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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三年正月，因河北提举常平、广惠仓王广廉入京，倡言“青苗新法，已晓谕河北取三分之利”，而条例司也“欲取其法行之天下”，知谏院李常深感不安，与另一名谏官孙觉联名上书：
广廉小人，造端以笼天下之利，一旦生民重赋，至于无聊而怨及于上，为害岂浅哉？臣愚，伏望陛下置广廉于理（大理寺狱），可惩擅命之吏，明诏有司推法之本意，谕所遣提举官勿以强民，一切随其所愿。倘蒙圣慈昭然辨其难以遽行，止且试之河北、陕西数路，不胜幸甚。天下至大，生灵至众，不可以仓卒治也。
李常曾得王安石推荐，担任过条例司详检文字官，也参与过青苗法方案的制订。转任谏官后，却极力反对推行青苗法。他与王安石的分歧，主要是俵散青苗钱是否要收取利息。王安石主张收二分之息，李常却坚称“青苗取息非便”，强烈反对收利息。
王安石最后搬出神宗皇帝：“上使明出二分息。”吕惠卿更是直接告诉李常：“君何得负介甫？我能使君终身不如人。”这差不多就是威胁了。
王安石为什么坚持要收息钱呢？他在致友人的私信中解释过：“二分（利息）不及一分，一分不及不利而贷之，贷之不若与之。然不与之而必至于二分者，何也？为其来日之不可继也。不可继，则是惠而不知为政，非惠而不费之道也，故必贷。然而有官吏之俸、辇运之费、水旱之逋、鼠雀之耗，而必欲广之，以待其饥不足而直与之也，则无二分之息，可乎？则二分者，亦常平之中正也，岂可易哉？”
政府免息俵放青苗钱，看起来确实很美，站上了道德的制高点，然而，这种做法必定是无法持续的。相比之下，王安石的态度才是务实的态度。
李常的谏院同事孙觉也是王安石的故交，两人有过多年交情，每每彻夜长谈，意气相投，惺惺相惜。早年孙觉出任太平县令，王安石给他写了一首深情款款的送别诗：“会合常在夜，青灯照书诗。往往并衾语，至明不言疲。匆匆舍我去，使我当从谁。”
我们应该记得，孙觉还曾经是变法的支持者。熙宁元年他任谏官时，向神宗建言“弊不可不革”，
不可“守祖宗一切之法而不知变”。
之后孙觉因故被贬为越州通判，在越州大约待了一年，又被召回朝廷，复任谏职。不知为何，这时孙觉却跟李常一样，摇身一变，变成了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
也是在正月，侍御史知杂事陈襄连章上书，直陈青苗法之弊：
今来访闻诸路所差官吏，为见朝廷属意财利，莫不望风希旨，务为诛剥，以觊幸酬赏，苟免黜责。或以三分取息，或将陈旧之物纽作贵价，兑换支散，或不以民之贫富，一例抑配。事初如此，其后可知。臣恐此法一行，骚动天下。希锥刃之利，失亿兆之心，贻祸之端，未必不由兹始。
同月，三朝老臣、翰林学士范镇亦愤然上疏，以十分激切的言辞抨击青苗法：
臣窃以常平仓始于汉之盛时。贱则贵而敛之，恐伤农也；贵则贱而散之，恐伤民也，最为近古。虽唐虞之政，无以易也。而青苗者，唐衰乱之世所为也。所谓青苗，苗青在田，贱估其值，收敛未毕而必其偿，是盗跖（先秦大盗）之法也。今以盗跖之法，而变唐虞不易之政，此人情所以不安，而中外惊疑也。
范镇提到，青苗法起源于“唐衰乱之世”，这是错误的，因为唐朝后期出现的所谓“青苗地头钱”，其实是一种农业附加税，与宋代的青苗法完全是两码事。清代有学者做过考据：“唐所谓青苗钱，并与宋制不同。宋制尚有钱贷民而加征其息，唐直计亩加税耳。”
