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成山角的“秦东门”

除了黄河秦东门和朐县秦东门外，今天山东荣成境内的成山角，竟然还有一座“秦东门”。乾隆《山东通志》卷九《古迹志》载，荣成县有“秦东门”刻石，“在县东成山巅。秦丞相李斯所书，并有‘讼狱公所’四字。”同卷“成山秦篆”条引《文登县志》：“成山石刻，有秦李斯篆书，曰‘天尽头’，曰‘秦东门’，曰‘诏狱公所’，今山入荣成县。” 光绪《增修登州府志》也说“（秦东门）在成山上。旧有秦丞相李斯书，并有‘讼狱公所’四字，今亡” 。这座“秦东门”不仅位置确定，还有李斯刻石为证，言之确凿，似毫无疑问。

乾隆《山东通志》有清人王苹的《秦桥行》诗，其中有“观碑风雨碎文字，殿壁龙蛇昏蟏蛸。秦东门刻相斯篆，磨厓漫灭成山椒”之句。 该遗迹在清人王培荀的《乡园忆旧录》中也有记载：

秦桥在大海中，从日主祠。望之怪石嵯峨，忽断忽联，相去丈许，如人力为之纷列者。苍茫莫极，不知所届。日主祠在海东岸尽处。王秋史《秦桥行》有云：“秦东门刻相斯篆，磨崖漫灭成山椒。”似李斯篆在成山卫。诸城臧中州云：“秦修长城入海，砌石甚长，几二百里，有李斯篆。”

秦始皇曾两次巡行成山，其中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自琅邪北至荣成山”，未见有刻石的记载。 后人又有秦始皇在此“鞭石成桥”的故事流传。 从《史记》文意来看，秦始皇二十八年巡行所立之石，更可能在之罘，而不是成山。王苹所观之碑是否确为秦始皇所立尚存疑问，并且，从王苹诗句来看，该碑已成“风雨碎文字”，而所谓“秦东门刻相斯篆”也早已“漫灭”，不复可观。也就是说，王苹并未见到“秦东门”刻石。

道光《荣成县志》录李天骘《偕冯芝圃成山观日出》诗，其中说：“嗟乎祖龙勤远巡，不守中原守海滨。蓬岛神仙无药饵，东门严峻亡齿唇。焚书煨烬灰犹热，斯相篆刻墨痕新。至今日主祠边望，只有荒桥属嬴秦。” 其中提到“东门严峻”和“斯相篆刻”，但只是出于诗人的想象，他所见到的其实只有“日主祠”旁的所谓“秦桥”遗迹。那么成山到底有没有李斯“秦东门”刻石呢？

其实，这座“秦东门”完全是后人附会而成的。

需要注意的是，前引几部提及“秦东门”刻石的方志所载石刻文字并不一致。“诏狱公所”，有作“讼狱公所”者。明嘉靖《宁海州志》载：“相传山顶旧有李斯篆‘狱讼所公’四字，今亡。” 此处又作“狱讼所公”，并且没有提及“天尽头”“秦东门”六字。更重要的是，这些刻辞的由来只是传言，并且在明代嘉靖年间就已无迹可寻。看来，乾隆《山东通志》和光绪《增修登州府志》所记成山李斯石刻也只是道听途说。

据笔者目力所及，最早称成山角有“秦东门”的是唐人独孤及。他的《观海》诗起首便是“北登渤澥岛，回首秦东门” 。该诗虽言及“秦东门”，但并未提到“秦东门”刻石。

陈文述《颐道堂集》有《答王仲瞿见赠之作》诗，中有“曾摹秦相余三字，未坐张宽第七车”句。其下注曰：“君补李斯书‘秦东门’三字于成山。” 王仲瞿即清代诗人王昙。陈诗明确说“秦东门”三字是王昙所补，并非李斯原作。舒位《瓶水斋诗集》卷一〇《答示仲瞿话旧之作十首》，其一“径从花外扬鞭走，排出金银太半台”句下自注：“仲瞿自吴门至登州，登蓬莱阁，观海市。又浮海，至大小钦山、沙门岛。所撰七言律诗若《秦东门》《望仙门》及《海市》诸作，皆奇伟可喜。” 可见，王昙确曾有以《秦东门》为题的诗作。清咸丰本《仲瞿诗录》中有《海上杂诗》数首，其中确有《秦东门李斯刻石》一诗：

长城一面饮朝暾，

又噉沧瀛辟一阍。

中国果然秦万世，

相公能免蔡东门。

祖龙文字真奇僻，

牵犬功名太老昏。

欲取蒙恬新不律，

重书三字与招魂。

可见，王昙自己在诗中也提到“重书三字”，这三字应该就是“秦东门”。

与前代方志不加考证地承袭前说相比，对于成山所谓的“秦东门”刻石，道光《荣成县志》的作者保持了难得的清醒，该书卷一《疆域》载：

始皇东游立石成山，又有“狱讼公所”四字，皆李斯传。相传明季以上官拓索，不胜其扰，因沉于海。旧志又云有“秦东门”三字，误。《史记》明云在“东海上朐界中”。

综上来看，荣成成山角的“秦东门”源自唐人独孤及的《观海》诗，此诗所论“秦东门”事，可能取自当地传说，也可能是独孤及自创。这一说法在后世继续流传，又产生了李斯手书“秦东门”的说法。也许后人曾仿刻“秦东门”三字于成山，但从史籍记载来看，并没有人一睹刻石真容。后来，清人王昙又在成山补写了“秦东门”三字，但王昙补写今亦无存。直至今日，成山“秦东门”的说法仍在当地流传。成山头风景区内尚有残石一块，据说是秦代刻石，但已磨灭无字。 avH9JMB57iM/tahg5VtBf4ndze/eooAjqcIjdeXYVNqDxHcUuKSS1SvBHUnkwnp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