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近代爱国人士对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的影响
——以梁漱溟、辜鸿铭、张竞生、晏阳初为例

“天生民而后立君”，民生问题始终是中国历史上爱国思想家所关注的最大社会问题。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的一批爱国人士身体力行，践行着关注民生、体察民情、体恤民心的民生理想，形成有关民生问题的价值分析、理念论证和理论创造。近代爱国人士的民生精神和思想不仅感动着普通的劳苦大众，而且深深影响着在民主革命烽火中成长壮大的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对于近代爱国人士民生思想中的合理成分进行了继承，对其不足成分进行了补充，对其历史的局限性进行了客观的分析。本文仅选取具有代表性的梁漱溟、辜鸿铭、张竞生和晏阳初的民生思想作为论述的主要内容。

作为近代著名的爱国人士，梁漱溟的民生思想对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起了最为重要的推动作用。他的乡村建设理论、地方自治理论、合作社理论、发展科学技术的理论都被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所吸收和利用，并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时期我党各项工作的重要民生指导思想。梁漱溟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理论贡献是，他较早地提出了发展农业、关注农村、关心农民的乡村建设理论。梁漱溟一生都在关注着中国革命的前途和命运，他不仅关注民国时期国民党所采取的一系列方针和政策，而且密切关注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战争时期所执行的土改方针和农村政策。他的《乡村建设实验》一书曾经被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少奇等人反复阅读过。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和建设时期始终坚持的“以农为本”的民生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的影响。晚年的梁漱溟始终没有忘记发展农业。他在和毛泽东的争论中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对于梁漱溟的意见，毛泽东于1953年9月17日在中南海怀仁堂给予了回应，并提出了通过“施仁政”发展农业的民生思想。梁漱溟的这种关注农村、发展农业的民生思想后来被邓小平吸收，促成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最终造福了中国农民。另外，梁漱溟的地方自治的民生理论和合作社民生理论也对中国共产党的民生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梁漱溟的“专制为中国腐败的根源，救国必须从基层政治入手”的思想就对毛泽东的村民自治的政治思想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推行的“村民自治制度”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梁漱溟地方自治理论的某些元素。不仅如此，梁漱溟还积极提倡发展近代的科学技术。梁漱溟指出，中国有两样东西最缺乏，一是缺乏农村团体的组织性，二是缺乏科学技术。在中国近代，能够看到科学技术作用的人不多，梁漱溟算是一个。梁漱溟关于发展科学技术的理论对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民生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思想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梁漱溟发展科学技术思想的影响。

与梁漱溟不同，“国学大师”辜鸿铭则从中西文化变迁的角度来阐发自己的民生思想和民生学说。与梁氏相比较，辜氏的学说更具理论性和抽象性。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辜鸿铭就曾应当时的教育总长蔡元培的邀请，到北京大学讲课，此时的毛泽东曾聆听过大师的演讲，对于辜鸿铭思想的博大精深，毛泽东深感佩服。辜鸿铭的政治民生思想、文化民生思想和教育民生思想都曾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共产党民生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在辜鸿铭的民生思想中，最值得一提的是他的政治民生思想。辜鸿铭曾经说过：“在一个公正无私的观察者看来，中国今日的弊端实在不是‘误治’，而更多的是‘无治’。我所谓的‘误治’，是指任意的没有限制的滥用权力，公然背信弃义，残酷无情、专横无理地践踏人民的利益和感情，乃至于腐败。……所谓‘无治’，就是完全忽视官员自身、地方利益和人民的福利。”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现在中国一切罪恶的根源在于官员的贪污腐化”的民生关怀思想。应该说，这一思想不仅在近代史上闪耀着关注民生的伟大光芒，而且也直接影响着中国共产党直至今天的所有政治决策和政治理念。不仅如此，辜鸿铭还提出了“注重对西方文化劣根性研究”的文化民生思想，强调对资本主义文化劣根性的批判和对西方人文主义精神的继承。这些认识，在今天看来也具有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在教育领域，辜鸿铭的“开放教育论”也具有强烈的民生体恤意识。他强调，只有“兼收并蓄，汲取精华”，实现“灵魂的教育”，才能在中国实行彻底的改革，才能建立一个新中国，建立一个不只是为中国人而存在而且为文明和全人类而存在的新中国。辜鸿铭提出：没有良好的教育，就没有崇高的品质；没有崇高的品质，人民的勤劳力量就被用于铺张浪费。他们所关心的就不再是生活的情趣和环境的温馨，而是感官的刺激和欲望的满足，是获得舒适、奢华和炫耀的手段；他们可能有健康的身体，但是缺乏美好的灵魂；他们可能过上奢华的生活，但这种生活“像死亡之地的苹果一样表面好看，里面则充满苦涩与腐烂的气味” 。联系当今的中国现实，我们发现，辜鸿铭的教育民生思想不仅具有超前的预见性，而且具有独特的历史契合性，他的民生教育学说不仅影响着爱国人士张竞生的民生思考，而且对中国共产党教育民生思想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当梁漱溟大力推行乡村建设运动，辜鸿铭出国留学研修西方的民生学说和民生理论的时候，有一位爱国人士却从审美的艺术角度研究了近代中国的社会问题，并提出了一系列发展医疗、卫生、基层教育，以及提高人口素质的民生思想，他就是被誉为近代民生“实践家”的张竞生。从1924年起，张竞生就多次写信给毛泽东阐述他的民生主张。他认为，中国要图存振兴和改善民生，必须有一个组织有力的政府，因为好政府是解决国计民生的主体，好的政府也是有美德的政府。应该说，张竞生的民生思想具有宝贵的美学价值，他是在社会领域贯彻美育的先行探索者。尽管张竞生的民生思想带有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痕迹，而且也不大切合旧中国经济落后的实际，但他那种体察民众现实生活的精神，时至今日仍不乏积极意义。

