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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诲，治平年间担任侍御史知杂事，即御史台二把手。因为在濮议中强烈反对英宗称呼濮王为“皇考”，吕诲与执政的韩琦、欧阳修势不两立，被罢黜，神宗即位后才召还。熙宁元年十二月，御史中丞滕甫调任知开封府，吕诲乃接替滕甫，拜为御史中丞。
吕诲之所以上章弹劾王安石，导火索是熙宁二年五月的几宗人事任免。
事情还得从滕甫说起。滕甫与王安石有嫌隙，一向合不来。熙宁元年王安石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初议阿云案，神宗本欲下诏从王安石所议，时任御史中丞的滕甫却要求选官再议，以致阿云案刑名之争迄今仍未了结。王安石既执政，欲行新法，朝野议论汹汹，恐滕甫再生事端，便建议神宗将滕甫调离京师。
神宗对滕甫也有一肚子意见。原来，滕甫生性疏达直率，在神宗面前论事“如家人父子，言无文饰”，神宗本不以为忤，对政事有疑，常遣内侍持短封御札询问滕甫，谁知滕甫却将御札掏出来炫耀，称皇帝也要经常请教他云云。
神宗受不了，便疏远了他。王安石提议调走这个大嘴巴，神宗当然同意了。于是四月初二，滕甫徙知瀛州，开封府行政长官一职则由翰林学士郑獬接替。
郑獬与滕甫相友善，气味相投，都有市井气，人称“滕屠郑沽”，意思是说，滕甫像个杀猪的，郑獬像个卖酒的。王安石很不喜欢郑獬，曾对神宗说：“獬极险，不宜使在内。”郑獬知开封府不久，京城发生了一起刑事案：市民喻兴与妻子谋杀一妇人，案发后，杀手有“按问欲举自首”的情节，郑獬却不肯按“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的敕文裁断此案。神宗与王安石对此很是不满，所以五月初六，神宗解除了郑獬权知开封府的职务，移知杭州。
同一日，知谏院钱公辅出知江宁府，宣徽北院使王拱辰出判应天府。钱公辅被出，是因为他替滕甫鸣不平，又极力反对王安石擢用富有理财经验的薛向，引起王安石不快。王安石遂建议神宗逐走钱公辅。
至于王拱辰被黜，则是因为声名狼藉，执政团队都认为他不宜留在朝廷，曾公亮说：“拱辰在仁宗时已知其不正，不复任用。”
王安石也说：“拱辰交结温成皇后家，人皆知之。”因此，王拱辰亦迁谪在外。
郑獬是翰林学士，王拱辰更是三朝元老，属于大臣之列，按照惯例，他们的差除必须由宰相亲笔签署敕令，但五月上旬，首相富弼请假，次相曾公亮出使西京洛阳，赵抃刻意回避，
因此，将王拱辰、郑獬、钱公辅调离朝廷的敕令，便由参知政事王安石签署。外廷一看敕令上只有王安石副署，没有宰相签字，便怀疑是王安石“行其私意”，驱逐异己。
御史中丞吕诲表现得尤为愤怒，立即上书抗议郑獬等三人被逐：“三人无罪被黜，甚非公议。”
并将矛头指向王安石：“宰相不书敕，本朝故事未之闻也。传云御批付出，臣窃疑焉。陛下进退近臣必有常理，不应有加膝堕渊（爱憎无常）之意。如从执政进拟，则是自外制中，尤非圣哲驭下之体也。”
神宗将吕诲的奏疏出示给执政团队看，问：“王拱辰等出，外间纷纭知否？”
赵抃、王安石都说：“不知。”
