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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的民生观是马克思在欧洲近代历史研究中所形成的有关民生问题的价值分析、理念论证和理论创造。马克思民生思想的形成是与他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家庭环境和所受到的教育密不可分的。马克思曾生活在一个阶级矛盾极其尖锐复杂的社会环境中，现实的生活条件为马克思民生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社会动力；而家庭环境的影响，使马克思从小就充满了对贫苦人民的同情。同时，马克思对优秀思想家民生思想的研究和继承，也为其民生思想的形成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从本质上说，马克思的民生观源于人类自身关注生存和发展的社会属性；在实践形态上，马克思的民生思想是科学社会主义运动的产物；在观念形态上，马克思的民生思想表现为丰富多彩的理论样式。马克思民生观的多样理论形态既是西方民生思想在近代欧洲的自然沉淀，又是理论家博采众长、推陈出新的必然结果。马克思的民生思想在马克思主义的就业理论、女性学说等诸多领域都有各自的表现形态，这些不同的理论形态分别表现为马克思主义的就业民生观和女性民生观等。深刻分析和挖掘马克思的民生思想，对推进我国关注民生、改善民生的实践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功利主义、法律束缚和奴化教育的影响，广大的知识阶层普遍存在着知识片面发展的情况。马克思指出：“不仅是工人，而且直接或间接剥削工人的阶级，也都因分工而被自己活动的工具所奴役；精神空虚的资产者为他自己的资本和利润欲所奴役；律师为他的僵化的法律观念所奴役，这种观念作为独立的力量支配着他；一切‘有教养的等级’都为各式各样的地方局限性和片面性所奴役，为他们自己的肉体上和精神上的近视所奴役，为他们的由于受专门教育和终身束缚于这一专门技能本身而造成的畸形发展所奴役。”
由于每一个人所拥有的知识具有片面性，知识阶层的显性或隐性失业问题变得特别突出。知识阶层的就业困难不仅造成人类知识资本的巨大浪费，也不断冲击着业已处于衰落状态的人类文化精神。
对此，马克思特别重视知识阶层的就业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许多民生就业思想和民生就业理论。
对于知识的作用，马克思特别强调：“复杂劳动等于倍加的简单劳动。”在这里，复杂劳动就是指具有一定知识和智慧凝结的劳动。由于知识在生产上的巨大作用，因此马克思主义一贯认为，知识和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如果知识和技术能够被合理地使用和发展，那么人类将会不断地向文明社会过渡，但由于制度因素，资本主义社会掌握知识的工人阶级往往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的边缘状态。对此，马克思指出：“工资决定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敌对的斗争。胜利必定属于资本家。资本家没有工人能比工人没有资本家活得长久……。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可以把产业收益加进自己的收入，而工人除了劳动所得，既无地租也无资本利息。”
工人在这种不利的条件下，他们的工资只能维持“在劳动期间的生活费用，再加上使工人能够养家糊口并使工人种族不致死绝的费用”
。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无论社会状态好与坏，工人生活状况都是十分凄惨的，只能维持“牲畜般的存在状态”
，根本没有幸福。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资本论》中对知识阶层的失业问题进行了论述，对资本主义社会条件下工人的就业问题进行了揭示和批判，指出资本主义社会所存在的对知识阶层的歧视和对基础生产力的忽视是造成工人阶层失业的主要原因。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知识阶层的失业问题。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社会形态下，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资本家投入的可变资本相对于不变资本来说不断减少，这种相对减少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加快，而且比总资本本身的增长还要快，从而使雇佣劳动的数量也相对减少，进而导致大量劳动者被排挤在资本主义生产之外，成为失业者。