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阿云案第四次、第五次议法时，王安石也开始了参知政事的执政生涯。
接到神宗拜命之初，王安石曾两度推辞，在《辞免参知政事表》上，王安石说：“皇帝陛下绍膺皇统，俯记孤忠，付之方面之权，还之禁林之地，固已人言之可畏，岂云国论之敢知？”
接受任命后，王安石又在《除参知政事谢表》中说：“伏惟皇帝陛下含独见之明，践久安之运，甫终谅暗，将大施为。宜得伟人，与图庶政。”
这两处文字透露了一个信息：除拜之前，神宗曾与多位大臣商议“国论”，最终，他选择以王安石的施政主张为“国是”，并亲擢王安石执政，辅弼皇帝“大施为”。
王安石也不负皇帝所托，走马上任当月（熙宁二年二月），便建议神宗创立一个新的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下面简称“条例司”），由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与他本人同制置司事。按北宋前期体制，三司掌管财政，中书不预，王安石设条例司，可以以“制置三司条例”的名义“取索三司应干条例文字看详，具合行事件闻奏”，即获得了调阅三司文件、调度三司工作、制订与财政相关制度的权力。
这么做的初衷，自然是为方便“讲求理财之术”。
理财，正是宋王朝当务之急、宋神宗念念不忘者，也是王安石变法计划中最重要的一环，所以，在王安石上任伊始、新法尚未出台之际，先设立一个凌驾于三司之上、直属于两府的“财政工作委员会”。
随后，王安石又举荐吕惠卿为条例司检详文字官，相当于这个“财政工作委员会”的秘书长，主持日常工作。王安石对吕惠卿十分赏识，他对神宗说：“惠卿之贤，岂特今人，虽前世儒者未易比也。学先王之道而能用者，独惠卿而已。”
将吕惠卿调入条例司后，王安石事无大小，都找吕惠卿商议，条例司报告神宗的建请奏章，往往都由吕氏执笔。当然，吕惠卿对王安石也非常尊敬，侍之如师长。因而二人关系亲密，时人称王安石如孔子、吕惠卿如颜子。
为什么王安石如此器重吕惠卿？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熙宁初年，熟悉理财之术的人才太难得了。王安石与神宗讨论“修天下开阖敛散之法”，神宗感叹说：“诚如此。今但知有此理者已少，况欲推行。”
王安石也说：“人才难得亦难知。”
王安石用人，十分重视其才干。许多年后，哲宗皇帝与宰臣曾布讨论王安石之为人，曾布给了一个公允的评价：王安石“孳孳于国事，寝食不忘，士人有一善可称，不问疏远、识与不识，即日召用。诚近世所无也”。
王安石确实是这么用人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引宋人笔记说：“熙宁间，凡言水利，或理财，或更改利害者，或胥、或商、或农、或隶、或以罪废者，使乘驿赴阙，或召至中书，或赴司农（熙宁三年条例司撤销，新的理财主持机关改为司农寺）。”
可谓求才若渴、唯才是举。
王安石有个名叫刘恕的故交，是一位饱学之士。王安石打算推荐他担任条例司检详文字官，谁知刘恕却以“不习金谷之事”为由推辞了，还对王安石说：“天子方嘱公以政事，宜恢张尧舜之道，以佐明主，不应以财利为先。”
王安石也没生气，一哂而已，但刘恕后来又跑来教训他：知道为什么那么多人对你有意见吗？因为你变更祖宗法度了，“所更法令不合众心者，宜复其旧，则议论自息”。王安石这才气得与他绝交。
刘恕的见解显然与司马光更为接近，所以，当司马光领衔编修《资治通鉴》，引荐刘恕加入修书局时，刘恕义无反顾地加入了，并承担了最繁重的编撰工作。
王安石还欲引荐名门之后陈知俭进入条例司，但陈知俭也拒绝了。这些士大夫服膺“言义不言利”的正统思想，与刘恕一样，不同意朝廷“以财利为先”。