神宗对王安石说：“诲为人所使，殊不知卿用心。”
王安石说：“此三人者出，臣但愧不能尽理论情，暴其罪状，使小人知有所惮，不意言者乃更如此。”
神宗怀疑吕诲受人指使，假如确有其事，不知指使他的是什么人，很可能是赵抃。
再说吕诲因上疏得不到神宗的正面回应，也窝了一肚子火。恰好这时，他又听到了另一件可以拿来大做文章的事情。
原来，早前有一个叫章辟光的小官，曾向神宗上书：“岐王、嘉王不宜居禁中，请使出居于外。”
岐王、嘉王是神宗同胞弟弟赵颢、赵頵。熙宁初，二王已经成年，按惯例应该搬出大内，但由于皇太后高氏疼爱儿子，神宗也讲孝悌，因此一直没有让弟弟搬出去。章辟光觉得亲王成年仍居于禁中，大不妥，便上书进言。
虽然章辟光的进言似乎有点僭越，但神宗并不以为非，还召见了他，勉励了几句。哪知章辟光为人轻妄，居然在外说自己“言岐邸事称旨，故召对”。
消息很快传入禁中，高太后震怒，认为章辟光用心险恶，是在离间皇帝与岐王、嘉王的关系，要求神宗严惩这个小人：“辟光离间兄弟，宜加诛窜。”
此时外廷亦议论纷纷，吕诲及一众御史杀气腾腾地要求把章辟光抓起来治罪。同知谏院范纯仁奏请将章辟光的疏章宣示御史台，以研判究竟有无过当的言论：“如别无过当之言，则可以安中外之心；如其言涉轻妄，则乞依台官所奏，早行责降，以戒憸佞。”
神宗被这件事烦死了，给王安石发御批：“朕误见此人（指章辟光），晓夕思之，甚为惭愧。”
又问：“如何处置？”
王安石说：“辟光疏有何险语？”
神宗说：“无险语，只言当防微杜渐而已。”
王安石说：“奏对云何？”
神宗说：“亦不过如此。”
王安石说：“辟光诚小人”，但他“言建外邸事，在召对之前，陛下不以为非。今因传播而罪之，是陛下纳其言而恶其播。恐累陛下至德”。
最后，执政团队一致建议：“亦须急与一差遣令出去。”即尽快给章辟光一个在外职务，让他离开京城这个是非之地。神宗同意了。
吕诲见章辟光未被治罪，忿恨不已，便转而攻击王安石，声称“辟光之谋，本安石及吕惠卿所导”，故而王安石才尽力营救章辟光。
吕诲为什么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攻击王安石的机会？因为他讨厌王安石。当时士论都因吕诲等台谏官在“濮议”中奋不顾身而视其为英雄，唯有王安石不以为意。依王安石之见，英宗宜称呼濮王为“考”，至于称“皇考”或“皇伯”均非正论。后来王安石回忆说：“台谏乃欲令先帝称濮安懿王为皇伯，欧阳修笑其无理，故众怒而攻之，此岂是正论？……司马光尝问臣，臣以此告之，并谕以上曾问及此事，臣具如此对。吕诲所以怒臣者，尤以此事也。”
五月廿一日，吕诲上了一道火药味浓郁的弹章，对王安石提出严厉弹劾：“臣伏睹参知政事王安石，外示朴野，中藏巧诈，骄蹇慢上，阴贼害物，斯众所共知者。臣略疏十事，皆目睹之实迹，冀上寤于宸鉴。一言近诬，万死无避。”
吕诲所论王安石“奸诈十事”如下：
安石向在嘉祐中判纠察刑狱司，因开封府争鹌鹑公事举驳不当，御史台累移文催促谢恩，倨傲不恭。相次仁宗皇帝上仙，未几，安石丁忧，其事遂已。安石服满，托疾坚卧，累诏不起，终英宗朝不臣。就如有疾，陛下即位，亦合赴阙一见，稍存人臣之礼。及就除知江宁府，于私计安便，然后从命。慢上无礼，其事一也。