同时，新技术的采用使劳动力的一般作业趋于简单化，出现了不熟练劳动力与熟练劳动力的竞争，以及妇女、儿童可能代替成年劳动力的情况。另外，资本主义的激烈竞争也使一些中小企业资本家陷于破产，被推入无产者行列。可见，在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条件下，就业问题根本得不到实质性的解决，而“民生问题”也因此不能得到真正的关注。基于此，马克思提出了“社会所有制”的民生解决思路。他指出，只有实行生产资料的社会化占有制度，即全体劳动者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彻底实现劳动者与生产资料在社会范围内的直接结合，使劳动者成为名副其实的社会主人，并享有天然的、神圣的劳动就业权，资本主义社会的失业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马克思认为，在这样的体制下，“除了个人的消费资料，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成为个人的财产”
，任何个人都无法通过资本积累建立私有经济，劳动者与公有资料的直接结合是取得所需消费资料的唯一途径。由此可见，马克思的“社会所有制”思想是指社会可以根据生产和个人的需求统一配置劳动力，“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作为总劳动的组成部分存在着”
。基于此种认识，马克思坚定地认为，这种“劳动的社会所有制”措施克服了私人劳动与社会的矛盾，体现了人类社会最基本的就业理念，因而必将成为解决资本主义失业问题的根本措施。当然，具体到怎样在实践中推行这一民生措施，马克思并没有给出直接的经验。
马克思非常重视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问题，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许多有价值的民生思想。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马克思坚决反对使用童工，认为资本主义早期的原始积累是建立在剥削和使用童工的基础之上的，是不人道的。马克思义正词严地指出：“如果不把儿童和青少年的劳动和教育结合起来，那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允许父母和企业主使用这种劳动。”
针对资本主义社会广泛存在的使用童工的现象，马克思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指出工人阶级的主要任务首先必须使青少年、儿童免受工厂主的掠夺性剥削，同时制止亲生父母迫于生计而把自己的子女当作劳动力出卖给工厂主。为此，应当利用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来反对资产阶级对童工劳动的毫无限制的使用，迫使资产阶级通过有利于工人子女受到切实教育的法令。在1866年日内瓦第一国际代表大会上，马克思写了《临时中央委员会就若干问题给代表的指示》一文，指出“首先应当使工作的儿童和少年不受现代制度破坏作用的危害。这只有通过变社会意识为社会力量的途径才能办到，而在目前条件下，只有通过国家政权施行的普遍法律才能办到。工人阶级要求施行这种法律，决不是巩固政府的权力。相反，工人阶级正在把目前被用来反对他们的政权变为自己的武器。工人阶级通过普遍的立法行为能够得到靠许多分散的个人努力所无法得到的东西”
。对于未达到劳动年龄的儿童，马克思认为需要给予特殊的生活保障。“那些由于年龄关系还不能参加生产……的人，是未来社会生产和社会活动的主体，在没有具备参加生产劳动能力的阶段，需要社会为他们提供部分生活保障。”
马克思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他们健康成长，进而促使整个社会向着和谐稳定的方向发展。儿童是社会的未来，关注儿童就是关注社会的发展和国家的希望。马克思关注儿童发展的民生思想时至今日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
马克思认为，社会对于“那些由于年龄和身体关系……已不能参加生产的人”，应该给予基本的生活保障。这些需要特殊照顾的人群包括：原来是生产劳动者，现在由于年老已不能参加生产劳动的人；因疾病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因残疾而一直不具备劳动能力或不具备健全人的劳动能力的人；因维持人类延续而怀孕的妇女。马克思曾经指出：由于社会劳动者在参加生产劳动时生产的社会总产品在分配给劳动者个人进行消费之前，已从其中扣除了一部分，并且“为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设立了各种基金”
，因而，劳动者年老失去劳动能力而不能参加生产劳动时获得的基本生活保障，实质上是其劳动报酬的延期返还；那些因残疾而丧失劳动能力的人获得的基本生活保障，实质上则是一种社会救济或救助。
