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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祐四年（1059），仁宗皇帝已步入晚年，不再有励精图治的雄心壮志，加之老来无子（他生育的几名皇子均不幸夭折），体弱多病，难免意兴阑珊，政务几乎全然委托执政大臣定夺。好在仁宗朝已发展出一套成熟的共治制度，宰相执政，台谏监察，君主垂拱而治，且嘉祐年间，朝堂上几乎没有奸邪之人，执政官文彦博、富弼、韩琦、曾公亮皆有贤名，台谏官张昪、包拯、范镇、司马光皆有直声，因此，嘉祐之时，可谓政治清明，四海升平，天下无事。
但是，在这平静的海面之下，又隐伏着暗流一般的危机。王安石看到了危机，他抵达京城就任三司度支判官后，便给仁宗进呈了一份“极陈当世之务”的言事书。
这篇《上仁宗皇帝言事书》写得洋洋洒洒、长达万言，南宋人洪迈对其核心内容作了摘录：
今天下财力日以困穷，风俗日以衰坏。患在不知法度，不法先王之政故也。法先王之政者，法其意而已。法其意，则吾所改易更革，不至乎倾骇天下之耳目，而固已合矣。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尔。在位之人才既不足，而闾巷草野之间，亦少可用之才。社稷之托，封疆之守，陛下其能久以天幸为常，而无一旦之忧乎？愿监苟且因循之敝，明诏大臣，为之以渐，期为合于当世之变。臣之所称，流俗之所不讲，而议者以为迂阔而熟烂者也。
洪迈说：“当时富（弼）、韩（琦）二公在相位，读之不乐，知其得志必生事。”嘉祐四年，韩琦年过五十，富弼的年纪更大一些，已经五十六岁了，不再是庆历新政时期的少壮派，岁月消磨了他们的锐气，赋予他们沉稳的行事风格，将他们改造成了不急不躁的长者。所以，王安石那份万言书呈上去之后，犹如石沉大海，并未引起仁宗皇帝与执政大臣的重视。
不过，朝廷对王安石的文学是非常赞赏的。我们应该记得，至和二年，朝廷特授王安石集贤校理之职名，但王安石坚决不接受。到了嘉祐四年五月，中书又将王安石“累除馆职，并辞不受”的履历具奏以闻，仁宗便诏令王安石直集贤院。
在馆阁官序列中，直集贤院属于第一层级，比之前的集贤校理又高一个层级，王安石还是累辞不受，最后才接下任命状。
回头看王安石累辞馆职的经历，就好比一个学术造诣出众的青年学者，初出茅庐，只是助教，有关部门一再督促他赶紧申评讲师，但这个骄傲的年轻人坚持不提出申请，后来，有关部门只好对他说：不用你申请了，直接将你评为副教授。但他居然又拒绝了，表示不要这个学衔。最后，有关部门干脆直接将他评为教授。
尽管王安石对国家的未来有些忧心忡忡，但从嘉祐四年至嘉祐八年（1063）在京任职这几年，却是他仕途生涯中最闲逸、安乐的一段时光。京官比较清闲，所以王安石有了更多的闲暇跟朋友、同僚诗酒唱酬。
彼时，他与欧阳修、梅尧臣、杨畋、蔡襄、司马光、吴中复、吴充、刘敞、曾巩、韩维、韩缜、吕公著、祖无择、钱公辅、宋敏求等名流俱过从甚密，时有唱和宴饮。王安石直集贤院，刘敞便写诗祝贺；
友人陈舜俞入京试制科，试毕归寿州，王安石也写诗送行；
嘉祐五年（1060）正月，王安石被任命为送伴使，护送契丹使者回国，朋友们在陈桥驿给他设宴饯行，而从东京到辽境，旅途寂寞，王安石触景生情，也写诗遣怀，寄京城诸友。
在王安石这一时期所创作的诗歌中，最受关注的诗是两首《明妃曲》：
明妃初出汉宫时，
泪湿春风鬓脚垂。
低回顾影无颜色，
尚得君王不自持。
归来却怪丹青手，
入眼平生未曾有。
意态由来画不成，
当时枉杀毛延寿。
一去心知更不归，
可怜着尽汉宫衣。
寄声欲问塞南事，
只有年年鸿雁飞。
家人万里传消息，
好在毡城莫相忆。
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
人生失意无南北。
君妃初嫁与胡儿，
毡车百辆皆胡姬。
含情欲语独无处，
