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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末，四海无事，朝廷却面临一大危机：仁宗皇帝已年过五十，体衰病多，却没有子嗣，皇储之位空悬，国本不稳。廷臣忧心忡忡。
王安石的好友、时任谏官的司马光连续进呈札子，请仁宗“早定继嗣”，极言“国家至大至急之务，莫先于此”。
宰相韩琦也借着给仁宗讲解历史典故之机，劝说皇帝立嗣。尽管仁宗皇帝万般不愿，一心想再生个儿子，但最终未能如愿，只得依大臣之议，从宗室子弟中选一位立为继嗣。
仁宗选中的嗣子，是堂兄赵允让之子——三十岁的岳州团练使赵宗实。此时赵宗实正在睦亲宅濮王府中守父孝——两年前（嘉祐四年），赵允让去世，追封为濮王，赐谥“安懿”，故称“濮安懿王”。
仁宗一开始并没有明确宣布立赵宗实为嗣子，只是在嘉祐六年十月十三日，让中书发布告敕：起复岳州团练使赵宗实为泰州防御使、知宗正寺。宗正寺是掌皇室谱牒的机构，让赵宗实知宗正寺，实际上等于向世人暗示赵宗实将是皇嗣之选。但赵宗实以守孝终制为由，一再辞让知宗正寺的任命。
僵持到次年八月，韩琦便建议仁宗批准赵宗实请辞知宗正寺，授予其他名目。仁宗说：“勿更为他名，便可立为皇子，明堂（大飨礼）前速与了当。”
八月初五，仁宗下诏，正式立赵宗实为皇子，赐名赵曙。赵曙犹再三推让，直到八月廿七日，才搬入大内，一家人连同婢女仆人“不满三十口，行李萧然，无异寒士，有书数厨而已。中外闻之相贺”。
而起复赵曙知宗正寺、批准他辞知宗正寺的诰词，都是时任知制诰的王安石草拟的。
起草诰词不过是知制诰的职务行为，王安石本人并没有像他的朋友司马光那样，主动加入嘉祐末年的立储之请。也有一些宋人笔记声称王安石并不赞成立赵曙为嗣：“安石在仁宗时，论立英宗为皇子，与韩魏公不合。”
但这很可能是以讹传讹。
赵曙虽然从“备胎”熬成皇嗣，回到儿时生活过的宫廷，但他在大内过得并不轻松，整天如履薄冰，战战兢兢，因为仁宗对自己没有亲生子嗣一事始终耿耿于怀，心有不甘，立赵曙为嗣实是迫于无奈；内侍任守忠素不喜赵曙，又时常在仁宗面前挑拨是非，以致仁宗对嗣子不无猜疑。因此，赵曙入宫后备受冷落，还要担惊受怕，担心哪一天自己会惹来横祸。据富弼后来的回忆：“窃闻陛下（即赵曙）初立为皇子，召居禁中，其时先帝为左右奸人所喋，不无小惑。内外之人，以至陛下旧邸诸亲，无一人敢通信问者。陛下饮食悉皆阙供，皇太后亦不敢明然主之，但晓夕惶恐，百方为计，偷送食物之类者甚多。”
嘉祐八年二月，五十四岁的仁宗又病倒了，卧床不起。三月廿九日夜里，大约二更时分，这位庸常而仁圣的君主病逝于寝宫福宁殿。次日，赵曙即皇帝位于灵前，见百官于福宁殿东楹，是为宋英宗。宰相韩琦初请赵曙继位时，赵曙还拼命推辞：“某不敢为！某不敢为！”
转身就要逃走，众辅臣赶紧将他抓住，“或解其发，或被御服”。
英宗即位之初，“辅臣奏事，帝必详问本末，然后裁决，莫不当理，中外翕然，皆称明主”。但四月初四日晚间，英宗“忽得疾，不知人，语言失序”，时距他即皇帝位才四天。这很可能是因为承受不了巨大的心理压力而突然精神崩溃。
由于英宗突然得病，无法正常视朝，宰相便依仁宗朝初期刘太后临朝的先例，奏请曹太后垂帘听政。但曹太后与英宗这对名义上的母子很快便闹了矛盾，原来英宗在病中，“云为多乖错，往往触忤太后，太后不能堪”，
且英宗在宫中缺乏根基，对待“宦官尤少恩，左右多不悦者，乃共为谗间，两宫遂成隙”。
