不幸发生之后，一切都不复从前了。而现在，爸爸也要离开这个家了。

几天以后的周末，他又回来了，但并没有在家里过夜。我记得那天是周末，因为平时我得梳洗之后才能看电视，而周末则可以吃完早餐不换睡衣就看会儿电视。奇怪！爸爸最近怎么不在家里睡呢？！更令我一头雾水的是，外公外婆来的时候，也没人说起这个事。

“你还没告诉他们吗？”我听见爸爸在厨房里小声对妈妈说。

告诉他们什么？

自那以后，爸爸开始每周六开车来接我，带我去最近的酒吧，或者去一家叫“收获者”的人气很高的连锁餐馆。这家餐馆老幼皆宜，很适合一家人去——毕竟在当时，轻食酒吧并不算正式的吃饭场所。去这家餐馆的次数多了，一个打扮得像电视剧《华泽尔·古米治》（ Worzel Gummidge ）里的莎莉阿姨的人就会跑过来问我：“你以前来过这儿吧？”我在这家餐馆的沙拉吧里吃了很多甜玉米，还有餐后冰激凌。如果去那家酒吧的话，我们会等着酒吧开门营业，然后坐在酒吧外太阳伞下的长凳上。爸爸会点1品脱 淡啤酒，我会要1份火腿三明治和1包盐醋薯片。爸爸那时开始穿皮夹克，浑身散发着烟酒味，开一辆敞篷高尔夫GTI，看上去像极了一个正经历中年危机的油腻男！但爸爸当时其实只有27岁。所以，也许他只是在经历一场危机。其实我不喜欢这种敞篷车，因为它的车顶是敞开的，会搞得我的头发飘来飘去，乱乱的，妨碍视线，还容易让我晕车和呕吐。这样车里的味道会很难闻，我们只好把车顶放下来，否则爸爸也会吐的。那时我们在车里经常感到恶心。

那些曾经的出行是……多么美好啊！但很快我们每周一次的午餐时光变成每月一次需要在外面过夜的远行。爸爸后来搬去伦敦的一栋高层里，和他的新女友同居，住在一起的还有她的姐姐和一个十几岁的外甥。房子不够我们这些人住，我只能和那个男孩睡上下铺。周日早上他总是把腿从上铺垂下来，还爱隔着平角短裤挠屁股。这举动简直令人迷惑，而且气味好难闻！然而后来，一切都更糟了。

妈妈和我搬到离外婆更近的地方去住。外婆是个很让人敬畏的女性，堪称英国女王和撒切尔夫人的合体。9月份我上了幼儿园，妈妈重回职场，开始工作。我们都没和学校说家里的事，直到有一天我画了一幅画，老师看到特别喜欢，就拿给妈妈看——画里有妈妈、爸爸、妹妹和我。妈妈看到画的那一刻，脸色顿时苍白，只好向老师解释：“孩子的妹妹已经离开了，她的爸爸也不会再回来了。”听后我只觉得一片茫然……

爸爸也离开我们了？

这次闹心的事件过后，为了高兴起来，我们决定给我的蓝发娃娃过一次生日，妈妈给它烤了一个蛋糕。我虽然没什么胃口，但还是大口大口把它吃下去了，而且吃完感觉好多了！食物是表达爱意的一种方式——吃小蛋糕的时候谁能不开心呢？我逐渐认识到，美食可以缓解悲伤，或者至少可以延迟悲伤。不开心的时候看到饼干、白面包和麦片，就拆开包装吃吧！为碳水化合物欢呼！