传与琵琶心自知。
黄金捍拨春风手，
弹看飞鸿劝胡酒。
汉宫侍女暗垂泪，
沙上行人却回首。
汉恩自浅胡自深，
人生乐在相知心。
可怜青冢已芜没，
尚有哀弦留至今。
明妃，即汉朝的王昭君，因失意于汉宫而自请出塞和番，远嫁匈奴，终老于塞外。汉后，历代都有诗人咏叹昭君的身世与命运，王安石的《明妃曲》却别出心裁，没有哀叹王昭君命运的坎坷，也没有渲染她对故国的思念，而是直言“咫尺长门闭阿娇（指失宠的汉武帝皇后陈阿娇），人生失意无南北”“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隐含着儒家士大夫“从道不从君”的思想。
许多年以后，由于发生“靖康之变”，宋室南迁，一位叫范冲的士大夫对宋高宗说：“臣尝于言语文字之间，得安石之心，然不敢与人言。且如诗人多作《明妃曲》，以失身胡虏为无穷之恨，读之者至于悲怆感伤。安石为《明妃曲》，则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然则刘豫（金人扶植的伪齐皇帝）不是罪过，汉恩浅而虏恩深也？今之背君父之恩，投拜而为盗贼者，皆合于安石之意，此所谓坏天下人心术。”
历经靖康国变后，南宋士大夫已失去从容的心态，而在北宋嘉祐年间，王安石两首《明妃曲》问世，却让他的文友、同僚深感惊艳，欧阳修、梅尧臣、司马光、曾巩、刘敞等友人都写了和诗，表达共鸣之情。
这一时期王安石的交游圈中，以司马光、吕公著、韩维与他关系最为亲密，四人“特相友善，暇日多会于僧坊，往往谈燕终日，他人罕得而预”，人称“嘉祐四友”。
吕公著为前宰相吕夷简之子，韩维亦出身名门，时人称“嘉祐、治平间，韩氏、吕氏，人望盛矣。议者谓魏公（韩琦）将老，置辅非韩即吕”。
王安石与韩家几兄弟的交情甚好，他的住所就在韩家附近，两家子弟亦常走动、唱和诗。对吕公著，王安石更是以兄事之，十分佩服其才识，曾扬言：“吕十六不作相，天下不太平”；“晦叔作相，吾辈可以言仕矣”。
在与朋友交往的过程中，王安石身上的一些怪癖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他不修边幅，生活习惯邋遢，《宋史》称他“性不好华腴，自奉至俭，或衣垢不浣，面垢不洗，世多称其贤”。
因为几个月不洗澡，身上、脸上都生了污垢，以致面色无光、印堂发暗，家人还以为他生病了，请来郎中察看。郎中说：“此垢汗，非疾也。”
然后给了王安石一块肥皂，让他经常用肥皂洗脸。
韩维、吕公著、吴充实在受不了王安石的邋遢，相约每隔一两个月，拉上他到京师定力院的浴室泡澡一次。王安石不想去，他们便硬拉着去，又轮流给王安石买新衣服，等王安石泡完澡，让他换上新装，戏曰“拆洗王介甫（王安石）”。
有意思的是，王安石的夫人吴氏却是一个有洁癖的女子，家里放的躺椅被人光脚上去躺过都不想要了。不知这对夫妇平日里是如何相处的。
平日饮食，王安石也很随便，饭桌上有什么就吃什么，而且筷子永远只夹离自己最近的那盘菜，至于那是什么菜，是不是美食，王安石从不计较。有一次，王安石与执政大臣、文学侍从官陪仁宗皇帝在御花园赏花钓鱼，王安石看着眼前的鱼饵，觉得很美味，居然吃个精光。仁宗皇帝看在眼里，对王安石的印象特别糟糕，认为一个体面的士大夫竟将鱼饵吃光，简直不可思议。
王安石亦不喜声色犬马之欢。夫人吴氏曾买了一名小妾，送到书房服侍他。王安石见了，问：“汝谁氏？”
那女子说：“妾之夫为军大将，部米运失舟（押运漕粮翻了船），家资尽没犹不足，又卖妾以偿。”王安石愀然说：“夫人用钱几何得汝？”那女子说：“九十万。”王安石派人将她丈夫找来，让他把妻子领回去，好好过生活，那九十万文钱也一并送给了他们。
宋时，士大夫圈子内流行点茶、焚香、插花等闲事雅趣，王安石对此却是一窍不通。他的朋友蔡襄深谙烹茶之道，一日，王安石登门拜访，蔡襄很高兴，“自取绝品茶，亲涤器，烹点以待”，谁知王安石接过茶盏，从夹袋中取出一撮“消风散”（中药方剂），投入茶汤中，一饮而尽。蔡襄看得目瞪口呆，估计心里感叹，真是糟蹋了绝品好茶。