安石任小官，每一迁转，逊避不已。自知江宁府除翰林学士，不闻固辞。先帝临朝则有山林独往之思，陛下即位乃有金銮侍从之乐，何慢于前而恭于后？见利忘义，岂其心乎？好名欲进，其事二也。
人主延对经术之士，讲解先王之道，设侍讲、侍读，常一员执经在前，乃进说，非传道也。安石居是职，遂请坐而讲说，将屈万乘之重，自取师氏之尊，真不识上下之仪，君臣之分，况明道德以辅益聪明者乎？但要君取名而已，其事三也。
安石自居政府，事无大小，与同列异议。或因奏对，留身进说，多乞御批，自中而下，以塞同列、阻公论。是则掠美于己，非则敛怨于君。用情罔公，其事四也。
安石自纠察司举驳多不中理，与法官争论刑名不一，常怀忿隙。昨许遵误断谋杀公事，力为主张“妻谋杀夫，用按问欲举，减等科罪”，挟情坏法，以报私怨。两制定夺，但闻未详，亦皆畏避。挟私报怨，其事五也。
安石初入翰林，未闻进一士之善，首率同列，称弟安国之才。朝廷与状元恩例，犹谓之薄。主试者定文卷，不优其人，遂罹中伤。小惠必报，纤仇必复。及居政府，才及半年，卖弄威福，无所不至。自是畏之者勉意俯从，附之者自鬻希进，奔走门下，惟恐其后。背公死党，今已盛矣。怙势招权，其事六也。
宰相不视事旬日，差除自专。逐近臣补外，皆不附己者，妄言尽出圣衷。若然，不应是安石报怨之人。丞相不书敕，本朝故事未之闻也。意示作威，耸动朝著。然今政府，同列依违，宰相避忌，遂专恣而行，何施不可！专威害政，其事七也。
凡奏对黼座（借指天子）之前，惟肆强辩。向与唐介争论谋杀刑名，遂致喧哗，众非安石而是介。介，忠劲之人，务守大体，不能以口舌胜，不幸愤懑，发疽而死。自是同列尤甚畏惮，虽丞相亦退缩，不敢较其是非。任性陵轹（欺压）同列，其事八也。
陛下方稽法唐尧，敦睦九族，奉亲爱弟，以风天下。而小人章辟光献言，俾岐王迁居于外。离间之罪，固不容诛。上寻有旨送中书，欲正其罪。安石坚拒不从，仍进危言，以惑圣聪，意在离间，遂成其事。朋奸之迹甚明，其事九也。
今邦国经费要会在于三司。安石居政府，与知枢密者同制置三司条例，兵与财兼领之，其掌握重轻可知矣。又举三人者勾当，八人者巡行诸路。虽名之曰商榷财利，其实动揺于天下也。臣未见其利，先见其害，其事十也。
据说吕诲入对、进疏之时，恰好在殿外遇见准备赴经筵讲课的司马光。司马光悄悄问他：“今日请见言何事邪？”
吕诲举着衣袖说：“袖中弹文，乃新参政。”
司马光公愕然说：“以王介甫之文学行艺，命下之日，众皆喜于得人，奈何遽言之。”
吕诲正色说：“安石虽有时名，上意所向，然好执邪见，不通物情，轻信难回，喜人佞己，听其言则美，施于用则疏，若在侍从，犹或可容；置之宰辅，天下必受其祸。”
司马光劝他暂时莫弹劾王安石：“与公素为心交，苟有所怀，不敢不尽。今日之论，未见有不善之迹，似伤匆遽。或别有章疏，愿先进呈，姑留是事，更加筹虑，可乎？”
吕诲拒绝：“上新嗣位，富于春秋，朝夕所与谋议者，二三执政而已，苟非其人，将败国事，此乃心腹之疾，治之惟恐不及，顾可缓邪？”
话未说完，閤门吏已过来催促吕诲上殿，司马光只好先行告退，但他心里一直好奇吕诲究竟弹劾王安石何事。据说京城士大夫间，时有人传阅吕诲的弹章，都颇不以为然，认为吕诲言过其实。不久，新法陆续出台，“百姓骚然”，议者始“愧仰叹服”，承认见识不及吕诲。司马光亦感叹万端：“吕献可（吕诲）之先见，吾不及也。”