爸爸和他的新女友想有个自己的地方住，但他们的钱不够，所以爸爸的压力很大。他也从此开始忘记一些事了。

5岁那年，我梳好小辫子，睁大眼睛等着。那是在妈妈半独立式的新房子里，我坐在铺着米色地毯的第一个台阶上，旁边是一个打包好了的手提箱，里面整整齐齐地叠放着我的牙刷、睡衣、两套换洗内衣，还有我最喜欢的紫色套头衫和棕色灯芯绒裤子（20世纪80年代流行这个……）。为了节省空间，心爱的蓝发娃娃被我紧紧抱在怀里。时钟指向中午12点，这是妈妈说爸爸会来接我的时间。我一直很听话，所以他会来。他可一定要来啊！然而我左等右等，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直到时钟指向12点30分——这只钟的指向和我跟妈妈一起在纸上画出来的样子完全不同。妈妈一遍遍地安慰我：“没事没事。”然而她的声音却越来越大。她盯着外面的大街，看是否有爸爸的车开过来，也尝试给爸爸打电话，甚至还提出“要不我们看动画片吧”。然而我不为所动。我坐在那里，眼睛一直盯着大门。3个小时过去了，他没有来……

妹妹还在的时候，爸爸不会忘事，一切都很正常。而现在就剩我一个孩子了，爸爸却越来越健忘，一切也都变得不正常。我心中的隐忧似乎被证实了：如果生病离开的那个人是我，一切可能会更好，爸爸的离开都是我的错。

我有这种想法并不是个例：学龄前儿童通常认为他们对父母的分开负有责任。30年后，美国心理学家阿佛洛狄特·马萨基斯（Aphrodite Matsakis）告诉我：“你这种情况属于儿童的全能心理。”这是有大量证据支持的：孩子（和一些成年人）认为他们是世界的中心，他们掌控着一切。“一些孩子很难从别人的角度出发看问题，他们认为自己就是一切的中心——以及一切的起因。他们总觉得，如果自己希望得到什么，就可以得到什么。这是一种被夸大的责任感，因为他们相信‘我有责任和能力去拯救遇到困难的家人’。”

然而没有人告诉我这些。根本没有人告诉我这些，所以我只好自己去想象。“如果我们不告诉孩子们真相，他们就会自己想象，”简·埃尔弗（Jane Elfer，伦敦某大型医院儿童和青少年心理治疗师）说，“他们会自己解读所发生的一切——基于自己的现实或错误的想法。通常孩子们的想象比实际情况更糟，所以从孩子很小的时候起，我们就需要和他们进行清晰、具体和细致的交流以避免误解的产生。全社会也必须更好地去应对不幸——如果令人悲伤的事情发生了，我们需要学会接受现实。”

然而现实往往是，我们拒绝接受它，试图与之抗争。甚至，忽略它。

文件签署了，我父母正式离婚了。尽管人们普遍认为孩子夭折后，大多数夫妻都会离婚，但其实约72%的夫妻会选择继续维持这段婚姻。 ¹ 然而这种勉强维持无疑会让人极其痛苦，双方都将承受着巨大压力，夫妻关系可能会从有裂痕转向破裂，当然未必是彻底破裂（尽管已经有种种不妙的迹象）。英国国家统计局的最新数据显示，在英格兰和威尔士，42%的婚姻以离婚告终。 ² 所以，承受丧子之痛的夫妻更有可能继续在一起，不幸未必会再次发生。悲伤是我们为爱付出的代价，我们不太可能承受得住这场狂风暴雨——如果我们没有为之做好准备，如果我们从小就被教育要快乐，如果在每一次变故中我们都选择麻痹自己的话。在失去之后，如果我们对自己和他人的期望过高，我们注定会失望的。我完全理解那种想要逃离悲伤和痛苦的冲动，我们大多数人从小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的。不要指责那些安于躲在舒适区一角的人们，他们的那种感受我知道（心如刀割……）。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我父母都不是圣人，离婚也往往是夫妻双方的最佳选择。但应务必牢记的是，这里还有另一种方法。当我们失去某样东西时，我们的心情会很糟糕，这是很正常的——无论是鸡毛蒜皮的小麻烦，还是改变人生的灾难性事件。如果我们学会接受苦难是一种人生常态这个事实，我们就有可能更好地忍受人生中的至暗时刻。真希望这一点几十年前就有人告诉我们一家人！但是，没有。没有一个人告诉过我们。