基于对弱势群体民生的关注，马克思阐述了崭新的民生保险理论。这一理论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最早的社会主义民生保险理论。首先，马克思认为，社会的物质资料再生产具有风险性和不确定性，需要社会提供保险基金予以保障。马克思在分析不变资本再生产时指出，“不变资本在再生产过程中，从物质方面来看，总是处在各种会使它遭到损失的意外和危险中。因此，利润的一部分，即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从而只体现新追加劳动的剩余产品（从价值方面来看）的一部分，必须充当保险基金”
。这里的“危险”，即现代所指的可以预料的或可以想到的“风险性”；而“意外”的本意则是出乎人们的意料，是无法从主观上想到的，也即现代所指的“不确定性”。其次，马克思认为，对人民物质生产和生活的基本保障应该是与人类社会发展过程相始终的现象，而不是阶级社会所特有的现象。恩格斯指出：“劳动产品超出维持费用而形成的剩余，以及生产基金与后备基金从这种剩余中形成的积累，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保险基金“也是在剩余价值、剩余产品、从而剩余劳动中，除了用来积累，即用来扩大再生产过程的部分以外，甚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消灭以后，也必须继续存在的唯一部分”
。可见，马克思一直试图寻求一种适用于一切社会形态的民生保险措施。除去此种设想的理想成分，应该说，马克思的社会保险思想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马克思曾经说过：“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
基于此种认识，马克思在很多场合多次指出，女性作为性别上的相对体，在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在很长一段时期里，女性在社会生活中一直处于弱势的地位。历史进入近代以来，女性在就业、教育、生活保障、就医、从政等方面仍然受到诸多的限制。总结起来，马克思关注女性发展的民生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写道：“没有经济的独立，就没有人格的独立。”经济基础决定人在社会生产关系中的地位。自母系社会解体后，在社会大生产中女性便处于劣势的地位，自然而然地沦为被压迫者；男性则成为家庭和社会中的主宰者，长期扮演着压迫者的角色。而造成这种状况的根本原因就是人作为类存在物在经济能力和经济地位上的差异。
在有阶级的社会里，马克思坚持认为，需要区分对立的群体及社会、政治和经济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既使对立的群体分裂，又使他们相互依存。马克思提倡研究阶级的形成过程及性别、民族、种族的等级形成过程。对于这些认识，美国学者指出：“马克思对社会问题的分析，不仅有性别差异，也有阶级分化。为了理解社会文化的产生以及它们的变迁，女性主义必须辨识人类生活中的性别角色，这是地道的女性主义方法，也是一种马克思主义的方法。”
从这里可以看出，马克思一直认为，女性文化地位的变迁是以阶级矛盾为主要动力的。客观分析马克思的观点，我们认为，从阶级地位的变化分析女性社会地位的变迁，不失为一种合理的政治人类学方法，但不可否认的是，阶级地位的变化有时与女性的幸福感指数并不成正比。阶级的存在只是女性民生地位变化的助力而已。
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广泛存在着异化问题。这些异化首先是劳动的异化，然后是母性的异化，最后是妇女自身的异化。人类的劳动原本应该是为了生存，或者是为了创造的快乐。但它渐渐被异化为一种资本的社会生产，变成一种苦工而不是快乐。同样，女人天生的母性也异化为父权制体系下的资产一般的生养工具。这些最终导致了女性自身的异化，也相对地导致了男性的异化。而要消除这些异化，马克思接着指出，必须实现妇女的彻底解放。马克思认为，妇女解放的根本途径是使妇女摆脱私人性的家务劳动的束缚，充分投身于社会劳动中，并且使家务劳动转变成一种社会行业。在马克思看来，“现代化工业为妇女摆脱私人家务，开辟了参加社会生产的途径。大工业，使妇女重新回到社会生产之中，逐步使家务劳动社会化，这是巨大进步，对家庭及其道德也将产生积极的作用”
。从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马克思的女性解放理论主要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的经济暴政，对妇女问题的思考只是其反思经济暴政问题的一个视点。所以在马克思那里，女性获得真正解放的根本前提是消灭私有制。马克思反对压迫与剥削、关注人的生存与解放的价值取向表现了马克思主义者对社会民生的深切关注。
（原载《经济纵横》2010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