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选》卷五六引梁陆倕《石阙铭》曰:“象阙之制,其来已远,春秋设旧章之教,经礼垂布宪之文,戴记显游观之言,周史书树阙之梦。北荒明月,西极流精,海岳黄金,河廷紫贝,苍龙玄武之制,铜雀铁凤之工。或以听穷省冤,或以布化悬法,或表正王居,或光崇帝里。”
可见,门阙不仅是“布化悬法”“表正王居”和“光崇帝里”的场所,又是帝王“听穷省冤”的舆情通道。
汉代民众的确有至阙下鸣冤求情者。巫蛊之祸后,壶关三老茂自愿“待罪建章阙下”上书武帝,为戾太子刘据鸣冤。
宣帝时名臣赵广汉入狱,“吏民守阙号泣者数万人”
。汉成帝下诏检讨自己执政过失,说当时“刑罚不中,众冤失职,趋阙告诉者不绝”
。汉哀帝时,鲍宣因摧辱丞相下狱,“博士弟子济南王咸举幡太学下”声援鲍宣,“诸生会者千余人”。太学生“又守阙上书”,终于为鲍宣减刑。
光武帝时名儒欧阳歙下狱,“诸生守阙为歙求哀者千余人,至有自髡剔者”
。
此外,汉代还有至阙下告发者。如江充曾“诣阙告(赵)太子丹与同产姊及王后宫奸乱,交通郡国豪猾,攻剽为奸,吏不能禁”,最后“竟败赵太子”。
有至阙下谢恩者。南越王曾期待“伏北阙,望大廷,以报盛德”
。还有至阙下贡献宝物者。《史记·封禅书》载:“新垣平使人持玉杯,上书阙下献之。平言上曰:‘阙下有宝玉气来者。’已视之,果有献玉杯者,刻曰‘人主延寿’。”
更加引人注目的是,汉代臣民还有诣阙上书的传统。《汉书·梅福传》说:“孝武皇帝好忠谏,说至言,出爵不待廉茂,庆赐不须显功,是以天下布衣各厉志竭精以赴阙廷自炫鬻者不可胜数。”
汉代很多名臣都有诣阙上书的经历。如主父偃“上书阙下。朝奏,暮召入见”
。枚皋“上书北阙,自陈枚乘之子。上得之大喜,召入见待诏,皋因赋殿中”
。朱买臣“诣阙上书,书久不报,待诏公车,粮用乏”
。据说,建议立王莽之女为皇后的“庶民、诸生、郎吏以上守阙上书者日千余人”,而上书颂扬王莽不受新野田功德者,竟至“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太后下诏曰:“唯公功德光于天下,是以诸侯王、公、列侯、宗室、诸生、吏民翕然同辞,连守阙庭,故下其章。诸侯、宗室辞去之日,复见前重陈,虽晓喻罢遣,犹不肯去。告以孟夏将行厥赏,莫不欢悦,称万岁而退。”
有些诣阙上书事件的规模也值得注意。如上引为赵广汉鸣冤者“数万人”,声援鲍宣者“千余人”,为欧阳歙求哀者“千余人”,求立王莽女为后者“日千余人”。有的诣阙上书事件甚至造成政局动荡。东汉末年的党锢之祸中,阙下就成为太学生抗争宦官集团的战场。汉桓帝永兴元年(153),冀州刺史朱穆因得罪宦官势力被治罪,“太学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汉桓帝最终不得不赦免朱穆
。延熹五年(162),议郎皇甫规又受到宦官诬陷,“诸公及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诣阙讼之”,终于使皇甫规得到赦免。
汉灵帝熹平元年(172),“有何人书朱雀阙,言‘天下大乱,曹节、王甫幽杀太后,常侍侯览多杀党人,公卿皆尸禄,无有忠言者’”。这条匿名标语书于阙下,造成极大轰动,主事官员四出逐捕,“及太学游生,系者千余人”
。原本象征帝王威仪的门阙,却成为集中展示民众意愿的场所。诣阙上书也形成了久远的历史回响,后世知识人曾多次在阙下留有声绝云汉的历史表演。他们不惧权力高层的政治压力,甚至甘愿牺牲个体生命与黑暗政治势力进行斗争,其中体现的知识人的锵锵风骨,并不输给巍巍帝阙。
正因为阙下具有如此浓重的政治氛围,一些政治事件的主导者,对事件发生场所的选择,可能也是经过仔细斟酌,以引起帝王和民众的更多注意,而由此产生的政治影响和心理冲击自然也更加强烈。发生在汉昭帝时的夏阳男子冒充戾太子刘据的政治事件即是一例。《汉书·隽不疑传》载:
始元五年,有一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旐,衣黄襜褕,着黄冒,诣北阙,自谓卫太子。公车以闻,诏使公卿将军中二千石杂识视。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京兆尹不疑后到,叱从吏收缚。或曰:“是非未可知,且安之。”不疑曰:“诸君何患于卫太子。昔蒯聩违命出奔,辄距而不纳,《春秋》是之。卫太子得罪先帝,亡不即死,今来自诣,此罪人也。”遂送诏狱……廷尉验治何人,竟得奸诈。本夏阳人,姓成名方遂,居湖,以卜筮为事。有故太子舍人尝从方遂卜,谓曰:“子状貌甚似卫太子。”方遂心利其言,几得以富贵,即诈自称诣阙。廷尉逮召乡里识知者张宗禄等,方遂坐诬罔不道,要斩东市。一云姓张名延年。
这位夏阳男子“乘黄犊车,建黄旐,衣黄襜褕,着黄冒”的装扮,显然是经过精心设计。汉武帝在太初改制时,改汉水德尚黑为土德尚黄,夏阳男子的黄色装扮正是表明自己根“黄”苗正,能够绍继大统。如上文所言,北阙原本就是民众的政治活动中心,而他“诣北阙”的选择,确实收到了轰动的效果,以致“长安中吏民聚观者数万人”。而“右将军勒兵阙下,以备非常”和“丞相御史中二千石至者并莫敢发言”的局势也说明当时的现场氛围已十分微妙。幸亏隽不疑果断处置,才未造成更大的政治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