相反，我成了一个“没有爸爸”的孩子，和世间万万千千的其他孩子一样。我是在单亲家庭中长大的，妈妈撑起了整片天——不幸中的万幸，她极其坚强，极其柔韧。在单亲妈妈的陪伴下长大，还是有一些好处的，比如我对家务活没有性别之分的概念，因为妈妈包揽了一切，这是一种幸福的无知；比如像妈妈一样，我应对危机的能力非常强；又比如我的独立性很强——虽然不幸的是，在一定程度上，我非常执拗于某些东西，我不会轻易许下承诺，也不太会全情投入于任何一段关系（因为我已经预估到结局）。我觉得每一段感情都应该有“呼吸的空间”。我是个不太擅长沟通的人——因为在我们家没必要，妈妈一个人就做了所有决定。让自己保持忙碌是个不错的办法，因为我可以借此与痛苦抗争。这个世界已然全无意义，我只能自己从中寻找意义。经常有人告诉我：不要悲伤，不要哭泣。所以我不去悲伤，大家也都是如此。可是时间久了，想哭或感到悲伤的冲动就会变得陌生，甚至古怪。

已故心理学家海姆·吉诺特（Haim Ginott）在《孩子，把你的手给我》 ³ （ Between Parent and Child ）一书中写道：“很多人被教育得对自己的情绪一无所知。当憎恨时，他们被告知那只是不喜欢；当害怕时，他们被告知没什么好怕的；当痛苦时，他们被告知要笑对人生。”孩子们因此无所适从，只能向父母学习如何调节情绪。但如果父母也不知道或者从来没有学过这些，他们就会对负面情绪无知无感，那可就有大麻烦了。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起，我们就被教育要对抗悲伤。

2019年《卫报》的一篇文章说，我们的社会从小就告诉我们“不要悲伤”。 ⁴ 在英国，除了牛奶，大多数婴幼儿服用最多的是一种叫“Calpol”的紫色对乙酰氨基酚糖浆，它的味道微甜，服用方便，宝宝仰头喝药时候的样子会让父母觉得很像美国西部片里酷酷的牛仔。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建议父母在宝宝8周大第一次接种疫苗之后给他们服用这种糖浆，以预防可能产生的不适。6个月大的时候，84%的宝宝已服用过这种糖浆。 ⁵ 我就是看着这条广告长大的：“度假时带上它吧！不要让你的家人带着疼痛和痛苦上路。”

广告传达的信息很明确：不管原因为何，一个合格的监护人永远不要让你的孩子承受痛苦。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文化中：烦恼需要减少，悲伤应该被解决掉，而不是被感受——所以我们比上几辈人更难以忍受疼痛和痛苦。2018年，一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纪录片报道：现在英国孩子吃的药比40年前多了3倍。 ⁶

大英帝国勋章获得者、悲伤专家朱莉娅·塞缪尔（Julia Samuel）说：“如今的情况一般是，一旦遇到问题，我们就指望用科技或药物的力量将其解决。但这样对痛苦无济于事。父母想让我们从小就对之免疫，我们如温室中的花朵般被娇生惯养。父母没有告诫我们的是，只有先去体验些许轻微的痛苦，日后我们才能学会应对巨大的痛苦。”

“我们试图与之抗争，以减轻其带来的不适。但这样一来，我们的处境只会更糟。”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的情绪管理专家纳撒尼尔·赫尔（Nathaniel Herr）教授说。 ⁷ 在Skype上和他交流的时候，他对我说：“悲伤真的很重要。人们需要感知它，了解它的作用。有人对我说：‘我只想不再焦虑、不再悲伤。’我只能告诉他们：‘那我爱莫能助！’因为你不应该希望自己能免于悲伤。”这一点就连他心理学专业的学生都想不通。“如果我问他们：‘为什么我们应该悲伤？’他们大多会回答：‘因为无悲哪有喜？——如果没有悲伤的衬托，我们怎么会感知到喜悦？就像光和影一样总是如影随形，相辅相成。’但事实并非全然如此，他们忽略了悲伤的社交功能。它可以发出信号，比如‘嘿！来帮帮我吧’，从而让人们关注到你。”赫尔还认为，当我们被繁杂事务所困且无法自拔的时候，就会感到悲伤，“这让悲伤大有益处，因为人们可以由此关注到你，并为你提供帮助”。