在中国近代民生事业发展史上，有一位爱国人士不能不提，他就是被誉为“平民教育之父”的晏阳初先生。晏阳初对中国民生事业的贡献肇因于他所特有的“农村情结”。正如晏阳初所说：“中国大部分的文盲不是在都市而是在农村，中国是以农立国，中国的大多数人是农民，农村是85%以上人民的着落地，要想普及中国的平民教育，应当到农村里去。” 晏阳初的民生思想同其他爱国人士的民生思想一样，都体现了仁人志士对中国前途和命运的民生体恤和民生关怀，因而深得中国共产党的认同和理解。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晏阳初的民生学说曾对中国共产党某些民生政策和民生策略的制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并适时地推动了中国共产党民生事业的发展。晏阳初民生思想中最为闪光的部分当是他的民族民生意识。他曾经指出：“中国今日的生死问题，不是别的，是民族衰老，民族堕落，民族涣散，根本是‘人’的问题。” 我们无法全面理解晏氏在此处所指的“人”的真实意蕴，但有一点是非常明晰的，那就是，晏阳初已经开始把他对民众疾苦的关心上升到“民族民生”的领域。民族的民生问题在任何时候都不是一个知识人所单独能够理解和全面解决的，晏氏在此提出的民族民生问题，实际上已经具备政治关怀的民生意识了。除此之外，晏氏的“生态”民生学说也蕴含着民生关注的伟大力量。在晏阳初看来，无论是梁漱溟、辜鸿铭还是张竞生，他们的最终目的都是通过乡村建设来达至以下三种和谐，即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共生与和谐。

应该说，晏阳初所关注的民“穷”问题，其肇始的基础是政治权力在社会整体资源有限性的逻辑下，因资源分配的不公性所导致的不均衡问题；晏阳初所关注的民“愚”问题，是在教育资源有限性的前提下，由教育的不公正决策导致的知识资源的不均等问题；晏阳初所关注的民“弱”问题，是在全球眼光的映射下，由中国大一统政治权力运作导致的人力资源的对比性问题；晏阳初所关注的民“私”问题，是在社会道德资源偏好性的规约下，由自然资源的稀缺性导致的人性的自然本真问题。可以说，正是城乡资源的多元化分配差异，导致了上述四大问题的产生。正如晏阳初所说：“农村不清明，四万万人将永不见天日，中国的政治将永远是一个黑暗的政治。” 值得一提的是，晏阳初基于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共生和谐的“生态”民生学说，不仅被许多西方学者所广泛认同和研究，而且也被周恩来所重视，并对新中国的生态环境立法产生了影响。

（原载《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2期） TTbfAvnz3qS2CRVohVhjjYJ/YnLvmHxiy7wwapF4uOFLhIrQ31oohuKPgZSOiHu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