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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入京，王安石在京城只待了一年多：从庆历五年岁末至庆历七年（1047）四月。其间，他担任过一些临时性的差遣，如庆历六年（1046）正月，王安石被任命为礼部试点检试卷官，权同知贡举（主考官）则是翰林学士张方平，这应该是张方平与王安石第一次共事，但两人很快就闹翻了。张方平后来回忆说：“某知贡举院，或荐安石有文学，宜辟以考校，姑从之。安石者既来，凡一院之事，皆欲纷更之。某恶其人，檄以出，自此未尝与之语也。”
因意见不合，张方平打了一份报告，将王安石请出贡院，二人自此交恶。
王安石自己并不愿意在京任职，恨不得早日离开京师。
按宋朝官制，凡高中甲科的新科进士，一任秩满，便可申请参加馆阁考试，考试合格即授馆职，成为馆阁官，这叫“试馆职”。
宋时的馆阁是负责文献管理与学术研究的机构，因而馆阁官是文学高选、清贵之官。宋人说：“国朝馆阁之选，皆天下英俊，然必试而后命。一经此职，遂为名流。其高者，曰集贤殿修撰、史馆修撰、直龙图阁、直昭文馆、史馆、集贤院、秘阁。次曰集贤、秘阁校理。官卑者，曰馆阁校勘、史馆检讨，均谓之馆职。”
馆阁实际上还是国家储才机构、高级官员储备库：“馆阁之职，号为育才之地。今两府阙人，则必取于两制；……两制阙人，则必取于馆阁。……自祖宗以来，所用两府大臣多矣，其间名臣贤相出于馆阁者，十常八九也。”
王安石获得殿试第四名，扬州签判任满，按惯例可进呈平日创作的诗文，申请试馆职。这是多少初入仕者梦寐以求的机会，但王安石放弃了：“例当进所业试馆职，安石独不进；特召试，亦固辞。”
王安石的愿望是到地方任职。庆历七年四月，他终于如愿以偿，赴明州（今浙江宁波）鄞县任知县。
王安石离京的这一年暮春，京城睦亲宅的汝南郡王府迎来了一件喜事：汝南郡王赵允让第十三子赵宗实大婚，新妇闺名高滔滔。
睦亲宅是赵宋宗室聚居的住宅区，位于东京皇城天波门外，原址为皇家宫观玉清昭应宫。天圣七年（1029），玉清昭应宫被大火焚毁；景祐二年（1035），仁宗下诏在玉清昭应宫旧地营建王府，赏赐给赵氏宗室聚居，并赐名“睦亲宅”。坊间曾有术士神秘兮兮地与人密语：睦亲宅风水极佳，“当出二天子”云云。
当时人们都不相信，因为赵允让儿时虽有被宋真宗抱养于宫中的经历，好像真的有望成为嗣君，但仁宗出生后，赵允让便被送回王府；赵宗实儿时也曾被仁宗认为嗣子，养于宫中，同时曹皇后也把她的外甥女高滔滔接入宫中作为养女抚养，但过了几年，仁宗有子出生，赵宗实与高滔滔也被送回家。看来术士的预言似乎只猜中了开头，没猜中结局。不过，赵宗实与高滔滔儿时都被养于宫中，因而二人的婚事被时人称为“天子娶妇，皇后嫁女”，成为一桩美谈。
次年，即庆历八年（1048）四月初十，汝南郡王府又有了喜事：新妇高滔滔平安诞下一名男婴，取名赵仲鍼，是赵宗实的长子。相传小仲鍼出生时，“祥光照室，群鼠吐五色气成云”。
不过汝南郡王府的事情暂时与王安石没有关系。此时此刻，王安石正在千里外的鄞县主持兴建水利工程。以前王安石在州级政府工作，担任的是幕僚官，并无决策权，难以大展身手；如今虽然下放到县级政府，却是一县行政长官，一把手，鄞县的公务是由他拍板的，总算可以一展抱负了。
鄞县跨江临海，水源充沛，水道纵横，本无旱涝之灾，但由于水利设施年久失修，沟渠淤塞，陂塘淤浅，以致“山谷之水，转以入海而无所潴”，因而“邑民，最独畏旱，而旱辄连年”。
王安石到任不久，便上书两浙路转运使，提出要“大浚治川渠，使有所潴，可以无不足水之患”。
为实现“大浚治川渠”的目标，庆历七年冬，王安石用了十余天走遍鄞县十四乡，对每一条需要疏浚的川渠、每一处可以兴建的堤堰，都进行了实地勘察，并动员乡民积极投身于水利建设。
王安石将这个过程记录在《鄞县经游记》中：
