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黄河秦东门和朐县秦东门外,今天山东荣成境内的成山角,竟然还有一座“秦东门”。乾隆《山东通志》卷九《古迹志》载,荣成县有“秦东门”刻石,“在县东成山巅。秦丞相李斯所书,并有‘讼狱公所’四字。”同卷“成山秦篆”条引《文登县志》:“成山石刻,有秦李斯篆书,曰‘天尽头’,曰‘秦东门’,曰‘诏狱公所’,今山入荣成县。”
光绪《增修登州府志》也说“(秦东门)在成山上。旧有秦丞相李斯书,并有‘讼狱公所’四字,今亡”
。这座“秦东门”不仅位置确定,还有李斯刻石为证,言之确凿,似毫无疑问。
乾隆《山东通志》有清人王苹的《秦桥行》诗,其中有“观碑风雨碎文字,殿壁龙蛇昏蟏蛸。秦东门刻相斯篆,磨厓漫灭成山椒”之句。
该遗迹在清人王培荀的《乡园忆旧录》中也有记载:
秦桥在大海中,从日主祠。望之怪石嵯峨,忽断忽联,相去丈许,如人力为之纷列者。苍茫莫极,不知所届。日主祠在海东岸尽处。王秋史《秦桥行》有云:“秦东门刻相斯篆,磨崖漫灭成山椒。”似李斯篆在成山卫。诸城臧中州云:“秦修长城入海,砌石甚长,几二百里,有李斯篆。”
秦始皇曾两次巡行成山,其中秦始皇二十八年(前219),“并勃海以东,过黄、腄,穷成山,登之罘,立石颂秦德焉而去”
。秦始皇三十七年(前210),“自琅邪北至荣成山”,未见有刻石的记载。
后人又有秦始皇在此“鞭石成桥”的故事流传。
从《史记》文意来看,秦始皇二十八年巡行所立之石,更可能在之罘,而不是成山。王苹所观之碑是否确为秦始皇所立尚存疑问,并且,从王苹诗句来看,该碑已成“风雨碎文字”,而所谓“秦东门刻相斯篆”也早已“漫灭”,不复可观。也就是说,王苹并未见到“秦东门”刻石。
道光《荣成县志》录李天骘《偕冯芝圃成山观日出》诗,其中说:“嗟乎祖龙勤远巡,不守中原守海滨。蓬岛神仙无药饵,东门严峻亡齿唇。焚书煨烬灰犹热,斯相篆刻墨痕新。至今日主祠边望,只有荒桥属嬴秦。”
其中提到“东门严峻”和“斯相篆刻”,但只是出于诗人的想象,他所见到的其实只有“日主祠”旁的所谓“秦桥”遗迹。那么成山到底有没有李斯“秦东门”刻石呢?
其实,这座“秦东门”完全是后人附会而成的。
需要注意的是,前引几部提及“秦东门”刻石的方志所载石刻文字并不一致。“诏狱公所”,有作“讼狱公所”者。明嘉靖《宁海州志》载:“相传山顶旧有李斯篆‘狱讼所公’四字,今亡。”
此处又作“狱讼所公”,并且没有提及“天尽头”“秦东门”六字。更重要的是,这些刻辞的由来只是传言,并且在明代嘉靖年间就已无迹可寻。看来,乾隆《山东通志》和光绪《增修登州府志》所记成山李斯石刻也只是道听途说。
据笔者目力所及,最早称成山角有“秦东门”的是唐人独孤及。他的《观海》诗起首便是“北登渤澥岛,回首秦东门”
。该诗虽言及“秦东门”,但并未提到“秦东门”刻石。
陈文述《颐道堂集》有《答王仲瞿见赠之作》诗,中有“曾摹秦相余三字,未坐张宽第七车”句。其下注曰:“君补李斯书‘秦东门’三字于成山。”
王仲瞿即清代诗人王昙。陈诗明确说“秦东门”三字是王昙所补,并非李斯原作。舒位《瓶水斋诗集》卷一〇《答示仲瞿话旧之作十首》,其一“径从花外扬鞭走,排出金银太半台”句下自注:“仲瞿自吴门至登州,登蓬莱阁,观海市。又浮海,至大小钦山、沙门岛。所撰七言律诗若《秦东门》《望仙门》及《海市》诸作,皆奇伟可喜。”
可见,王昙确曾有以《秦东门》为题的诗作。清咸丰本《仲瞿诗录》中有《海上杂诗》数首,其中确有《秦东门李斯刻石》一诗:
长城一面饮朝暾,
又噉沧瀛辟一阍。
中国果然秦万世,
相公能免蔡东门。
祖龙文字真奇僻,
牵犬功名太老昏。
欲取蒙恬新不律,
重书三字与招魂。
可见,王昙自己在诗中也提到“重书三字”,这三字应该就是“秦东门”。
与前代方志不加考证地承袭前说相比,对于成山所谓的“秦东门”刻石,道光《荣成县志》的作者保持了难得的清醒,该书卷一《疆域》载:
始皇东游立石成山,又有“狱讼公所”四字,皆李斯传。相传明季以上官拓索,不胜其扰,因沉于海。旧志又云有“秦东门”三字,误。《史记》明云在“东海上朐界中”。
综上来看,荣成成山角的“秦东门”源自唐人独孤及的《观海》诗,此诗所论“秦东门”事,可能取自当地传说,也可能是独孤及自创。这一说法在后世继续流传,又产生了李斯手书“秦东门”的说法。也许后人曾仿刻“秦东门”三字于成山,但从史籍记载来看,并没有人一睹刻石真容。后来,清人王昙又在成山补写了“秦东门”三字,但王昙补写今亦无存。直至今日,成山“秦东门”的说法仍在当地流传。成山头风景区内尚有残石一块,据说是秦代刻石,但已磨灭无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