他说：“悲伤是一种问题解决型情绪。它可以引人深思，我认为沉思是悲伤的认知表征，就像担心是焦虑的认知表征一样。”所以悲伤是一种极其重要的情绪，它可以让我们暂停脚步，思考自己的处境，然后继续前行，迈向人生的下一个阶段。

这个想法最初是由丹麦哲学家克尔恺郭尔提出来的。他认为悲伤和绝望不只可以不可避免地衬托出喜悦，它们也是改变的必经阶段。我拜访了丹麦奥胡斯大学（Aarhus University）的克尔恺郭尔专家、心理学教授亨利克·赫-奥尔森（Henrik Høgh-Olesen）。奥尔森教授60多岁，穿着白裤子。他告诉我：“克尔恺郭尔就是研究绝望的专家，我们需要绝望。当你感到悲伤、空虚或焦虑时，那种切实存在的感受会让你停下脚步，开始思考——这正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能让你在逆水行舟中寻求改变。”

“应该是潮水吧？”

“是水流。”他肯定地说。他有着心理学家+教师+研究克尔恺郭尔这位声名狼藉的19世纪哲学家的专家这样权威的三重身份，所以我可不敢再挑剔他的字眼了。

他把一双晒黑的手重重地杵在桌子上，说：“你需要这些沉重的情绪来更好地驾驭生活。”坐在镶满瓷砖的天花板下，周围摆满盆栽，一片绿意盎然，这时我仿佛穿越时空，重回自己的学生时代，回到1998年前后，那时我也正坐在一位教授的办公室里，接受他对我论文的后期指导，他说：“悲伤和绝望赋予我们目标。我们应该以这些感受为引导，去思考我们的人生该何去何从。”他的话与奥尔森教授对我说的话何其相似！

那一刻我感觉很惭愧。是啊，我这一生，该去往何方呢？

如果我们拒绝听从绝望的指引会发生什么呢？

“那么，”他提高了嗓门，“那么，你就是个机器人！一个只知道吃喝拉撒睡的机器人！”

没错。是的。所以，绝望有助于改变，而悲伤也是生命必需的一部分，否则我们都不过是个只有生理需求的机器人而已。我明白了。所以我们需要停止对抗这些负面情绪，开始去感受它们。因为如果不这么做，后果是会非常可怕的。

“如果我们不去接受和应对悲伤，它就会在身体层面表现出来。”儿童和青少年心理治疗师简·埃尔弗警告说。她解释道，疾病可能是孩子表达感受的唯一方式——比如需要服用对乙酰氨基酚糖浆来治疗的这种真正意义上的病。“比如他们会没来由地肚子疼或头疼——当然也会产生心理上的影响，尤其在失去一样东西的时候。”

小时候，我的肠胃状况就成了我精神状态的晴雨表，但我很难分辨出导致我消化系统失调的诱因是什么。是饥饿、疲劳？还是压力、悲伤？因为吃东西是一种易得的治愈方式，比克服压力或缓解悲伤要容易得多——一次酣沉的小睡也可以，所以如果需要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就是好好地饱餐一顿。这个现象相当普遍。已故精神分析学家乔伊斯·麦克杜格尔（Joyce McDougall）写道：“食欲不振或食欲大增都是悲伤的表现形式，我们可以通过吃东西来填补空虚。”“小孩子并不总能分辨到底是他们的哪一个部位出问题了，至少在10岁以前是这样。”英国孤儿慈善机构温斯顿的愿望（Winston’s Wish）的心理治疗师兼首席执业医师罗斯·科马克（Ross Cormack）这样说道。他补充说：“悲伤经常会通过胃来体现。”悲伤的孩子往往更容易恐慌，更容易分泌皮质醇——一种应激激素——和肾上腺素，使他们处于一种持续的战斗或逃跑状态。而食物基本可以抑制它们，从而平复悲伤。但这个解决办法比较短视（我自己就是个例子，曾经吃过一整条白面包，当然，只是为了做实验验证一下）。食物对悲伤只能起到暂时的修复作用，当下一波悲伤袭来，你还是要应对的。