庆历七年十一月丁丑（初七），余自县出，属民使浚渠川。至万灵乡之左界，宿慈福院。戊寅（初八），升鸡山，观碶工凿石，遂入育王山，宿广利寺。雨，不克东。辛巳（十一日），下灵岩，浮石湫之壑以望海，而谋作斗门于海滨，宿灵岩之旌教院。癸未（十三日），至芦江，临决渠之口，转以入于瑞岩之开善院，遂宿。甲申（十四日），游天童山，宿景德寺。质明（十六日），与其长老瑞新上石，望玲珑岩，须猿吟者久之，而还食寺之西堂，遂行至东吴，具舟以西。质明（十七日），泊舟堰下，食大梅山之保福寺庄。过五峰，行十里许，复具舟以西，至小溪以夜中。质明（十八日），观新渠及洪水湾，还食普宁院。日下昃，如林村。夜未中，至资寿院。质明（十九日），戒桃源、清道二乡之民以其事。凡东西十有四乡，乡之民毕已受事，而余遂归云（二十日）。
庆历八年秋，王安石又重修了东钱湖水利工程。东钱湖是鄞县大湖，“周回八十里，受七十二溪之流，四岸凡七堰：曰钱堰，曰大堰，曰莫枝堰，曰高湫堰，曰栗木堰，曰平湖堰，曰梅湖堰。水入则蓄，雨不时则启闸而放之。鄞定海七乡之田资其灌溉”。
这么重要的一个湖泊，却久未维修，堤堰损坏，淤泥堵塞，“旱则滴水如油，涝则民居漂没”，直至王安石来到鄞县，才“重清东钱湖，起堤堰，决陂塘”，使东钱湖恢复“水陆之利”。
——对，这也是后来熙宁变法之农田水利法的滥觞。
王安石还在鄞县试行了小额农业贷款，效果很好。原来，鄞县的农民在青黄不接之时，往往家无余粮，便以田地为抵押，向富户贷款，秋收后再还贷，但这借贷的利息很高。王安石“特出官钱，轻息以贷，至秋则田亩之入，安然足偿”，使鄞县农民免受高利贷之苦。
——没错，后来王安石主持熙宁变法时，将鄞县经验推行于全国，即青苗法。
王安石治鄞三年，政声斐然。其时，王安石的同僚谢景初知余姚县，其弟谢景平知会稽县，韩缜知钱塘县，这些县都在吴越地区，所以这几位也皆有贤名，江南士人便将王安石与他们合称“吴越四贤”。还有友人在书信中将王安石与欧阳修、尹洙、蔡襄等时贤相提并论，不过王安石觉得愧不敢当，复信说：“书称欧阳永叔、尹师鲁、蔡君谟诸君以见比。此数公，今之所谓贤者，不可以某比。”
皇祐二年（1050）三月，王安石知鄞县秩满，解官离任，鄞县士民十分感念，给他立了生祠；多年后王安石去世，鄞县人又自发为他修建了祠堂；即使在熙宁新法被清算的元祐年间，鄞县的王安石祠堂还是香火旺盛，祭拜者众；南宋时，王安石已被污名化，唯鄞县邑人没有忘却王安石的功德。
鄞县秩满，王安石的寄禄官超升为殿中丞（从五品）。这次超常转官，乃是出于九月国家明堂大礼的恩典。次年，即皇祐三年（1051），朝廷考虑到王安石历任数官，都没有主动请试馆职，便下了一道特旨，叫他入京试馆阁，但王安石给朝廷打了一份报告，说“祖母年老，先臣未葬，弟妹当嫁，家贫口众，难住京师”，婉拒入京。
不久，朝廷委任王安石通判舒州。通判，知州之副手，州政府第二把手；舒州，今安徽潜山，距江宁府稍远，王安石不想接受这一任命，因为家中母亲年迈，希望就近奉养，且携家带口赴外地，生活难免困顿，所以他给宰相文彦博写了一封信，请求安排一个就近差遣。
文彦博没有同意王安石的请求，但他向仁宗举荐了王安石：“殿中丞王安石进士第四人及第，旧制，一任还，进所业求试馆职，安石凡数任，并无所陈。朝廷特令召试，亦辞以家贫亲老。且馆阁之职，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乞特赐甄擢（提拔）。”
于是仁宗下旨，再令王安石赴阙试馆阁。
此时王安石已准备赴舒州就任，与入京供职相比，他宁愿待在舒州，因此又上书乞免就试：“比尝以此自陈，乞不就试，慢废朝命，尚宜有罪，幸蒙宽赦，即赐听许。不图逊事之臣，更以臣为恬退。……今特以营私家之急，择利害而行，谓之恬退，非臣本意。兼臣罢县守阙，及今二年有余，老幼未尝宁宇，方欲就任，即令赴阙，实于私计有妨。伏望圣慈察臣本意，止是营私，特寝召试指挥，且令终满外任，一面发赴本任去讫。”
请求秩满再赴阙，获朝廷批准。
至和元年（1054）夏，王安石通判舒州任满，返回京师。这一年恰好欧阳修亦赴阙，他对王安石十分赏识，便推荐王安石充任谏官，但未获仁宗同意。朝廷还是希望王安石试馆职，这么优秀的文学才俊，不试馆职，岂非馆阁之憾？但王安石再次推辞了，坚决不就试。仁宗也不好勉强，下诏：给王安石安排一个在京差遣。
九月初一，朝廷除王安石为群牧判官。这一任命也是出自欧阳修之荐。宋朝设群牧司，掌牧马之事，是一个比较有油水的部门：“比他司俸入最优，又岁收粪墼钱颇多，以充公用。”
群牧判官为群牧司的中层领导，是一个美差。但王安石再度力辞——他并非不识好歹，而是希望调到地方工作。
