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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宗即位之时，虽说已是弱冠之年，但治国理政的经验也许比昔日冲龄登基的仁宗皇帝还要欠缺，因为仁宗在继位之前，已经以皇太子的身份在资善堂（皇太子进学之所）处理日常事务，接受政治训练；而神宗被立为皇太子未久，尚来不及举行册立礼，便匆匆即皇帝位，当亲王时又不便问政，老师韩维、孙思恭都告诫他：“陛下亲总万机，内外上下事体已正，王当专心孝道，均养三宫（三宫，指曹太后、宋英宗、高皇后）而已，他勿有所预也。”
大家都有点想不到，英宗在位短短四年便英年早逝，将统治大宋的权杖与担子留给了儿子神宗。
当家方知盐米贵。等神宗皇帝接过担子，才真切感受到肩膀的沉重：宋王朝开国已过百年，承平日久，积弊亦日深，四海升平的背后，危机暗伏。神宗面临的第一个挑战，是入不敷出的财政。
治平四年正月十一，神宗即位第四日，三司使韩绛、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便给皇帝呈上一份财政报告：“深惟方今至要，莫先财用。财用者，生民之命，为国之本，散之甚易，聚之实难。财用不足，生民无以为命，国非其国也。祖宗平天下，收敛其金帛，纳之内帑诸库，其所以遗后世之业厚矣。自康定、庆历以来，发诸宿藏以助兴发，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意思是说，国库百年之储，如今已成空账。
按宋朝惯例，皇帝去世，新君继位，不但要大赦天下，还要给文武百官迁官加禄，将大行皇帝的个人遗产取出，分给众臣，这叫“遗赐”；并给诸军将校赏赐钱物、酒肉。神宗即位次日，亦循例颁下赦书：“大赦，除常赦所不原者，百官进官一等，优赏诸军，悉如嘉祐故事。”
然而，自嘉祐八年至治平四年春，不过四年光景，国家却先后遭遇两场国丧，为仁宗办丧礼时，朝廷兴师动众，未免劳民伤财，府藏为之一空；如今又要风光大葬英宗，财政已不堪重负。所以，韩绛与张方平向神宗报告了捉襟见肘的财政状况，忧心忡忡地说：“若更循嘉祐近例，窃虑国家财力不堪供给。”
因此，他们建议：“伏乞检会真宗上仙及仁宗即位旧事施行，此乃先朝体例，非自今日裁损。所有山陵制度，遗诏戒从省约。”韩、张的建议主要有两方面：其一，英宗的遗赐方面，取真宗旧例，因为昔日真宗的遗赐是比较俭约的；其二，皇陵的建造方面，依英宗遗制：“山陵制度，务从俭约。”
神宗的东宫老师韩维也提了裁减遗赐的建议：“国家不幸，四年之内，两遭大故，营造山陵，又支士卒优赏，所费不可胜计。今之府库，比于仁宗晚年，又益朘削，若用嘉祐之例，厚行赐赉，臣恐为损不少。陛下若以为奉承先帝之志，加惠群臣，不可罢之，则望阅诸府库，取服用玩好物以充用，才足将意便可，不须过为丰侈，所有金帛诸物可以赡兵恤民者，愿赐爱惜，以救当世之急弊。”
韩维又说：“陛下于此时即位，正当躬行节俭，帅先天下，以强国阜民为意。若以臣言为然，则请从此一事为始。况遗留之赐，自台谏官以上方始有之，此等皆是朝廷近臣，义当体国，虽至薄约，万无不足之理。”
神宗虽然初出茅庐，但也知道韩维、张方平等人说得有道理。他跟宰辅说：“仁宗之丧，先帝远嫌，不敢裁减，今则无嫌也。”英宗并非仁宗亲生子，是以继嗣的方式入承大统的，自然不便裁减安葬仁宗的礼数，礼数若有不周，可能就会引来非议；而神宗是英宗嫡长子，不存在这方面的顾虑。
所以，他给执政团队下了一道手诏：“国家多难，四年之中，连遭大丧，公私困竭。宜令王陶减节冗费。”于是宰相机构发出正式诏命：“遗赐令内侍省取旨裁减，山陵制度令三司奉行遗制。”
正月十四日，神宗从内廷拨出英宗的遗产，赏给宗室、大臣，数额比嘉祐八年的遗赐裁减了三分之一。神宗跟执政团队解释说：“仁宗御天下四十余年，宫中富饶，故遗留特厚。先帝御天下才四年，固不可比仁宗，然亦不可无也。”