悲伤的其他常见生理症状有胸闷、喉紧、对噪声过度敏感、呼吸困难、极度疲倦与虚弱、口干、食欲增加或减少、失眠或恐惧睡眠，以及疼痛和痛苦。 ^{8 9 10} 2014年的一项研究甚至发现，经历过悲伤的老年人不太可能产生某些类型的白细胞，从而增加他们受感染的概率。 ¹¹ 朱莉娅·塞缪尔在她的《悲伤有用》（ Grief Works ）一书中写道，据说15%的心理障碍是由未经处理的悲伤引起的。 ¹² 她还指出，如果没有正确地处理自己的情绪，失去亲人的孩子在以后的生活中更容易对一些事物沉溺上瘾，或者出现心理健康问题。

赫尔解释说，那些难以控制情绪的人，通常会有以下三种特征：第一种是高敏感（“情绪来得比别人更容易”）；第二种是高强度（“情绪来得比别人更强烈”）；第三种是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到基线水平或正常水平。赫尔说：“这取决于父母。如果父母经常给予孩子恰当的反馈，那么他们就可以在童年学会控制情绪。如果一个孩子说‘我很伤心’，父母却说‘不，你很好’，那对孩子学会控制情绪不会有丝毫帮助。父母需要接受孩子的这种情绪，并帮助他们给它命名，这样孩子才能学会识别和处理它，而不是为之感到羞耻或困惑。”他继续说道：“因为每一种情绪皆有其用，只要我们一开始就学会接受和容许各种各样的情绪存在——尤其是那些消极情绪——我们就会过得更好。”赫尔是美国人，因此我了解他的意思。因为研究人员发现，在文化上，美国人有着异常强烈的最小化负面情绪的愿望。

斯坦福大学文化与情绪实验室的心理学家珍妮·蔡（Jeanne Tsai）发现，由于执着地追求快乐，许多美国人把悲伤视作一种失败，并认为自己难辞其咎。 ¹³ 作为在美国长大的中国台湾移民的女儿，她对美国人与东亚人对负面情绪的态度差异很感兴趣。“在美国，我发现人们非常想要不惜一切代价去感受快乐，回避悲伤——这远远超过其他国家。”我联系她时，她这样告诉我。相比之下，在东亚地区，负面情绪的概念在佛教、道教和儒家传统中根深蒂固，它被认为是“基于环境的”。 ¹⁴ 这意味着个人不会独自承受负面经历的负荷。“并且在东亚文化中，负面的情绪或经历甚至可以促进社会关系。”她说。在东亚地区，负面情绪被视为“自然循环中不可避免的短暂元素”——它是生命的一部分，并不会让人恐惧，也不会威胁到人的身心健康。

我们都看过那些研究，说快乐的人更健康——而且在西方国家，我们确实花费了不少时间和金钱试图获得快乐。我曾经也相信这一点。我花了好几年时间看那些研究，并尽职尽责地重复它们，以证明快乐的人更健康，因此我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去追求快乐。但这并不是事实的全部。因为在那些悲伤被视为正常的文化中，它对健康的负面影响反而要小得多。珍妮·蔡说：“研究人员分析了日本人和美国人对待负面情绪和健康状况的态度差异——这个很有可比性，因为两国都是现代化、民主化、工业化的国家，医疗体系都非常健全。”但这两个社会对负面情绪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一位日本精神病学家告诉美国心理科学协会（Association for Psychological Science）：“忧郁、敏感、脆弱，在日本社会，这些都不是负面的。我们从没想过要消灭它们，因为我们从没认为它们是不好的。” ¹⁵ 不像在美国，悲伤被视为糟糕的。正是这种认知悲伤的方式让我们生病。

