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平定天下” 。秦琅邪刻石说：“六合之内，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尽北户。东有东海，北过大夏。人迹所至，无不臣者。” 一个疆域空前广大的帝国在东方诞生。秦始皇不仅在关中平原营造壮丽宫阙，修建豪华陵墓，还在全国修驰道、筑长城、通直道、挖灵渠、赭湘山、毁城郭、立刻石、造东门。在通过人工建筑塑造政治空间的同时，也对自然空间加以利用和改造。雷戈指出：“秦始皇的这些做法的政治寓意并不单单在于显耀其赫赫皇权，同时更是一种巧妙而富有意味的政治造型。它的目的是把一种人力无法抗衡的绝对权力，以及这种绝对权力所蕴含的皇权的力量、皇权的威严、皇权的气势、皇权的妄想统统塑造为一种惊人的空间造型。”

继秦而起的汉帝国也非常重视对国都的建设。西汉长安城的建设和改造从高祖立国的长乐宫一直持续到新莽时期的九庙建筑。东汉在都城洛阳修造了南宫、北宫等宫室建筑，又建造了社稷、郊兆、明堂、辟雍等礼制建筑，试图恢复汉王朝昔日的荣光。东汉洛阳城在后代又几经战乱和修葺，一直沿用到北魏时期。无论是政治空间的营造还是自然空间的改造，都可以视作统治者思想观念的空间表达，均有其强烈的象征意义。政治空间的营造以肉眼可见的真实，将礼仪秩序、权力等级直观地展现出来，而对自然空间的改造也试图将自然山川融入人间秩序，以期实现帝王“日月所照，莫不宾服” 的政治理想。秦汉两代的都城设计者巧妙地利用了自然地理形势，在一些关键节点上建造宫室、门阙、陵墓、祠庙等包含礼制意味的人工建筑，形成了纵横千里的的东西轴线和南北轴线。这些山川、建筑和轴线，与天上的星空隐隐相映，使秦汉帝王在满足自己“以六合为家，殽函为宫” 的雄心之外，也达到了形式上的天人合一。

与政治空间和自然空间相比，文化空间的形式相对抽象。文化空间形成的基础是人的参与，因此，文化空间会随着人的会聚与流动不断聚合或解体。汉代的长安和洛阳利用其首都优势，成为各自时代的文化重心，“各领风骚二百年”。文化空间的转移实际上是人及其文化产品的转移，汉代的两都交通线对儒学的传播起了重要作用。而交通线路在承载文化空间变动的同时，亦将政治空间和自然空间串连。

基于以上的初步认识，本书尝试从个案分析入手，展现秦汉时期王朝国家如何通过人为的规划、设计，贯彻自身的观念和意图，从而将自然地理空间成功地塑造为政治空间、文化空间。本书的结构较为松散，但章节安排大致遵循这一思路。现将各章主要观点和研究思路罗列于下，相关问题的研究综述则散入各章。

第一、二章是对人工建筑营造的政治空间的探讨。第一章阐述门阙的政治宣教功用。门阙作为一种礼制建筑，能够昭示天子威仪和帝国气势。门阙不仅是天子号令赏罚的展示窗口，还是帝王“听穷省冤” 的舆情通道。象征帝王威仪的门阙，也可以成为集中展示民众意愿的场所。第二章讨论汉代未央宫金马门的象征意义。金马门原名鲁班门，其得名源自未央宫宦者署门前的金马。金马门寄托了文人的政治理想，成为被后世反复咏颂的文化符号。汉代很多名臣都曾待诏金马门，但避世于金马门下的狂人东方朔却是才俊中的另类。他外表狂妄自大，实际内心孤寂郁闷。不过东方朔的“朝隐”并未得到当时人的理解，魏晋以降，士人才逐渐认同东方朔的避世行为，“滑稽之雄” 也转变为大隐金门的谪仙。

第三、四章转入对自然空间改造的探讨。第三章讨论门阙与秦代国土地理坐标的关系。秦关中宫殿区的中心区域大致在黄河秦东门、汧渭之会秦西门、甘泉石门关和南山阙之内。我们可以把这四座门阙视作秦帝国中心宫殿区的界标。而如果我们以咸阳作为秦帝国地理坐标系的原点，朐县秦东门则可以视作坐标系横轴上的端点。咸阳原点与秦东门端点之间的连线，正是秦帝国的东西轴线。位于秦帝国北部的重要军事塞防高阙，则可以视作秦帝国南北轴线的端点。我们或许可以将朐县秦东门和高阙视作秦代设在帝国边界的国门。第四章专门对秦东门的地理位置、历史评价进行详细讨论。朐县秦东门是秦始皇树立在东海之滨的地标建筑。然而作为秦始皇功业象征的秦东门，却遭到了后人的批评。秦东门的具体位置一直存有争议，根据相关史料来看，秦东门当在汉代东海庙附近。朐县秦东门与黄河秦东门共同组成了秦帝国的东方门阙。秦东门留下了久远的历史影响，今山东荣成境内的成山角也有所谓“秦东门”，是历代附会而成的文化遗迹。

第五章对秦代的三条交通线路进行个案研究。以咸阳、长安为中心，东西方向有两都交通线及其延长线，南北方向则有子午道—直道。这两条线路可以视作秦汉东西、南北两条轴线的物化。两都交通线上的函谷关作为重要的交通节点，也是不同文化区域上的分界点和关联点。一些交通道路的修筑除了政治、经济、文化功用之外，还有重要军事意义。“关中通道—函谷关”“直道—高阙”“飞狐道—飞狐关”均是按照“道路—关塞”防御体系的形式建构。

第六章是对文化空间流变的探讨。以两都交通线为切入点，以汉代博士群体为研究对象，以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方法，讨论交通线路与文化传播的关系，并对历史文化地理的研究方法进行初步反思。通过对汉代博士籍贯和活动地域的统计可知，西汉时学术重心有多极化现象，长安、洛阳以及齐鲁地区都是重要的学术重心。东汉时，学术重心则统一到洛阳、陈留、南阳、汝南为中心的中州地区，同时东汉的学术文化在全国的分布更加均衡。这些文化空间的变动，与汉代交通格局的改变有一定关系。

第七章与第八章则是对与交通有关的具体制度的微观讨论。通过细节考证，展现人、物与制度三者的关系，希望通过制度的复原深入时光的缝隙，触摸历史的真实。第七章通过对肩水金关汉简中《厩律》遗文的复原、刘贺“乘七乘传诣长安邸”一事的考议和对悬泉汉简“传信”简释文的校补，从三个角度还原汉代公务用车的法制规定和实际状况。第八章对敦煌出土的西晋元康三年“苻信”进行了专题探讨。该“苻信”是目前发现的唯一完整的西晋“苻信”实物，其上的封泥文字或为“塞曹印信”。“塞曹”是汉晋边郡的地方行政机构，在护乌桓校尉营府（或称幕府）、边郡都尉府和边县县廷中都有可能设置。通过对“苻信”文本的释读，可以初步了解西晋边塞巡查制度。该“苻信”所见交通地理信息也为相关地名的推定提供了新的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