王安石于茶道是门外汉，那他对士大夫必备的笔墨纸砚，总会喜爱吧？也未必。有人得了一块宝贵的砚台，送给王安石，说：“呵之可得水。”
意思是说，此砚石质细腻温润，对着它呵一口气，便可凝结出小水珠，用来磨墨。王安石却不收这块砚台，说：“纵得一担，所直几何？”时人评曰：荆公之言虽不解风情，大煞风景，“而清节不为物移，闻者叹服”。
这些轶事显示，王安石对个人享受完全不感兴趣。他的关注点是国运，是民生。
尽管与朋友的往来唱酬也算其乐融融，但王安石的执拗性子有时候还是会让人感到尴尬。嘉祐五年，王安石与司马光同在三司任职，他们的顶头上司——权三司使正是包拯。有一日，三司花园牡丹盛开，包拯邀请王安石、司马光饮酒赏花。事后司马光跟朋友说起这次赏花宴的一个细节：“包公置酒赏之，公举酒相劝。某素不喜酒，亦强饮，介甫终席不饮，包公不能强也。某以此知其不屈。”
王安石说不喝酒，就坚决不喝，包公都没办法勉强他。
王安石固执起来，甚至连仁宗皇帝的圣旨都不能逼他让步。嘉祐五年十一月，朝廷同时任命王安石、司马光同修起居注。二人都力辞不就。不过，司马光推辞五次仍没获批后，便接下任命状，而王安石则连辞六七次，坚决不当这个官。最后，仁宗让负责传达圣旨的閤门吏带着任命状至三司，直接把任命状交给王安石，但王安石还是拒绝接受。閤门吏向王安石下拜，请他收下任命状，否则无法回去复命。王安石干脆躲到厕所里，閤门吏只好将任命状放在王安石的办公桌上，这才离开。王安石从厕所出来，看到桌上的任命状，赶紧叫人追上閤门吏，把任命状交还给他。朝廷只好暂时作罢，不再勉强。
已经接受任命的司马光见王安石这么坚定不移，懊悔地表示：“及睹王安石前者辞差修起居注，力自陈诉，章七八上，然后朝廷许之，臣乃追自悔恨，向者非朝廷不许，由臣请之不坚故也。”
后世清王朝的乾隆皇帝，对王安石坚辞起居注官的行为大为恼火，御笔点评说：“宋人动辄奏辞某官，恶习相仍，不复知有致身大义。安石新进小臣，乃赍敕就付坚拒不已，甚且避之于厕，不恭实甚。”
假如王安石生活在清朝，恐怕早就被抓起来治罪了。
不过，嘉祐六年（1061）夏，仁宗又委任王安石修起居注，这回他推辞了七八次未果，便接受了。随后，朝廷又让他试知制诰，王安石举荐吕公著代替，说吕公著“其器可以大受，而退然似不能言，故众人知之有所不尽。如蒙选用，得试其才，必有绩效，不孤圣世。臣实不如，今举自代”。
但朝廷不许王安石再推三阻四，吕公著也不肯就试。王安石遂赴舍人院，就任知制诰。
知制诰，职责为起草圣旨，所谓“代王言”是也，非文章高手不可胜任，入职者必先试文辞。尽管其本职工作无非是根据皇帝与宰相的批示草拟诏敕，但宋代知制诰所充当的角色绝非传声筒、复印机，如果知制诰认为皇帝、宰相的旨意不合法理，有权拒绝起草诏敕，将词头（书面旨意）退回去，这叫“封还词头”。王安石担任知制诰未久，便因为词头的问题与宰相发生了冲突。
那是七月的某一日，王安石接到宰相的札子，称“尝有诏令，今后舍人院不得申请除改文字”，即要求知制诰今后完全按词头起草诏敕。
王安石一看，觉得中书的札子所言十分荒谬，立即上书反驳：“窃以为舍人者，陛下近臣，以典掌诰命为职司，所当参审。若词头所批，事情不尽，而不得申请，则是舍人不复行其职事，而事无可否，听执政所为，自非执政大臣欲倾侧而为私，则立法不当如此。”
其时，执政大臣为韩琦，时人认为王安石的上书忤逆了韩琦。不过，韩、王合不来，只缘公事，二人实无私怨。同年闰八月，因首相富弼丁母忧，不肯起复，次相韩琦升任首相，王安石还向他祝贺。
在知制诰任上，王安石还担任过一项临时性的差遣：纠察在京刑狱。嘉祐七年（1062）冬，开封府发生了一起刑案：有位少年得到一只名贵的斗鹑，他的朋友想借来玩玩，少年不同意，朋友自恃与少年交情不错，便趁着少年不注意，将斗鹑抱走。少年发觉后，急忙追上朋友，因一时气愤，踢了朋友一脚，正中肋下，那朋友立即倒地，不治身亡。对这起命案，开封府裁定：少年故意杀人，“罪当偿死”。