在美国，较低的正面情绪与较高的身体质量指数（BMI）和不健康的血脂谱（关于健康的重要指标）相关。但在日本，研究表明正面情绪较少的人的健康状况相当……不错。所以文化背景不同，情绪会对健康产生不同的影响；如果害怕悲伤，悲伤只会让我们生病。

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另一项研究发现，那些接受而不是评判自己心理经历的人往往健康状况更好。 ¹⁶ 那些回避负面情绪或情绪糟糕的时候苛责自己的人，往往更容易有情绪障碍和感到痛苦。因为如果我们把悲伤视为错误的，甚至不正常的，更容易诱发疾病。

在《悲伤的损失：精神病学如何将正常的悲伤转化为抑郁症》 ¹⁷ （ The Loss of Sadness: How Psychiatry Transformed Normal Sorrow into Depressive Disorder ）（书名说明了一切）一书中，社会学教授阿兰·V.霍维茨（Allan V. Horwitz）和杰罗姆·C.韦克菲尔德（Jerome C. Wakefield）认为，近些年来抑郁症的猛增与现代生活的压力关联不大，反而与过度诊断的关联更大。医学历史学家爱德华·肖特（Edward Shorter）认为，精神病学与抑郁症诊断之间的“恋情”已经成为一个致命的束缚。他断言，大多数被确诊为抑郁症的患者还伴有焦虑、疲劳、失眠和其他各种各样的身体症状。 ¹⁸ 霍维茨、韦克菲尔德、肖特等人怀疑，许多被确诊的抑郁症实际上是悲伤——一个简单粗暴的诊断结果，它只是一个模糊的定义，虽然来自一本意义重大的书。

美国精神病学会（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DSM ）是一本大部头书，用于诊断美国所有与精神相关的疾病。此书第一版出版于1952年，旨在统一规范美国的心理治疗方法，但当涉及“重性抑郁”时，这本手册关注的是症状而不是背景。这意味着“实际的医学症状”和“普通的悲伤”之间的区别被一笔勾销了。任何连续两周出现5种或5种以上 ¹⁹ 症状的人，都可以被诊断为临床抑郁症——尽管他们出现了情绪低落、食欲减退或睡眠不佳等症状，但这些症状也许完全事出有因，比如特别伤心或担忧财务问题。早期版本的手册还包含“悲伤条款”，该条款指出，失去亲人不超过两个月的人不能被诊断为抑郁症。但在2013年出版的最新版本——《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5》（ DSM-5 ）中，这一条被删除了，从而抹去了事出有因的悲伤和医学定义的抑郁症之间的差异。其支持者认为，悲伤是抑郁症的常见前兆，考虑到未被识别的重性抑郁带来的巨大风险，删掉与丧亲相关的那一条是一个合理的决定。但这也意味着，伴随悲伤出现的种种反应现在都可以被贴上病理性障碍的标签，而不是被视为正常的人生经历。

英国和欧洲的心理学家应该使用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疾病分类指南》（International Classification of Diseases, ICD）作为参考。但是前文提到的《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仍然具有巨大的影响力，许多欧洲的执业医师都会参照它来进行诊断。 ²⁰ 所以我们现在参照的都是美国的心理健康医书。珍妮·蔡说：“美国人真的不喜欢悲伤。”她把这种倾向归结为“开拓者价值观”。

