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秦汉时期的超长建筑基线

有学者指出，西汉时期曾经存在一条超长距离的南北向建筑基线。这条基线通过西汉都城长安中轴线延伸，自北向南通过天井岸礼制建筑遗址（天齐祠，其侧有五方台基组成的五帝祠）、清河大回转段、汉长陵、汉长安城、子午谷，总长度达74千米，跨纬度47′07″。从基线上分布的三组西汉初期建筑遗址及墓葬推断，该基线设立的时代为西汉初期。这条建筑基线具有极高的直度与精确的方向性，与真子午线的夹角仅为0.33°，其南北延长线又直达汉代的汉中郡和朔方郡郡治。学者推测秦汉时代在掌握长距离方位测量技术的基础之上，可能已初步具备了建立大面积地理坐标的能力。这条建筑基线，将天、地、山川、陵墓、都城一以贯之，使之协调为一整体；自北而南，以天、先王、王、地为序的宗教意味排列；其间充满法天意识，使这一庞大的建筑体系，表现出天与地、阴与阳、死与生、尊与卑，以及南与北、子与午等多种对应关系，充分体现了古人的缜密构思。

不过，此说受到一些学者质疑。如，刘瑞认为，西汉超长建筑基线说将安门大街一线作为汉长安城的南北中轴线，但长安城的南北中轴线并非安门大街。 超长建筑基线南侧开端于子午谷，但子午谷在长安城市布局中重要性的出现明确是在王莽时代，这与超长建筑基线在汉初即已存在的说法相矛盾。天井岸礼制建筑遗址（“天齐”和“五帝祠”）的时代目前也尚不能明确，只有在最终确定“天齐”及其旁边“五帝祠”（“五方台基”）的建筑时间和确切性质、找到汉初子午谷和长安城建设之间存在肯定关系的文献考古证据后，这个有关超长基线是否存在的问题，也许才能开展相关分析。

另一些学者则对西汉超长建筑基线说提出了修订。黄晓芬经过实地考古调查和测量认为，汉代长安城是在有周到的规划和高精度的方位测定技术下建造完成的。她认为，天井岸遗址并非天齐祠和五帝祠，而是代表东井和五星。通过观察五方台基遗址附近采集物可知，五方台基的建筑格式高，建造时期与汉长安城建设时期同步或相去不远，至西汉中、晚期延续使用。西汉超长建筑基线不是以长安城为中心，而是以渭河（天汉、天河）为中点，渭水南岸的汉长安城（斗城）与渭水北岸的高祖长陵为中心，沿南北正方位直线展开的。其南端到南山子午谷口（天阙），北端抵达嵯峨山麓天井岸村的巨大竖穴圆坑（东井）／五方台基（五星），南北间距长达74.5千米。自然山川／人工建造物各地点基本依照中心对称原理进行正方位配列，构成天地间虚、实浑然一体的理想空间，显示自然天地与人间秩序的对称和均衡，以弘扬汉帝国的正统与神圣。

段清波通过实地考古调查，对天井岸遗址的性质和时代作出新的判断。他认为，天井岸遗址是目前发现规模较大、分布最为集中、保存状况基本完好的古代祭祀遗址群。从该遗址中五座夯土建筑台体附近调查采集到的筒瓦、板瓦以及“长乐未央”“千秋万岁”瓦当、铺地砖等基本特点观察，未见属于西汉前期带有麻点纹的筒瓦，其他特征属性显示它们的时代属于西汉晚期。因此，天井岸村五座夯土建筑台体以及“天井”遗址的时代均属西汉晚期，可能是王莽执政前后所存留至今的礼制建筑。 在此基础上，段清波又联系王莽因“皇后有子孙瑞” 将蚀中道改称为子午道的史实，认为西汉超长建筑基线形成于王莽时期而非汉初。

赵静从科技史角度进一步论证了汉代具备大范围地理坐标测绘能力的可能。她通过地形图和遥感影像确认长安城安门中心线与秦陵子午峪口的经度相同，皆为东经108°52′42″，从数据上表明了子午道的名称含义与汉都城城市布局的中心线存在着一种对应关系，并认为汉长安城借鉴了秦都城规划的某些思想。 上引黄晓芬文亦指出，根据GPS计测数值表明，从南山子午谷口向北直线延至汉长安城安门之间距为28.2千米。尽管两地相隔遥远，但方位与真子午线夹角为偏东0°0′56.2″，其偏角极小竟然不足1′。