纠察刑狱的王安石却认为开封府判决有误，提出弹劾：“按律，公取、窃取皆为盗，此不与而彼乃强携以去，乃盗也。此追而殴之，乃捕盗也。虽死，当勿论。府司失入平人为死罪。”
开封府不服，提起申诉，事下审刑院、大理寺详定。最后，审刑院、大理寺作出终审裁决，维持开封府原判。换言之，王安石被认为纠察不当，应承担责任。不过仁宗下诏：王安石放罪。即免于追究责任。按制度，获放罪者须赴殿门谢恩。但王安石硬着脖子说：“我无罪。”坚持不谢恩。御史台与閤门司数度发文催促，王安石始终“不肯谢”。御史台于是对王安石提出弹劾，宰相韩琦表示还是算了，不要为难他了。于是，朝廷最终没有问责王安石，只是解除其纠察在京刑狱的差遣。
如果我们用“情商”的概念来衡量王安石，大概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王安石与人打交道时表现出来的情商是不及格的。由于情商低，在与他人交往的过程中，他经常不知不觉就把人给得罪了——而显然，并不是所有被他得罪的人都能像韩琦那般大度。
被王安石得罪的人当中，有一个叫李师中，此人自幼便有才名，十五岁时已敢向朝廷上书议论时政，后与王安石同年中进士。一日聚会，大伙都称赞李师中是“少年豪杰”，李师中也洋洋得意。
王安石恰好也在座中，讲了一句：“唐太宗十八岁起义兵，方是豪杰，渠是何豪杰？”李师中自此对王安石十分厌恶，跟人扬言：“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东晋奸臣）。他日乱天下者，此人也。”
极度厌恶王安石的人还有苏轼、苏辙的父亲苏洵。嘉祐年间，苏洵携生平著作与二子游京师，往来于公卿之门，投文邀名，求官乞职，如在上宰相韩琦的书信中便说：“洵年老无聊，家产破坏，欲从相公乞一官职。”
尽管“吃相”有点难看，但苏洵大器晚成，文笔老辣，因此文章在京师士大夫间被广泛传阅，备受赞赏，唯独王安石嗤之以鼻，认为苏洵之文不过是拾战国纵横家之唾余罢了，“屡诋于众”。
苏洵奔走于公卿之门求官的行为，更是王安石平生所瞧不起的：“彼游公卿之门、求公卿之礼者，皆战国之奸民。”
随父亲游京师的苏轼、苏辙兄弟，少年才俊，文名满京华，却同样不入王安石的法眼。嘉祐六年，苏氏兄弟双双考中制科，获授官职。王安石却对好友吕公著说：苏轼的策论，“全类战国文章，若安石为考官，必黜之”。
这是不是王安石的偏见呢？我们看苏轼应制举的一段策论就清楚了：“宜明敕天下之吏，使以岁时纠察凶民，而徙其尤无良者，不必待其自入于刑，而间则命使出按郡县，有子不孝、有弟不悌、好讼而数犯法者，皆诛无赦。”
论调与《商君书》《韩非子》何其相似？
王安石还以苏辙的策论意在讨好宰相韩琦、“专攻人主”为由，拒绝给苏辙起草任官的诏敕，因为苏辙那篇策论写得特别过火，采道听途说之言，恣意抨击仁宗“陛下自近岁以来，宫中贵姬至以千数，歌舞饮酒，欢乐失节”。
虽然所言不实，但仁宗觉得苏辙勇气可嘉，决定录取他。王安石却认为苏辙卖直沽名。
因为这层过节，苏洵对王安石恨之入骨，曾跟欧阳修说：“以某观之，此人异时必乱天下。使其得志立朝，虽聪明之主，亦将为其诳惑，内翰何为与之游乎？”
相传老苏还写了一篇《辨奸论》：“夫面垢不忘洗，衣垢不忘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夷狄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此岂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鲜不为大奸慝。”
暗示王安石是“大奸慝”。
不过，以王安石骄傲的个性，即便知道自己的言论得罪了苏洵、李师中，惹下了仇怨，他也是不在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