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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世纪的北宋东京开封府，虽然地处干燥的北方平原，但京城内外的水系却十分发达：黄河就在京城北边百里外，并有运河（汴河）直通城内；汴河、惠民河、五丈河、金水河四条运河穿城而过，人称“四水贯都”。位于运河网中心的东京，水运交通可谓四通八达，特别是汴河，北接黄河，南连江淮，将南北水运网络衔接起来，“凡东南方物，自此入京城，公私仰给焉”；南方之人入京，也可乘舟溯汴河而上，免受车马之劳。
宋仁宗庆历元年（1041），大约春夏之际，二十一岁的东南士子王安石自杭州的余杭渡口登舟，沿江南运河入淮，再溯汴河北上，于六月前抵达东京，准备参加京师的发解试。
宋朝的科举考试分为三个层级：发解试、礼部试和殿试。发解试为初级考试，由各州郡政府主持，一般在秋季举行，故又称“秋闱”。凡有志于功名的读书人均可在自己户籍所在的州府投牒报考发解试，合格者即获得进京参加礼部试的解额。礼部试为第二级考试，由中央政府的礼部主持，一般在春季举行，故又称“春闱”，春闱及第的进士可参加最后一级考试——殿试。殿试名义上由皇帝主考（实际上负责评卷、定名次的人是担任考官的士大夫），故高中皇榜者号称“天子门生”。
王安石的籍贯为江南西路抚州临川县（位于今江西抚州），成年后定居于江南东路的江宁府（今江苏南京），他本应在抚州或江宁府参加发解试。不过，宋政府允许久住京师的士子和品官子弟申请参加开封府或国子监的发解试，王安石的亡父王益是朝廷命官，王安石本人又久离原籍，所以他可以在京城参加发解试。京师的发解指标远多于地方州郡，这意味着在京师参加发解试，中举的机会更大。
果然，王安石顺利通过考试，取得了解额。由于次年正是大比之年，王安石取得解额之后，便不再返回江宁府，而是寓居京师，准备参加来年春天举行的礼部试。
转眼就到了庆历二年（1042）正月。宋时，士人间流行问卜之风。大比之前，许多应考的举子都喜欢到香火旺盛的寺庙祈求神佑，或在市井间找会占卜的高人问卦。京城南薰门内有一座会灵观，是东京最负盛名的皇家宫观之一，相传十分灵验，士子多到此求神问卦。这一日，王安石与同窗数十人也到会灵观拜谒。会灵观内有一个为香客算卦的江湖术士，名叫李士宁，他远远地指着正在叩拜神灵的王安石说：“拜仗到地者登第。”
随行的老仆赶紧将这话告诉了王安石。王安石心中好奇，便随老仆去见李士宁。
李士宁见了王安石，如见故人，问道：“子非某官之子乎？”
王安石说：“然。”
李士宁又问：“吾尝与贤丈饮，昆弟（你们兄弟）列拜于前，我以新荔枝与最长者，得非子邪？”原来李士宁早年与王安石之父王益有旧，也见过童年的王安石。
王安石答道：“即安石也。”
李士宁又说：“子今年登第，他日极贵，善自爱。”
这个李士宁是活跃于宋仁宗至宋神宗朝的术士，目不识丁，但自称学过道术，好作谶语，且往往应验，似有未卜先知之能。他周游于四方及京师，时常出入于权贵之门，司马光认为他是“专以妖妄惑人”的江湖骗子，不过欧阳修、蔡襄、王安石、苏轼等人都与他有交往。
三十多年后，李士宁被牵扯进一起谋反案，差点给王安石惹来大麻烦，此为后话，容后再叙。
王安石与李士宁邂逅未久，果然如愿通过礼部试，进入殿试。北宋神宗朝之前，殿试试题通常为诗、赋、论三题：“考《登科记》所载，建隆以来，逐科试士皆是一赋、一诗、一论，凡三题。”
三月十五日，殿试开场，考试题目分别是《应天以实不以文赋》《吹律听凤鸣诗》《顺德者昌论》。王安石在考试中脱颖而出，得第四名，状元则是杨寘，榜眼为王珪，探花为韩绛。
若按宋人王铚《默记》的记述，王安石本为殿试第一名，第四名为杨寘。杨寘是一位才子，史书说他“少有隽才，庆历二年举进士京师，试国子监、礼部皆第一”，在发解试、礼部试中均得第一名。