但司马光这话纯属“事后诸葛亮”。其实，吕诲攻击王安石，既非先见之明，也与王安石变法毫无关系，纯粹是出于私怨，因为当时新法尚未出台，吕诲根本不可能知道未来的新法究竟是何面目。
神宗读了弹章，将札子退还给吕诲，并令内侍李舜举前往传谕调解。但吕诲固执得像一只斗志昂扬的斗鸡，绝不肯退让半步，很快又上了《论王安石奸诈十事》（第二状）。
这是王安石执政以来第一次遭受这么猛烈的抨击，如何忍受得了？次日即上书请辞。神宗当然没有同意，派中使前往宽慰，并封还辞职信：“昨日已曾面谕朕意，谓悉谅也。今得来奏（指王安石的辞职书），甚骇朕怀。今还卿来奏。天下之事，当变更者非止一二，而事事如此，奚政之为也！卿其反思职分之当然，无恤非礼之横议，视事宜如故。”
五月廿九日，王安石入见，神宗对他说：“诲殊不晓事，诘问又都无可说。”又说：“吕诲言卿每事好为异，多作横议，或要内批，以自质证，又诈妄希朕意，此必是中书有人与如此说。朕与卿相知如高宗（指殷商之明君高宗武丁）、傅说（辅佐武丁之贤臣），亦岂须他人为助？”
王安石说：“高宗用傅说，起于匹夫、版筑（傅说出身于筑城的奴隶）之中，所以能成务者，以旁招俊乂，列于庶位故也。”
神宗又说：“近臣只有吕公著，又与吕公弼相妨。”神宗的意思是，吕诲可罢御史中丞，吕公著是最合适的接替人选，只是吕公著之兄吕公弼为现任枢密使，按惯例，执政官与台谏官不可有亲嫌关系，所以神宗心里又有些踟蹰。
王安石说：“富弼在（枢）密院时，妇翁晏殊为相，此亦近例。如吕公著行义，陛下所知，岂兄弟为比，用以负陛下？今富弼、曾公亮大抵欲逆流俗，不更弊法，恐如此难恃以久安，难望以致治。”
六月，吕诲罢御史中丞，出知邓州，由吕公著接掌宪台。吕公著以兄长为枢密使，理当避嫌，请辞任命；吕公弼亦提出辞职，以成全兄弟。不过神宗都没有批准。这种情况下，台谏官当然又站出来抗议：“近用吕公著为御史中丞，与兄公弼职任相妨，臣等亦曾论列，陛下不以为听也。切闻陛下始欲用司马光为中执法，安石力荐公著，而欲罢公弼枢府之任，公著以人言不协、又于兄弟之义难安也，遂亦辞免。陛下乃听安石之言，遂两用之，此得为允当乎？”
看，虽然“刺头”吕诲已罢御史中丞，但御史台与政府之间还是吵吵嚷嚷，没几日安宁。
吕诲事件的出现，让王安石意识到，应该选拔支持变法的人员进入御史台。但宋朝有一项惯例：为保持台谏官的独立性，政府不可以干预台谏选人。不但不可干预，还有避嫌的义务。王安石希望打破这项惯例，便向神宗提意见：“举御史法太密，故难于得人。”
神宗说：“岂执政者恶言官得人耶？”他让中书将妨碍言官得人的旧法检索出来。王安石说：“旧法，凡执政所荐，即不得为御史。执政取其平日所畏者荐之，则其人不复得言事矣，盖法之弊如此。”神宗遂诏令“悉除旧法，一委中丞举之”。
由于新任御史中丞吕公著是王安石欣赏、信赖的好友，因此，他相信，如果赋予御史中丞遴选御史的更大权力，那些支持变法的年轻人便可以顺利进入御史台。看起来好像也是如此：未久，条例司属官程颢、王子韶经吕公著推荐，成为监察御史里行（资历最浅的御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