正月十七日，神宗又批准了首相、山陵使韩琦的报告：“嘉祐八年山陵所役卒四万六千四百余人，今止乞差三万五千人，诸路转运司和雇石匠四千人。”营建英宗山陵的役卒比嘉祐八年减少一万余人，差雇石匠的人数也有减省。
神宗本来还打算派他的老师王陶前往皇陵所在的河南府，监督山陵的营建是否存在铺张浪费的问题，他亲赐王陶手诏：“朕深惟山陵所费浩大，方今府库空竭，民力凋敝，正当扶危拯溺之际，而国家四岁两遭巨祸，志虽切于简省，又虑有司不能遵奉从约之旨，今遣卿往河南府计置，凡事须节省，有切时先务者，亦宜奏闻。”
不过，神宗最后还是没有将王陶派出去，因为他“反覆思之，山陵所用皆总于三司、少府监，欲令与卿同议节减，已谕辅臣降敕。而朕又以卿在东宫，推诚辅朕，方即政之初，正赖卿与朕勠力图治，故不遽遣也”。营建山陵的预算与执行由三司、少府监总领，神宗即位之初，大概还不愿意让大臣误以为他有意侵有司之权。
依礼制，父亲过世，儿子当守制二十七个月，但神宗非寻常人，而是一国之君，国不可一日无君，他怎么可以抛下国事为英宗守孝那么久？所以，朝廷一般采取从权的办法：“丧服以日易月”，皇帝只要守丧二十七日就可以了。二月初六，神宗服除，始坐紫宸殿接见群臣，然后在延和殿听政。同日，立安国夫人向氏为皇后。
听政机制开始恢复正常运转，神宗的老师——时为龙图阁直学士的韩维随即上疏，直陈三事：“一曰从权听政盖不得已者，惟大事急务时赐裁决，余当阔略；二曰执政皆两朝顾命大臣，宜推诚加礼，每事咨询，以尽其心；三曰百执事各有其职，惟当责任，使尽其才，若王者代有司行事，最为失体。”提醒年轻的新皇帝慎行君权，礼待大臣，尊重有司权职。神宗“嘉纳焉”。
群臣欣喜地看到：眼前的少年天子，和从前的仁宗皇帝一样纳谏如流，待大臣彬彬有礼，又比仁宗多了几许英姿勃发的精气神，朝堂或将一扫仁宗晚年与英宗朝暮气沉沉的气息。
眼下，财政的困顿是燃眉之急，迫切需要解决。虽然英宗的丧礼本着“爱惜官私物力”的原则办理，尽量少花钱，但少花钱也是花钱，“颁赉之余，府库虚匮，宿藏旧积，盖无余几”。何况，丧礼之外，存在着更庞大的财政开销，那就是冗兵之费。
宋王朝保持着一支兵员百万的常备军，而且实行的又是募兵制，兵员来自招募，而非强制性的征兵。为吸引民间壮丁入伍，国家给士兵支付薪水，使当兵成为一项足以养家糊口的职业。因此，募兵制的财政成本十分庞大，而募兵制下的冗兵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宋朝的财政压力，宋人说：“一岁所用，养兵之费常居六七，国用无几矣。”
闰三月，张方平再次上疏论国计：“臣在仁宗朝庆历中充三司使，嘉祐初再领邦计，尝为朝廷精言此事，累有奏议，所陈利害安危之体，究其本原，冗兵最为大患。”
张方平给神宗算了一笔账：“略计中等禁军一卒，岁给约五十千，十万人岁费五百万缗。臣前在三司勘会庆历五年禁军之数，比景祐以前增置八百六十余指挥，四十余万人，是岁增费二千万缗也。”这是冗兵的成本。
为支付冗兵成本，朝廷只能取利于百姓。张方平继续给神宗算账：“臣庆历五年取诸路盐酒商税岁课，比景德计会录皆增及三数倍以上。景祐中收商税四百五十余万贯，庆历中一千九百七十五万余贯；景德中收酒课四百二十八万余贯，庆历中收一千七百一十万余贯；景德中收盐税课三百五十五万余贯，庆历中收七百一十五万余贯，但茶亦有增而不多尔。”
张方平说：“如此朘取，天下岂复有遗利？自古有国者，货利之入，无若是之多，其费用亦无若是之广也。”如今国库虚空，“万一因之以饥馑，加之以寇患，臣恐智者难以善于后矣。夫苟且者，臣下及身之谋；远虑者，陛下家国之计。兹事重大，在陛下所忧，无先于此”。
最后，张方平建议：“今欲保泰丰财，安民固本，当自中书、枢密院同心协力，修明祖宗已前旧典，先由兵籍减省，以次举其为弊之大，若宗室之制、官人之法，诸生事造端非简便者，裁而正之。”张方平解决财政困境的方案，简而言之，就是恢复祖宗朝的简省设施，裁撤冗员，裁减冗费。
不知道张方平的方案有没有打动神宗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