范镇是饱学之士，焉能不知两者区别？他应该是故意混为一谈、混淆视听的。
与此同时，一部分地方官员甚至以实际行动抵制青苗法的执行。
抵制青苗法的地方，包括天子脚下的开封府界。原来，变法派技术官僚侯叔献提举开封府界常平等事，见开封府界迟迟不散青苗钱，便一再催促负责此事的提点开封府界县事吕景。吕景却表示“畿甸诸县各有屯兵，每岁课利钱仅能借诸军请给，无有赢余”。
条例司便奏请给开封府界划拨青苗钱贷本：“陕西路准备给青苗钱三十万缗，见封桩，未及用。乞支十五万缗给府界民户青苗钱。”
但十五万贯钱拨给开封府界后，吕景还是不愿意俵散，并上奏朝廷：府界人户现在还欠着政府二十余万石贷粮未还，“今又散青苗钱十五万贯，恐民力不能堪”。
开封府辖下的祥符县干脆自作主张，在二月十二日停俵青苗钱，宣称“已得中书指挥住散”，但条例司核查中书新近发出的文件，发现“无此指挥”。
开封府界另一个县——陈留县接到俵散青苗钱的诏令后，只在县门张榜三日，以及在各乡村张榜三日，便收了榜文，称“民不愿矣”，不复散青苗钱。但实际上，府界各县都有大量求贷青苗钱的农民，王安石后来回忆说：“向者（往日），开封、祥符两县人三日拥门，求请常平钱不得，而朝廷之上方争论抑配不已。”
河北转运使刘庠也借故不俵散青苗钱，理由是“坊郭多有浮浪无业之人，深虑假托名目请出青苗钱，却致失陷”，所以他给河北路诸州县行牒，要求青苗钱先“未得给散，别听朝旨”。
然后奏请朝廷罢青苗法。条例司解释说：“本司看元降敕意，指定支与乡村人户，如有羡余，方及坊郭有抵当户。”刘庠以“坊郭多有浮浪无业之人”为由不散青苗钱，明显是找错了借口。
知杭州郑獬更高明一些，没有明着抵制青苗法，而是用了巧妙的手段敷衍了事，没有授人以柄。随后，他向神宗打了一个报告：
臣窃见青苗之法，朝廷非不叮咛不欲强民而使其自便也。故臣奉行，亦不敢强以率民，榜于诸邑，召其所愿请。至于累月而无一人至者，此非其所以不愿也，明矣。常、润、苏、秀，类皆如此。近自提举官入境，所过诸郡方以次支散，且将及于杭，杭民闻之，皆相告以为忧。张榜累月而无一人愿请，一日提举官入境，则郡县更相希合，举民以与之，此非强民而何？
知越州山阴县陈舜俞（也是王安石赠过诗的旧交）则理直气壮地明说自己不奉诏书，不散青苗钱，并上书自劾。
熙宁三年春，朝野上下声势最大的大合奏，就是旧党中人对青苗法的抗议、非议，我们去看赵汝愚辑录的《宋朝诸臣奏议》（这部选集在宋代士大夫心目中的地位，就如《联邦党人文集》之于美国）的卷一百十一至卷一百十四，便可知当时情形，因其中收录的奏议基本上都是反对青苗法之议的，上奏时间为熙宁三年正月至五月，主要集中在二三月。
其时，青苗法刚刚在诸路推行，就算它会带来严重的后果，此时也尚未出现，那为什么旧党会如此坚决、激烈地反对呢？大约有几个原因：
其一，青苗法的本质是政府放贷取息，这种做法被认为违背了圣贤之道，范镇干脆将青苗法蔑称为“盗跖之法”。
其二，一部分士大夫根据历史经验与逻辑推理，预测青苗法将会导致严重后果，如司马光说：“臣恐细民将不聊生矣。”
其三，青苗法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扰民”“抑配”的问题，比如按知杭州郑獬的说法，两浙路诸州乡民都不愿请领青苗钱，但提举官一入境，各州县很快就将青苗钱支俵出去，这不是为迎合提举官而强民所难吗？
第一条理由属于价值偏好，很难辩出一个是非黑白出来；第二条理由属于想象，无以为凭；唯有第三条理由属于事实性判断，可以证实，或者证伪。