我们如果去看这段时间廷臣的疏章，会发现他们都在苦口婆心地给太后与皇帝劝和。执政团队中，宰相韩琦比较维护英宗，当他听到太后泣诉英宗不孝时，只是劝说曹太后顾全大局：“臣等只在外见得官家，内中保护，全在太后。若官家失照管，太后亦未安稳。”此时，前宰相富弼已服完母丧之孝，起复，拜枢密使，他更同情曹太后，反问韩琦：“适闻帘下语否？弼不忍闻。”
又给英宗上书：“千官百辟在廷，岂能事不孝之主？伊尹之事，臣能为之。”警告英宗要尽孝道，否则，辅臣做得出“伊尹放太甲”之事。
韩琦与富弼是一对惺惺相惜的挚友，政见相近，又共事多年，但现在，他们的友谊与默契已出现了裂痕。韩琦久在中枢，行事越发专断，中书的事务从不与枢密使富弼商议。想当年，嘉祐初，二人同相，在中书与枢密院之间促成一项议事惯例：中书若有疑事，则宰相与枢密使共谋之。如今韩琦当了首相，富弼为枢密使，韩琦却将多年惯例抛之脑后，富弼因此颇为不快。
随后又发生了一件让富弼更为不满的事：治平元年（1064）夏，因英宗的身体与精神状态逐渐康复，韩琦决定敦促曹太后还政，遂在奏对之时，胁迫曹太后撤帘，结束垂帘听政。富弼闻知，大惊，对人说：“弼备位辅佐，他事固不敢预闻，此事韩公独不能与弼共之耶？”
因为这件事，富弼“怨琦益深”，不久便称病不出，且连上二十章请辞，英宗再三挽留却不得，只好于治平二年（1065）七月批准他的辞呈，罢枢密使，出判河阳。枢密使之职则由文彦博接任。
富弼默然离朝前后，以韩琦为首的执政团队与御史台也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对抗，导火索是一个礼仪问题：宋英宗该如何称呼他的生父——濮安懿王赵允让。首相韩琦、参知政事欧阳修等执政官认为，赵允让既然是英宗生父，英宗当然要称他为“皇考”。侍御史知杂事（御史台副长官）吕诲、侍御史范纯仁（范仲淹之子）、监察御史里行吕大防等言官驳斥了执政团队的主张，认为英宗已经过继给仁宗，这是他继承皇位的合法性来源，因而皇帝应当在礼法层面割舍他与濮王的父子关系，以仁宗为皇考，称呼濮王为“皇伯”。这次争论，史称“濮议”。
濮议将执政官、台谏官拉入旷日持久的对抗中，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越闹越僵。最后，御史们提出集体辞职，宣布与执政官势同水火，不可两立。宋英宗问执政团队如何处理，欧阳修表示：“御史以为理难并立，若以臣等为有罪，即当留御史；若以臣等为无罪，则取圣旨。”
英宗犹豫良久，决定挽留执政官，斥逐言官。不过想了一想之后，又交代了韩琦一句话：“不宜责之太重也。”
“斥逐”是宋人的夸饰说法，以渲染言官的悲情。严格来说，这只是宋朝的一项宪制惯例：若言官上书弹劾宰相，意见未被皇帝采纳，言官往往会辞职；若皇帝采纳言官之议，则宰相辞职。这样的宪制惯例旨在维持政府与言官之间的政治信任，就如在议会制下，议会若是对政府发起不信任投票并获得通过的话，那么一般来说，结果要么是解散议会（相当于全体议员辞职），重新举行大选；要么是更换首相（相当于原首相辞职），以此重建议会与政府的信任。
治平三年（1066）正月，吕诲罢侍御史知杂事，出知蕲州；范纯仁罢侍御史，通判安州；吕大防免去监察御史里行之职，出知休宁县。