对于西汉超长建筑基线说，虽然目前学界仍存在分歧，甚至支持西汉超长建筑基线说的学者之间观点亦有一些不同。但一些考古调查和测量获得的信息不能轻易忽视，一些文献记载亦值得重视，西汉超长建筑基线说仍需要进一步完善。而一些线索似乎显示，秦代即有超长建筑基线规划的迹象。

辛德勇认为，秦始皇有“贯通天地古今的宏大宇宙观念”，以为“北修直道直通九原与南建阁道直抵南山，可以看作是以都城宫室为核心做出的南北轴线性标志” 。王子今认为，西汉长安的经营，在某种意义上体现了对秦帝国缔造者有关思想的继承。在西汉超长建筑基线沿线的一些地名、道路和建筑也体现出这种继承关系。王子今指出，咸阳、长安以北是子午岭，又有秦始皇时修筑的直道直通九原；以南则是子午谷，沿线又有子午道、直河。“表南山之巅以为阙”，说明秦都咸阳有南行的重要通路，也说明当时的建筑蓝图包含有贯通南北（子午）的意识。这条道路王莽时又加以整修，称作“子午道”。子午岭—直道，子午道—直河，在咸阳—长安正北正南形成了纵贯千里的轴线。这一现象，应当看作秦汉都城规划的基本构成内容之一。

近年一些学者对秦人的都城规划也有惊人的发现，可以作为对王说与辛说的有力补充。刘瑞认为：

从《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记载看，在“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的具体描述外，有关阿房宫的择址主要应考虑两方面内容：1.“周文王都丰，武王都镐，丰镐之间，帝王之都也”的记述表明，秦始皇在现遗址所在地的上林苑中建设朝宫，似乎是在延续周王朝的“文脉”“王脉”或“国脉”；2.“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颠以为阙”的记述表明，阿房宫与南山之间有着天然的对应关系。在秦汉社会中，阙是天子正门外的必然标志。秦以南山之巅为朝宫阙的描述，显示的是秦始皇在朝宫的设计上应存在一条南北向轴线。过去因阿房宫未成，使得包括我们在内的研究者，一直对这条文献记述的秦朝的朝宫轴线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

从2015年以来阿房宫考古勘探的发现看，朝宫建于池沼上位置显示的明确而强烈的、非此不可的地址选择——迫使我们必须探讨秦始皇建朝宫的选址问题。在这样的考虑下，我们以阿房宫北墙中部宽厚墙体的东西向中心为基点，向南进行了长距离的轴线探寻，发现阿房宫向南正对沣河的秦岭出山口——沣峪口，“表南山之巅以为阙”的记述应信而有征。

此后，我们将这条轴线继续向北延伸，发现其恰好正对关中平原北部前沿的最高峰嵯峨山。进一步的测量显示，这条南北长79.3公里的嵯峨山—阿房宫—沣峪口秦朝宫轴线，西距汘河入渭的秦西门137公里，东距渭河入黄的秦东门135.6公里（《史记正义》引《三辅旧事》云：“始皇表河以为秦东门，表汧以为秦西门”），近乎将关中平原一分为二——阿房宫建设在关中平原最宽阔的地方——在“汘河口—渭河口”轴线上向东、向西都不可取。在南北轴线上，阿房宫北距嵯峨山51.5公里、南距沣峪口27.8公里，阿房宫—沣峪口的长度相当于全轴线的0.35（阿房宫遗址东西1270米、南北426米，宽长比1∶0.335），接近于南北轴线的黄金分割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在秦统一之始，“始皇推终始五德之传，以为周得火德，秦代周德，从所不胜。方今水德之始……数以六为纪，符、法冠皆六寸，而舆六尺，六尺为步，乘六马。更名河曰德水，以为水德之始”。这样看来，当三十五年始皇决定营朝宫于渭南时，居然在所择定的位置恰有一池沼的情况就实乃“天意”——向北、向南都不可取。至此我们可基本确定，秦始皇首先应是在对关中平原进行大范围地址审择后才定朝宫于此。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就在三十五年营建阿房宫时，秦始皇又“立石东海上朐界中，以为秦东门”。据此，我们将前述“汘河口—渭河口”东西轴线向东延伸至东海上朐（今连云港）一带，并向西穿过秦人老家西县到达秦的西境。而另据始皇三十三年“使蒙恬渡河取高阙”的文献，我们将“嵯峨山—阿房宫—沣峪口”轴线向北延伸至传高阙所在的包头一带，向南则一直延伸至南海之滨的钦州湾口。在看似随意的轴线绘制后，我们非常惊讶地发现，不仅在东西轴线的东端和南北轴线的南端均是一个几乎相近的喇叭口地貌，而且阿房宫又恰好处在贯穿秦朝的东西、南北向轴线的近乎三分之一的位置——与前述阿房宫在关中南北轴上的比例几乎完全一致。