那么，我们来探究一个问题：杭、常、润、苏、秀诸州乡户真的就如郑獬所言，“无一人愿请”青苗钱吗？恰好在郑獬上疏之前，秀州前判官李定因为得到孙觉举荐，赴阙朝觐。到京后，李定先去拜见知谏院李常，李常问他当地民众对青苗法的看法。李定表示，民众对此十分欢迎。
李常告诉他：“今朝廷方争此，君见人切勿为此言也。”
随后李定又拜见王安石，将他与李常见面的情形说了出来：“定惟知据实而言，不知京师不得言青苗之便也。”
按李定的说法，青苗法就是便民的良法，深受南方之民的欢迎，这与郑獬的说辞正好完全相反。到底谁在撒谎呢？
我曾一度以为是李定撒了谎，因为李定这个人留在宋史上的名声不大好，是后来陷害苏轼的小人之一，而且他有编造谎言讨王安石欢心的可能。但现在我可以负责任地说：撒了谎的人，是郑獬。
前面我们曾提到知山阴县陈舜俞不散青苗钱，并自劾违旨。在自劾的奏状中，陈舜俞说：“然臣体问，方今小民匮乏，十室八九，应募之人，不召而至，何可胜计？”
按陈舜俞的考察，越州山阴县的乡民听说官放青苗钱，不召而至，都想借贷。更有意思的是，这个陈舜俞上状自劾后，“躁忿弃官，居嘉禾白牛村，自称白牛居士”，过了一段时间，却上书“称青苗法实便，初迷不知尔”。
其时，知南康军鲁有开任满回京，宰相问他江南新法如何，答曰：“新法行，未见其患，其在他日也。”
鲁有开也是反对青苗法的士大夫，认定青苗法必有后患，但他还是承认目前青苗法未出现问题。
此外，还有一个叫毕仲游的士子写了一篇《青苗议》：“自散青苗以来，非请即纳，非纳即请，农民憧憧来往于州县。”
毕仲游是反对青苗法的保守派，但他的观察可以说明青苗法受欢迎的程度，申领青苗钱的农民“憧憧来往于州县”。
所以，我们认为，李定称青苗法在南方施行顺利，并无不妥，即使有夸大的成分，但可信度还是要远远大于郑獬的谎言。
尽管请贷青苗钱的乡户“不召而至”，但摊派的现象应该也是存在的，不完全是反对派的无中生有，因为提举官为追求政绩，务要多支散青苗钱；而为便于日后收回本息，官方又倾向于将钱贷给有偿还能力的上户，上户往往又不需要贷款，在这种情况下，难免会出现强行摊派给上户的问题。
但我们也不必高估强行摊派的严重性，宋朝台谏官指控青苗钱的俵散“不以民之贫富，一例抑配”，无疑是夸大其词的，因为青苗钱年息二分，利率比民间贷款低得多，以上户的经济条件，也许不需要借贷，但他们如果借到青苗钱，也完全可以以更高一点的利息转贷出去。事实上，按旧党中人吕陶对青苗法弊病的揭发，青苗钱的支俵确已出现“诡名冒请”的问题。
为什么要“诡名冒请”？徽宗朝时有臣僚解释：“访闻形势之家法不当给，而迩来诸路诡名冒请者亦众，盖欲复行称贷，取过厚之息，以困贫弱。”
形势户先化名冒充他人请青苗钱，然后转贷给贫弱之户，从中赚取利息差。“冒请”与“抑配”是两种完全相反的行为，如果有人“冒请”，又何必“抑配”？
不过，既然台谏官言之凿凿称青苗法有强行摊派之弊，神宗便从谏如流，于正月廿二日下诏：
诸路常平、广惠仓给散青苗钱，本为惠恤贫乏，并取民情愿。今虑官吏不体此意，追呼均配抑勒，翻成骚扰。其令诸路提点刑狱官体访觉察，违者禁止，并以名闻。敢沮抑愿请者，按罚亦如之。
当时王安石正好休假，宰相曾公亮、陈升之就耍了一个小手段，在签发诏敕时，将最后一句“敢沮抑愿请者，按罚亦如之”删掉。后来王安石回中书上班，发现诏敕被改，非常生气，面责曾公亮、陈升之：“为宰相当有职守，何得妄降札子？今体（量）抑配青苗，又辄去当日诏语？”