参加殿试的天下士子都相信，夺魁者必是杨寘。杨寘也自认为胜券在握。他的兄长杨察是枢密使晏殊的女婿，按惯例，殿试放榜前，考官要把拟定的录取名次抄送两府（指中书、枢密院，为宋王朝的宰相机构），杨寘便托兄长找晏枢相问问，自己排在第几名。晏殊悄悄告诉杨察，杨寘“已考定第四人”。
杨察又叫人将消息告诉兄弟。
当时杨寘正在酒肆里与酒徒饮酒，听说自己只得了第四名，愤愤不平，忍不住以手击案，叹息说：“不知哪个卫子夺吾状元矣！”卫子，即毛驴的别称。
到了放榜之日，在唱名之前，考官将经再三考定的录取名单与第一名的试卷进呈御前，这第一名正是王安石。但仁宗皇帝见王安石所作《应天以实不以文赋》中，有“孺子其朋”之语，心中不快，说道：“此语忌，不可魁天下。”
为什么“孺子其朋”会让仁宗皇帝感到不快呢？得从此语的出典说起。
“孺子其朋”出自《尚书》，是周公对周成王的告诫之语，“孺子”即指成王，因为成王当时才十二岁。整句话的含义有两种解释，一说意在强调“朋党败俗，为害尤大，恐年少所忽，故特言‘孺子’也”；
一说“周公谓成王云‘孺子其朋’，是王以诸臣为朋（友）”。
不管是提醒天子警惕朋党之祸，还是劝天子以大臣为友朋，在宋代都不算犯忌。让仁宗感到不舒服的当是“孺子”一词，因为这是周公教训小朋友的语气。庆历二年，王安石二十二岁，宋仁宗三十三岁，到底谁是孺子？难怪皇帝看到“孺子”二字会很不愉快。
既然皇帝不同意将王安石列为第一名，那么按序位顺延，当擢第二名为状元，但第二名的王珪是“有官人”（即有官职之人参加科考），按宋朝惯例，有官人不得为状元；于是又顺延至第三名，但第三名韩绛也是有官人，只好又取来第四名杨寘的试卷，仁宗看了杨寘的名字，欣然说：“若杨寘可矣。”
就这样，杨寘阴差阳错地当上了状元，王安石则名列第四。当初杨寘在酒肆里大骂状元是一头毛驴时，怎么也想不到这状元郎的帽子最后又落到自己头上。
王安石尽管与状元失之交臂，但他没有耿耿于怀，平生也从未对人“略语曾考中状元”，记录此事的王铚感叹说：荆公“气量高大，视科第为何等事而增重耶！”
对于考中甲科第几名、登第之后授何官，王安石确实是不怎么计较的。入仕，于他而言，只是为了获得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俸禄，一个“达则兼济天下”的机会，甲科第一名与第四名又有何区别？有一件事，恰好可以说明王安石“气量高大，视科第为何等事”——
至和二年（1055），王安石的同僚兼好友钱公辅来信，请他为自己的母亲蒋氏撰写墓志铭。王安石应邀写好了蒋氏的墓志铭，寄给钱公辅，钱公辅却又回信请王安石再修改，将他高中甲科、首任职务即为通判（相当于副州长）等事迹写进去，并强调这些事迹足令“闾巷之士以为太夫人荣”。
但王安石一口回绝了，给钱公辅写了一封回信，说：“鄙文自有意义，不可改也，宜以见还，而求能如足下意者为之耳。”文章坚决不修改，阁下既然不满意，请将鄙文退回来，另请高明。
在这封信中，王安石还解释了他不愿意遵嘱修改文章的道理：“如得甲科、为通判，通判之署，有池台竹林之胜，此何足以为太夫人之荣，而必欲书之乎？贵为天子，富有天下，苟不能行道，适足以为父母之羞。况一甲科通判，苟粗知为辞赋，虽市井小人，皆可以得之。何足道哉？何足道哉？”王安石认为，即便是登上天子之位，如果不能造福天下，也是父母的羞耻，而非荣耀。
一个甲科状元的名分，在王安石眼内，显然也是何足道哉。
不过，由于王安石高中甲科，不需守选，便可立即授官，他获授的官职是校书郎（寄禄官，九品）、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差遣，治所在扬州）。
往扬州赴任之前，王安石与几位同窗一起拜会了枢密使晏殊，因为晏殊也是抚州人，与王安石是乡亲。晏殊对王安石赞赏有加，说：“殊备位执政，而乡人之贤者取高科，实预荣焉。”