从嘉祐八年至治平三年，发生在朝堂与宫廷中的种种纠纷，王安石是看不到的，因为嘉祐八年八月，他的母亲吴氏卒于京师，按礼制，王安石须辞去官职，扶棺归江宁府，为母亲守孝三年（“守孝三年”只是俗称，实际是守制二十七个月即服满）。所以，当宋英宗与曹太后、富弼与韩琦、宰辅大臣与台谏官相继发生抵牾时，王安石已经解官，回到江宁府守制丁忧，远离了京城的是非场。
守孝期间，王安石应友人之请，给江西虔州州学撰写了一篇学记。在其中，王安石提出一个观点：“故举其学之成者，以为卿大夫，其次虽未成，而不害其能至者以为士，此舜所谓庸之者也。若夫道隆而德骏者，又不止此，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此舜所谓承之者也。”
在王安石看来，“道隆而德骏”的士大夫，乃是天子“北面而问”、虚心请教的师友。他是不是在期待一个这样的机会呢？
治平二年十月，王安石守孝期满，起复为知制诰，召赴阙。王安石却连上三状，请免赴阙，“乞一分司官，于江宁府居住”。
北宋以西京洛阳、北京大名府、南京应天府为陪都，在各处设留守司，所置职官即为分司官，属于闲职，所以允许从便居住。不过，朝廷没有批准王安石之请。王安石便干脆在江宁府设馆收徒，投入门下者有郑侠、李定、陆佃等人。总之，治平二年至三年，王安石屡召不出，宁愿躲在金陵讲学。
治平三年十二月，王安石的长子王雱因赴省试入京，在京城寻觅寓所，朋友问他：“舍人（指王安石）何久召不赴？”
王雱说：“大人久病，非有他也。近以朝廷恩数至重，不晚且来。雱不惟赴省试，盖大人先遣来京寻宅子尔。”朋友又问：“舍人既来，谁不愿赁宅，何必预寻？”王雱答道：“大人之意不然，须与司马君实相近者。每在家中云：‘择邻必须司马十二，此人居家事事可法，欲令儿曹有所观效焉。’”按王雱的这个说法，王安石是打算赴京任职的，并且希望租住在司马光宅附近。
不过宋英宗未能等来王安石，因为次年正月他便病逝了。英宗在位之时，虽正值壮年，却和晚年的仁宗一样体衰多病，朝政亦交由执政团队处理。比仁宗幸运的是，英宗与皇后高氏育有四子，除了第三子早夭，长子赵仲鍼、次子赵仲糺、四子赵仲恪均长大成人。
按宋朝惯例，皇子赐单名，不联字辈。英宗即位后，赐长子仲鍼名顼，次子仲糺名颢，四子仲恪名頵。嘉祐八年底，赵顼十六岁，已是成年人。次年，英宗将其晋封为颍王，又替他聘了王陶、孙思恭、韩维等饱学之士为王府记室、侍讲，即充任颍王的老师。
赵顼“性谦虚，眷礼官僚”，对老师韩维礼待尤厚。
有一日，颍王府的近侍进献了一对弓样靴，赵顼甚是喜爱，韩维却说：“王安用舞靴？”赵顼听了，面有愧色，马上吩咐左右将舞靴拿去销毁。
颍王为人亦友孝。当初英宗得病，常出言不逊，冒犯了曹太后，赵顼在旁，大约未及时开解，以致太后伤心，泣告辅臣，对皇子有所抱怨。韩维知悉，告诉赵顼：“上已失太后欢心，王尽孝恭以弥缝，犹惧不逮，不然，父子俱受祸矣。”赵顼立即醒悟过来，从此十分注意对待曹太后——他名义上的祖母的态度。太后见孙儿孝顺，也很高兴，对辅臣说：“皇子近日殊有礼，皆卿等善择官僚所至。宜召至中书褒谕之。”
赵顼又天性好学，老师讲课时，他“正衣冠拱手，虽大暑未尝用扇”，端庄听讲，常“请问至日晏忘食”。
英宗担心儿子不吃饭，往往要派内侍过来王府，请老师暂停讲课，让皇子先吃饭。一日，赵顼得到一本新录的《韩非子》，便叫府僚雠校。他的老师孙永正色说：“韩非险薄，无足观。”
宋朝士大夫认为，《韩非子》等法家学说鼓动权谋，三观不正，实不宜君主研习。赵顼一听，赶紧澄清：“录此备藏书之数，非所好也。”