她说：“第一批来到北美大陆的欧洲开拓者是自我选择的，是非常富有勇气的一群人。他们期待积极的结果，乐于冒险，通过摆脱悲伤来处理负面情绪或状况，希望更好的事情能发生。”对于早期开拓者来说，克服困难被视为一种美德，而沉沦于逆境则不是。因此，今天美国人对心理健康的态度趋于热切地向前一步，直面悲伤。当今最流行的治疗方式之一是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ural therapy，CBT），这是一种要求患者向前一步，直面悲伤，重新站起来的治疗方法，旨在改变患者消极的思维模式。许多主张这种疗法的先驱者都来自美国。 ²¹ 欧洲心理学家往往受到弗洛伊德思想的影响，更倾向于采取“都怪你的父亲”这种后退一步的治疗方法，而美国人更喜欢向往一个天下无忧的前景。如果只是把悲伤看作一种越界——一个需要用药物去解决的“问题”——那么我们就没有能力应对悲伤的下一次来袭。将悲伤病理化，传递出一个信息，即“不适”不能——也不应该——被容忍。

经历过戴安娜王妃的意外身亡事件后，在英国，我们可能会在公开场合“正式”地流露情绪（详见第十一章），我们很多真人秀节目都以乔诗·葛洛班（Josh Groban）那令人落泪的蒙太奇配乐结尾。但现实生活中真正的哭泣呢？没有尴尬，没有恐惧，没人嘲笑吗？并非如此吧。其实没必要，因为悲伤是正常的，眼泪也是。我们总是要哭泣的。生而为人，这是一种命中注定。

“哭泣是在痛苦时寻求他人支持的一种方式。”荷兰蒂尔堡大学（Tilburg University）的“眼泪教授”艾德·温格霍茨（Ad Vingerhoets）说。人类是已知的唯一会因某种情绪而流泪的生物，婴儿通过大哭来引起家长的注意，而成年人则可以通过哭泣来寻求朋友或亲人的同情。

科学家们曾经认为，我们可以通过流泪来排出“毒素”和应激激素， ²² 哭泣的行为也能产生内啡肽和让人感觉良好的化学物质——催产素。 ²³ “然而，在哭泣过后，尽管上述两种物质会增加，但我们的疼痛阈值并不会改变。” ²⁴ 温格霍茨说。“唾液中也含有应激激素。但谁会在流口水之后感觉更好呢？”他问我。

“没有吗？”我斗胆一问。

“没有！”温格霍茨和同事们发现，哭泣的人的皮质醇水平确实会下降，但是在与猴妈妈分开的发出哀号的小猴子身上也观察到了类似结果。 ²⁵ 所以我们感觉更好，并不是因为我们在排毒，而是因为表达悲伤这件事本身就能够抚慰我们。德国卡塞尔大学（University of Kassel）的心理学家科德·贝内克（Cord Benecke）研究了哭泣的人与不哭泣的人的区别，发现哭泣的人的负面攻击性情绪（比如愤怒和厌恶）更少。 ²⁶

“我们现在知道，哭泣是所有人类与生俱来的本能，眼泪确有其用，”温格霍茨说，“众所周知，达尔文否认眼泪的用处，所以我用我的研究向他发起挑战，证明他是错的！”很好。

而且——这时我稍有犹豫，唯恐女同胞们嗔怪我——女人真的更爱哭吗？

“确实有点。”他承认。睾酮 已被证明可以抑制哭泣，而催乳素——一种以在哺乳中发挥作用而闻名的激素——会降低我们的泪点。他补充说：“但我们从同龄人那里得到的关于哭泣的信息也非常重要。比如，我们从研究中发现，10岁到13岁的男孩面临着‘男儿有泪不轻弹’的巨大压力，而10岁到13岁的女孩就没有这个压力。女孩子哭是更被社会接受的。研究证实，在死亡或离婚等人生大事上，男女两性都会哭，且程度相似，但是在其他方面，女性会哭得稍微多点。”我追问他，他告诉我，眼泪的核心感受其实不是悲伤，而是无助。