又说：“休沐日相邀一饭。”要在休沐日（宋时，公务员每旬放假一天，称“休沐日”）请王安石吃饭。
吃饭时，晏殊对王安石说：老乡日后前程不可限量，“然有二语欲奉闻，不知敢言否？”王安石当然请晏公直言，自己洗耳恭听。晏殊踌躇良久，犹豫半晌，才说：“能容于物，物亦容矣。”委婉地提醒眼前这位年轻气盛的老乡要有容人之量。王安石表示谨听教诲，回到旅舍后却叹息说：“晏公为大臣，而教人者以此，何其卑也！”对晏殊大失所望。
庆历二年夏，王安石自京城借汴河水道南下，赴扬州就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宋时，判官为州郡幕职官之长，相当于州政府秘书长。王安石入仕后的第一份职务，就是担任扬州政府秘书长，这个仕途起点相当高了。
王安石在扬州任职时，朝廷的政局也出现了新气象：庆历三年（1043）春夏，仁宗批准老迈的宰相吕夷简辞职，亲擢富弼、韩琦、范仲淹等敢作敢为的少壮派为执政官，欧阳修、蔡襄、王素、余靖等敢言的耿直之士为谏官，朝廷的人事布局焕然一新；九月，仁宗又开天章阁，召执政大臣与御史台长官共商鼎新革故之策，“庆历新政”由此拉开序幕。
王安石对庆历新政是充满期待的。四月，他从《邸报》上读到朝廷的人事变化，很是振奋，写了一首诗表达感想：
赐诏宽言路，登贤壮陛廉。
相期正在治，素定不烦占。
众喜夔龙盛，予虞绛灌憸。
太平讵可致，天意慎猜嫌。
诗中最后一句“天意慎猜嫌”，似乎透露了王安石心里的隐忧。庆历新政果然有点虎头蛇尾，一年后，主持新政的范仲淹等执政官便相继离朝，退出权力中枢，最后一位离开朝廷的新政领袖是韩琦，庆历五年（1045）三月，韩琦罢枢密副使，出知扬州，成为王安石的顶头上司。
据宋人笔记，韩、王的关系并不融洽。王安石爱读书，每天下班回家都是手不释卷，甚至通宵达旦读书，天亮时才假寐一会，结果醒来时往往日头已高，来不及盥漱，便匆忙赶往衙门上班，由于睡眠不足，精神难免萎靡不振。韩琦见王安石是少年人，以为他“夜饮放逸”，一日便找王安石谈话，语重心长地说：“君少年，无废书，不可自弃。”
王安石当面没有辩解，私下里却说：“韩公非知我者。”对韩琦颇不以为意。
如果说，这次只是韩琦一时误解，很快便知道王安石并不是“夜饮放逸”之人，那么韩琦之后对王安石的态度，就是深深的成见了：“韩公虽重其文学，而不以吏事许之。”韩琦承认王安石文才出众，却不安排王安石治吏事，原因是王安石曾多次在上司面前“以古义争公事，其言迂阔，韩公多不从”。
而王安石与韩琦争执起来，也未尝稍让，直言韩琦是“俗吏”：“如此则是俗吏所为。”
韩琦说：“公不相知，某真一俗吏也。”
不过，也有一些记载显示韩琦与王安石过从甚密。庆历五年夏，王安石在签书淮南节度判官任上已快满三年，即将秩满，他的寄禄官阶也从校书郎升为大理评事（从八品）。宋时，扬州芍药、洛阳牡丹名扬天下。王安石离任前的夏天，扬州郡圃的芍药开出四朵异花：“上下红，中间黄蕊间之”，时人称为“金缠腰”，极为罕见。相传有幸簪戴金缠腰者，日后可为宰相。
韩琦见郡圃芍药开出金缠腰，很是惊奇，便想设一个赏花私宴，只限四人观赏，因为金缠腰只有四朵。应邀参加这场私宴的客人分别是扬州通判王珪、判官王安石、来访的陈升之，加上主人韩琦，刚好四人。席间，韩琦命人剪下四朵金缠腰，四人各簪一朵（宋人有簪花之尚，男女老少均可簪花）。多年后，韩琦、陈升之、王安石、王珪果真先后拜相，因而留下“四相簪花”的佳话。
不久，王安石秩满离任，先回了一趟江宁府，然后归抚州老家探亲，岁末再自抚州赴京候任。离开扬州时，韩琦给王安石送来了美酒，王安石也给韩琦写信致谢。二人似无嫌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