正是这个时候，赵顼听说了王安石的大名与学问——他的老师韩维在颍王府讲解儒家经义，十分精到，常让赵顼击节叫好，但韩维谦逊地说：“非某之说，某之友王安石之说。”
因为这个缘故，尽管此时王安石远在江宁府讲学，与皇子素未谋面，但赵顼对王安石却是久仰大名，追慕已久。
治平三年春，万物生长，赵顼已经十九岁，到了该结婚的年纪。英宗遣使至诸臣之家，为颍王挑选佳偶。韩维上奏说：“王孝友聪明，动履法度，方向经学，以观成德。今卜姓授室（娶妻），其系尤重，宜历选勋望之家，精拣淑哲之媛，考古纳采问名之义，以礼成之，不宜苟取色而已。”
最后，皇室选中故宰相向敏中的孙女向氏为颍王妻子，封安国夫人。
颍王大婚，皇室大喜，自然是朝野相贺，内外喜气洋洋。但三月廿七日黄昏，一条长达一丈五尺的彗星出现在昴宿附近，又让朝廷君臣感到紧张，因为按古人观念，这是天之异象，意味着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一个叫李端愿的官员在入对时，对英宗说：“彗所以除旧布新也，今官冗士伪，费广兵骄，非大更张不可塞异。如或不然，安知不有大扫除者乎？”
可是，上天没有给英宗“大更张”的时间，治平三年冬，他又病倒了。监察御史里行刘庠奏请立皇太子，以防万一，英宗很不高兴，将奏章扣留于禁中。宰相韩琦、枢密使文彦博等入内问起居，退出时，颍王送他们出寝门，悄悄问韩琦：“奈何？”
韩琦说：“愿大王朝夕勿离上左右。”颍王说：“此乃人子之职。”韩琦意味深长地说：“非为此也！”颍王这才醒悟过来。
英宗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到后来已无法说话，但神志还算清醒，交代事情都用笔写于纸上。十二月廿一日，英宗病情更加严重，前来问起居的韩琦说：“陛下久不视朝，中外忧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众心。”英宗点点头。
韩琦便请英宗手书亲笔指挥，英宗双手颤抖，艰难地在纸上写下一行字：“立大王为皇太子。”韩琦说：“必颍王也。烦圣躬更亲书之。”立储大事，含糊不得。于是英宗又颤颤抖抖补写了三个字：“颍王顼。”韩琦马上叫来内侍高居简，将英宗御札交给他，让他赶快送到学士院，命翰林学士草制。
次日，朝廷宣读了英宗皇帝的制书：立皇子颍王顼为皇太子。宣制之时，颍王在父亲榻前一再推让，英宗自知时日不多，泫然下泪。文彦博见了，亦觉得不忍心，对韩琦：“见上颜色否？人生至此，虽父子，亦不能无动也。”韩琦说：“国事当如此，可奈何！”
十二月廿五日，朝廷又宣布次年正月十九日举行册立皇太子大典。但这个典礼来不及举办了，因为治平四年（1067）正月初八，英宗便撒手而去了，皇太子赵顼即皇帝位于柩前。他便是宋神宗，治平四年，刚满二十岁。原来京师坊间关于睦亲宅“当出二天子”的谶言，应验在赵曙与赵顼身上。
据传英宗驾崩之时，赵顼未在病榻前，辅臣急召太子，未至，英宗的手指突然动了一下，次相曾公亮大吃一惊，赶紧告知韩琦，并说：暂时不要召太子了，万一皇帝醒过来呢？韩琦却说：“先帝复生，乃太上皇。”
坚持马上将皇太子赵顼召来。
远在金陵的王安石闻知英宗驾崩，有些感伤，写了两首挽词——尽管他的人生与英宗似乎没什么交集，终英宗一朝，他一直拒绝赴阙。如今朝廷又换了新君，王安石将何去何从呢？
所有过往，皆成序章。神宗与王安石的故事，即将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