“所以我们发现，女性更有可能因为沮丧或冲突而哭泣，因为她们感到无力，难以表达自己的愤怒。即使是在你害怕的时候，哭也是因为无助，”他告诉我，“比如，如果你害怕，但你知道如何逃离剑齿虎，你就会表现为战斗或者逃跑。但如果你被困住了，那你更有可能因无力感而哭泣。”我告诉他，这个理论听起来对女人不太友好。他提醒我，这一点对于男人来说也并不好玩。“男孩从10岁开始就被告知，哭泣是不可接受的行为。所以成年后，很多男人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他们哭泣。”

然而，在一个领域，男人向来是被允许哭泣的。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与体育相关的哭泣是可以接受的，从足球运动员加扎（Gazza）在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上的眼泪，到迈克尔·乔丹在篮球名人堂演讲中的哭泣，再到2019年1月安迪·穆雷（Andy Murray）宣布将从网球球坛退役时流下的泪水。

“在球场上哭泣几乎是一种英雄行为。”基斯，我的一个职业足球运动员朋友，有一次在我家花园喝酒的时候，他这样回答我。他讲起在布拉格的一场重要比赛，他的球队输了，大家都哭了。“在某种程度上，为足球比赛的失败哭泣是可以被接受的。这是被允许的。而且，你会很自然地就掉下眼泪。你接受了长时间的训练，然后去参加90分钟的比赛。所以当比赛输掉的时候，”他用手捂住了胸口，“——啊！那场面简直令人心碎！”

我略有怀疑（我对足球一无所知）：“好吧，所以你无法将其与失去朋友或家人相提并论……”

“不能……但是，很接近了。”

尽管眼泪可以是“英雄般的”，但是在足球运动中，关于情绪和心理健康的讨论一直不多，这种情况直到最近才有所改观。基斯说：“教练现在告诉我们要多多开口倾诉，展露自己的脆弱之处很重要，这样我们才能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人们开始意识到，更多地袒露情绪和直面内心大有益处，无论是对球员还是对整个足球比赛来说。”印第安纳大学布卢明顿分校（Indiana University Bloomington）发表在《男性与男子气概心理学》 ²⁷ （ Psychology of Men and Masculinity ）杂志（一本高自尊男性喜欢的杂志）上的一项研究说，在美国足球运动员中，相比不喜欢哭泣的人，经常哭泣的人的自尊水平更高，更不在乎来自同龄人的压力。其实很多杰出的男性榜样都喜欢哭泣。希腊英雄阿喀琉斯和奥德修斯都爱哭泣。耶稣其实也会哭。所以，男人们，哭不是罪，想哭就哭吧！

学会悲伤的第一课就是停止与之抗争，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我们一开始需要做的。即使在人生中的至暗时刻，我们还是得从床上爬起来迎接新的一天，或者去关心他人：与悲伤对抗或者假装它不在那里，从来就不是解决办法。我们必须感受它。这听起来简单到令人怀疑，但其实是一种很激进的行为，因为悲伤是日常生活中最不起眼的部分之一。我们必须重新正视我们的情绪，这样才能好好处理它们。

如今我终于明了，只是当时惘然不知。

在20世纪80年代，我认识的人中少有拥抱情绪的。所以，我也将之默默深藏于心。

我在学校里全力以赴地学习，竭尽所能（虽然有限）成为一个“好女孩”，想让妈妈开心，每当我的努力不可避免地失败时，我都感到无比沮丧。我帮她拿东西——主要是手提包和鞋子。我满怀爱意地紧紧拥抱她，把我的脸深深埋在她那宽大的80年代罗兰爱思连衣裙（用“降落伞”来形容可能更为准确）的柔软褶皱里。我做好早餐，再端到她床上。有时是一整包家庭装的瑞士卷，有时是6包热气腾腾的十字面包——上面涂着一层厚厚的黄油。我笑着坐在她的床尾，看着她大口大口地吃早餐。她嘴角上扬，认可我的努力，但她的眼眸却从未流露出笑意。后来，她终于遇到了一个能让她微笑的人。 EjJyb0tOAOc9CmswXmrCmYNCA9UMFDKwDjmcsiikwuZEH/P+78Xtt7hKIBfwTFa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