曾公亮等人悻悻，“不敢抗”。
神宗只是下诏重申禁止强行摊派，没有停止俵散青苗钱，这显然不是旧党想要的结果。所以范镇再次上疏：
伏睹近降中书札子四十道散下诸路，约束分给青苗钱，不得抑配人户，并召情愿者，特申前诏耳，非臣前所奏之谓也。外议纷纭，皆云自古以来，未有天子而开课场者。民虽至愚，不可不畏。乞检臣前二奏，罢青苗钱，追还使者，而归农田水利、差役于州县，以正纲纪，以息民言。
王安石反驳说：“镇所言天子开课场，若非陛下明见《周礼》有此，则岂得不以为愧耻？前代人主，几人能以《周礼》决事？所以流俗之言常胜也。”
这些台谏官与侍从官对青苗法的抨击，尚不足让神宗皇帝动摇，直至二月初一，判河北大名府韩琦发来长篇奏疏，给了青苗法最有力的一击。这一击之所以很有杀伤力，自然是因为韩琦作为三朝元老的特殊身份。
韩琦对青苗法的诘难集中在下面三点：
一、伏详熙宁二年诏书，务在优民，不使兼并乘其急以邀倍息。凡此皆以为民，而公家无所利其入，谓合先王散惠兴利，抑民兼并之意也。今乃乡村自第一等而下，皆立借钱贯百，三等以上更许增添，坊郭户有物业抵当者，依青苗例支借。且乡村上三等并坊郭有物业户，乃从来兼并之家也，今皆多得借钱。每借一千，令纳一千三百，则是官放息钱，与初诏抑兼并、济困乏之意绝相违戾。欲民信服，不可得也。
二、乡村每保须要有物力人为甲头，虽云不得抑勒，而上户既有物力，必不愿请；官吏既防保内下户不能送纳，岂免差充甲头以备代赔？复峻责诸县，人不愿请，即令结罪申报。若选官晓谕，却有愿请者，则干系人别作行遣，或具申奏。官吏惧提举司势可升黜，又防选官晓谕之时，岂无贫下浮浪愿请之人，苟免捃拾，须行散配。
三、下人户见官中散钱，谁不愿请？然本户夏秋各有税赋，又有预买及转运司和买两色绸绢，积年倚阁、借贷麦种钱之类，名目甚多。今更增纳此一重出利青苗钱，愚民一时借请则甚易，至纳时则甚难。……官本因而浸有失陷，其害明白如此。
神宗看了韩琦之疏，心有戚戚。次日，他将疏章发给宰执传阅，且说：“琦真忠臣，虽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谓可以利民，不意乃害民如此！出令不可不审。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使者亦强与之乎？”
王安石“勃然”（“勃然”一词总让我忍不住去想象王安石当时的表情），说：“苟从其所欲，虽坊郭何害！”接着，针对韩琦之疏，他说：“陛下修常平法所以助民，至于收息，亦周公遗法也。”
曾公亮和陈升之都认为坊郭户不应该请领青苗钱。
王安石说：“坊郭所以俵钱者，以常平本钱多，农田所须已定而有余，则因以振市人乏绝，又以广常平储蓄。”
陈升之说：“但恐州县避难索之故，抑配上户耳。”
王安石说：“抑配诚恐有之，然俟其行此，严行黜责一二人，则此弊自绝。”王安石还以河北路为例，对强行摊派问题进行了分析，认为河北路当无抑配，因为“傥河北一路有一人不愿，则韩琦必受其状以闻。今琦自入奏乃无此，则百姓不以为不便与提举官不敢抑勒，可知矣”。
但王安石的解释并未让神宗宽心，他始终担心抑配的问题。王安石再解释：“臣以为此事至小，利害亦易明，直使州郡抑配上户俵十五贯钱，又必令出二分息，则一户所陪止三贯钱。因以广常平储蓄，以待百姓凶荒，则比之前代科百姓出米为义仓，未为不善。况又不令抑配，又何所害，而上烦圣心过虑？臣论此事已及十数万言，然陛下尚不能无疑如此，尚为异论所惑，则天下何事可为？”