有一个叫沈康的馆阁校勘，看王安石一再推辞就任群牧判官，便跑到中书面见宰相，“自言屡求为群牧判官而不得，王安石不带职，又历任（资历）比康为浅，安石既不肯为，愿得为之”。
当时的宰相是陈执中，他将沈康教训了一通：“安石辞让召试，故朝廷优与差遣，岂复屑屑计校资任。且朝廷设馆阁以待天下贤才，亦当爵位相先，而乃争夺如此，公视安石，颜何厚也。”沈康被说得羞愧难当，灰溜溜地走了。
王安石既不肯就职，宰相陈执中又让欧阳修前往劝谕，王安石这才接下群牧判官的差遣。
很快，大半年就过去了。至和二年三月廿一日，王安石的上司群牧使杨伟上书：“判官、殿中丞王安石文行颇高，乞除职名。”
请求授予王安石馆职之名。宋时，文官带职名，就好比今天的官员兼教授、博士生导师、工程师等学术头衔，是一种清誉。中书检索档案文书，发现是王安石之前屡次上书辞试馆职，这才迄今未带职名。这下中书的人明白了，以王安石的脾气，让他再试馆职，必定是拒绝不从。王安石既然不愿意就试，那就免试吧。仁宗于是下诏，特授王安石集贤校理的职名。在馆阁官序列中，集贤校理属于第二层级，比初入馆阁的馆阁校勘、史馆检讨要高一个层级。可以说，朝廷对王安石是青睐有加了，不但破例免试，而且初授便是中级学衔，多少人求之而不得啊。
次日，即三月廿二日，中书派人将除授集贤校理的敕牒送到王安石的办公室，但王安石没有接受，而是上状请辞馆职；之后，中书又分别于四月五日、四月九日，两度差人送来除授集贤校理的敕牒，王安石亦再三上状辞免；四月廿四日，中书发下札子：奉圣旨，王安石你不许再辞让集贤校理了，这个馆职就是你的了。但王安石又一次上书请辞馆职——这个集贤校理我不能要。
为什么王安石这么固执不肯接受馆职？一个重要的原因是：馆阁官收入微薄，难以养家糊口。王安石自己说：“馆阁之选，岂非素愿所荣。然而不愿就试，正以旧制入馆则当供职一年，臣方甚贫，势不可处。”
按制度，入选馆阁，须供职一年以上，才可以外放为官，虽然朝廷特予推恩，向王安石承诺：“不候一年，即与在外差遣”，但王安石认为，“一年供职，乃是朝廷旧制，臣以何名，敢当此恩，而累朝廷隳废久行公共之法？”
那么王安石又何以敢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馆职呢？原因很简单，因为他生活在宋朝，这个时代士大夫的尊严、意志受庙堂尊重，用王安石本人的话来说，“臣闻之古人曰‘明主可以理夺’，又曰‘匹夫不可夺志’，臣敢守此语，以至于再三”。假如王安石生活在明清时期，恐怕给他一百个胆子都不敢如此固执。
王安石的愿望是外放到东南某个州郡，一者，外郡长官的俸禄、职田、津贴足以养亲；二者，在州郡任行政长官，恰好可以实验他的政治理念、施展他的治理才干。所以，嘉祐元年（1056）岁末，他致信参知政事曾公亮，请朝廷于“东南宽闲之区、幽僻之滨，与之一官，使得因吏事之力，少施其所学”。
嘉祐二年（1057）四月，王安石终于外放，出知常州（今江苏常州）。六月，王安石抵达常州，在报告中书的公文中，他请求久任常州，认为唯其如此，州郡长官才有足够的时间整顿地方治理。
王安石对兴修水利仿佛情有独钟。常州有运河，但年久失修、河道淤塞，王安石便决定调集辖下各县夫役，将常州境内运河浚通，既利于航运，亦利于农田灌溉。但此举未能得到各县积极配合，知宜兴县司马旦便极力反对兴役，说：“役大而亟，民有不胜，则其患非徒不可就而已。请令诸县岁递一役，虽缓必成。”
这位司马旦乃是司马光之兄。不过王安石没有采纳司马旦之议，坚持开河。不想时值秋天，秋雨连绵，浚河的民夫叫苦不迭，督役之人托病不出，工程只得停下来。
未久（嘉祐三年二月），王安石转任提点江南东路刑狱，调离常州，开河工程半途而废，这成为王安石心头一大憾事。在赴任江东提刑路上，他给友人刘敞写信说：“河役之罢，以转运赋功本狭，与雨淫不止，督役者以病告，故止耳。今劳人费财于前，而利不遂于后，此某所以愧恨无穷也。”
王安石在江东提刑任上大约只干了半年，嘉祐三年（1058）十月，朝廷即召他赴阙，任三司度支判官。但王安石不乐意接受这一任命，他上书宰相富弼，请辞度支判官，乞一闲郡，但未获同意。
次年春，三十八岁的王安石携家进京。这一次，这位一心想逃离京师的古怪官员，将在东京城待多久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