刘瑞虽认为在目前证据尚不完全充足的情况下，不能贸然承认西汉超长建筑基线的存在，但却提出秦代超长南北轴线的假说。笔者认为，对于秦代是否确实已经存在南北轴线，还需要更多的证据加以论证，但秦代的南北轴线与西汉超长建筑基线其实并不矛盾。正如西汉超长建筑基线说所指出的，“汉长安城正对南山子午谷口与秦人‘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巅以为阙’很是相象” 。对这些地理空间设计，不能仅用巧合加以解释。秦代的南北轴线与西汉超长建筑基线虽并不重合，但应基本平行。西汉超长建筑基线不排除是对秦人规划的继承。由此，我们不妨做这样的假设：秦人已有在帝国疆域内设立南北基线的初步构想，这一构想在汉代得以继续执行，并被进一步细化，因此才有了西汉超长建筑基线的诞生。

西汉超长建筑基线说提出的另一个观点也值得注意。论者指出：

我们以《中国历史地图集》所定咸阳与上朐 位置量测，上朐位于咸阳东约900公里，其纬度约为北纬34°32′，咸阳城位于北纬34°25′，两地东西基本成一直线。与纬度相较，两地连线东端微向北侧偏1°左右。

朐县所属的纬线，竟然与西汉超长建筑基线大体垂直，而秦代朐县恰恰还有另一座秦东门（详下章）。上引刘瑞的观点也与此说类似，朐县秦东门正在“汘河口—渭河口”东西轴线的东向延长线之上。

朐县秦东门的设置，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秦帝国的朝向问题。杨宽认为，原来（按，指秦统一前）秦都咸阳坐西朝东，秦始皇扩建的咸阳仍然坐西朝东。 对于秦始皇陵的朝向，杨宽亦认为是朝向东方。 他指出：

秦始皇陵园的布局，把陵墓安置在整个陵园的西南角，是按照古礼以西南隅作为尊长之处的；把建置陵寝的长方形小城筑在陵园的西部，是按照礼制以西方为尊的；把陪葬墓区放在陵园的中部南方，正当陵墓的东方，因为按照礼制是“尊长在西，卑幼在东”的。陵园整个朝向东方，在东方正中设有大道和东门阙，因为按照礼制以东向为尊的。陵园的东门大道，相当于后世陵园的“神道”，是整个陵园的主要通道。在东门大道以北布置有三个兵马俑坑，排列成面向东方的庞大军阵，是有其用意的：一方面用来表现东向为尊的礼制，一方面又是用来表现秦朝威镇东方的形势。

杨宽还注意到，秦始皇在完成全国统一以后，把注意力集中于东方地区。他五次大规模地出巡，三次到了东方的海滨；七次刻石歌功颂德，都安置在东方。杨宽还特别指出了秦东门设置的重要意义：

按地球的经纬度来看，这个“秦东门阙”的位置，正好对准国都咸阳和秦始皇陵园的东门大道。秦始皇这样重视东方，并且针对国都咸阳和自己陵园东门大道，在东方海滨建造石刻的“秦东门阙”，无非用来表示自己是坐镇西方、面向东方的最高尊长，也就是中央集权的统一王朝的最高统治者。值得我们特别重视的是秦始皇陵园的位置，正居于国都咸阳以东的正东方向，而朐县的“秦东门阙”又正居于咸阳和丽山园以东的正东方向，说明丽山园位置的设计是有用意的，用来表示墓主坐镇西方、面向东方的最高尊长的地位的。

杨宽此说非常重要。如果我们以咸阳作为秦帝国地理坐标系的原点，秦东门则可以视作坐标系横轴上的端点。这个端点就在东方大地的尽头，与西方的咸阳城遥遥相应。咸阳原点与秦东门端点之间的连线，正是秦帝国的东西轴线。这条千里轴线的设置，更加明确了秦帝国面向东方的朝向。咸阳城、秦始皇陵、朐县秦东门，对秦帝国来说无疑都是最为重要的建筑群落，而恰恰它们大致都在秦帝国的东西轴线之上，这很难说只是一种巧合。另外，上文已提及，除了东海之滨的朐县秦东门，关中的黄河之畔还有一座秦东门。如果黄河秦东门确与函谷关有关，则其亦恰处于秦帝国的东西轴线上。 +zVONcmwuX9P1WOCbpB0itLexwhLSbHkh7fkm9h/XJ+cOPucK3cPBGaC6KnUVVv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