神宗说：“须要尽人言，料文彦博、吕公弼亦以为不可，但腹诽耳。韩琦独肯来说，真忠臣也。”又说：“常平取息，奸雄或可指以为说动百姓。”担心混淆是非的善辩之人会借青苗法鼓动百姓抗议、造反。
王安石说：“今榷盐酒皆用重刑，以禁民买绸绢，或强支配以盐，奸雄不以此为说动百姓。常平新法乃振贫乏、抑兼并、广储蓄，以备百姓凶荒，不知于民有何所苦！民别而言之则愚，合而言之则圣，不至为此摇动。”
王安石知道神宗对青苗法的看法已出现了动摇，便说：“事之情伪是非，若不能察，惟务多纳人言，恐非但常平事不可为矣。”翌日（二月初三），即上书称疾居家，不赴中书视事。
神宗让司马光批答辞呈，交代要慰留王安石。司马光却在批语中夹带私货，说了重话：“朕以卿才高古人，名重当世，召自岩穴，置诸庙堂，推忠委诚，言听计用，人莫能间，众所共知。今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乃欲委还事任，退处便安。卿之私谋，固为无憾，朕之所望，将以委谁！”
王安石看到批答中“士大夫沸腾，黎民骚动”之语，不由大怒，即抗章自辩。神宗封还疏章，发手札安慰：“诏中二语，乃为文督迫之过，而朕失于详阅，今览之甚愧。”差不多是向王安石道歉了。
宋神宗的谦抑，让数百年后的大清皇帝乾隆十分恼火：“安石抗章，神宗巽谢，成何政体？即安石果正人犹尚不可，而况不正乎？尝谓神宗之信安石有若病狂，此亦宋室治乱安危之所关，有非人力之所能为者。”
王安石见了神宗手札，遂于次日入对。入对时，王安石提出辞职，神宗极力挽留，宽慰良久。但王安石告退后，又呈上辞职的书面报告：
臣蒙拔擢，备数大臣。陛下所以视遇，不为不厚矣，岂敢轻为去就？诚以陛下初访臣以事，臣即以变风俗、立法度为先。今待罪期年（一年），而法度未能一有所立，风俗未能一有所变，朝廷内外，诐行邪说，乃更多于乡时（往时），此臣不能启迪圣心以信所言之明效也。虽无疾疢，尚当自劾，以避贤路。况又昏眩，难以看读文字，即于职事当有废失。虽贪陛下仁圣卓然之资，冀凭日月末光，粗有所成，而自计如此，岂容偷假名位，坐弃时日，以负所学，上孤陛下责任之意？
尽管神宗不愿意看到王安石离开中书，但他对青苗法的预期效果已产生了深切怀疑。二月初八，在曾公亮、陈升之的提议下，神宗给诸路提点刑狱司发了一道诏令，要求他们切实监督青苗钱的支俵：“诸路提点刑狱司常切体量、觉察俵散青苗钱，如有不取人户情愿抑配者，便仰依理止绝施行，当职官员即具名闻。”
神宗还拟擢用司马光为枢密副使，任命之前，先征求了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当然反对：“光外托劘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者尽害政之事，所与者尽善（“善”当为“害”）政之人。彼得高位，则怀陛下眷遇，将革心易虑，助陛下所为乎？将因陛下权宠，构合交党，以济忿欲之私，而沮陛下所为乎？臣以既然之事观之，其沮陛下所为必矣。”
但在王安石居家不出期间，二月十一日，神宗还是发布了拜司马光为枢密副使的诏书。
大约也是在二月中旬，神宗又让宰执大臣“议改青苗法，复常平旧制”。
一班反对新法的台谏官闻讯，十分兴奋，“翘足企首，以俟德音”，又欣喜感叹：“中外之论正欲如此，而圣谕及之，真臣等之所望，四方之所幸也。”
王安石将何去何从？青苗法是废是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