这个时候，苏轼、苏辙兄弟丁忧服除——治平三年，苏洵卒于京师，苏家兄弟扶丧归眉州故里，守制三年——于熙宁二年正月入京候阙。三月初，苏辙上札子论理财：“臣所谓丰财者，非求财而益之也，去事之所以害财者而已矣。夫使事之害财者未去，虽求财而益之，财愈不足；使事之害财者尽去，虽不求丰财，然而求财之不丰，亦不得也。……事之害财者三：一曰冗吏，二曰冗兵，三曰冗费。”
神宗读了札子，对苏辙颇为欣赏，批付中书：“详观疏意，如辙潜心当今之务，颇得其要，郁于下僚，无所申布，诚亦可惜。”于是中书任命苏辙为条例司检详文字官，与吕惠卿一起主持条例司日常工作。
条例司事务十分繁忙，苏轼曾在一封致家人的信函中提及苏辙的工作：“轼二月中授官告院，颇甚优闲，便于懒拙。却是子由在制置司，颇似重难。主上求治至切，患财利之法弊坏，故创此司。诸事措置虽王（安石）、陈（升之）二公，然检详官不可不协力讲求也。常晨出暮归，颇羡敝局之清简。”
当时苏轼在官告院上班，无所事事，颇为清闲。
那么条例司平日里究竟在忙些什么事呢？
三月十一日，神宗再次想到衙前之役损害农民利益，便吩咐条例司“讲求利害立法”。
我们应该记得，治平四年七月，神宗曾下诏要求中外臣僚“条陈差役利害以闻”，并任命赵抃、陈荐“同详定中外臣庶所言差役利害”，但一年半过去了，还未议出一个结果来，神宗于是让条例司接手相关工作。
三月十八日，陈升之、王安石上奏：“除弊兴利，非合众智，则不能尽天下之理。乞诏三司判官、诸路监司及内外官有知财用利害者，详具事状闻奏，诸色人听于本司陈述。”
神宗依奏，下诏向晓理财之人求言：“朕以理财之臣失于因循，法遂至大坏，内外臣僚有能知财用利害者，详具事状闻奏；其诸色人亦具事理于制置三司条例（司）陈状，在外者即随所属州军投状缴条例司。”还特别要求中央与地方的经济官员，如三司判官、发运副使、转运副使，以及主政籴粜、市舶、榷场、提点铸钱、制置解盐等事务的臣僚，“限受诏后两月，各具所知本职及职外财用利害闻奏”。条例司便是受理各地报告书的机构。
四月，条例司提议遣官巡视各州郡访问利害，于是神宗派遣刘彝、谢卿材、王广廉、侯叔献、程颢、卢秉、王汝翼、曾伉八人出使各地，“于诸路相度农田水利、税赋科率、徭役利害”。
但在条例司工作的苏辙却反对这么做，认为朝廷遣使出巡，地方必会迎合生事，民众必会受其骚扰。
条例司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即“制置三司条例”“讲修钱谷之法”，换成今天的说法，就是制订与经济、财政相关的法规。后面王安石变法中的经济新法，多数都是条例司制定的。从这个角度来说，条例司不仅是财政工作委员会，而且是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是变法的指挥机构。
条例司还获得了审计国家财政的权力，其设立不久，神宗与王安石便“命官考三司簿籍”，
并差官置局，开始编订“三司岁计及南郊之费”，
由条例司提举其事。梁启超说：“史所称编著定式，即今世立宪国之所谓豫（预）算案也。”
不过，目前条例司所忙碌的事务，还不是变法，只能说是变法前夕的预备工作。神宗有些着急，希望条例司加快制置条例的进度。三月廿一日，两府奏事，神宗催问王安石制置条例一事进行得如何了，王安石说：“已检讨文字，略无伦叙（条理），亦有待人而后可举者。然今欲理财，则须使能，天下但见朝廷以使能为先，而不以任贤为急；但见朝廷以理财为务，而于礼义教化之际有所未及，恐风俗坏，不胜其弊。陛下当先验国体，有先后缓急。”
神宗听了，点头称是。
尽管新法尚未出台，王安石也意识到欲速则不达，但此时针对变法的流言蜚语已起。三月，富弼入朝忠告神宗：“臣闻中外之事，渐有更张，此必小人献说于陛下也。大抵小人惟动作生事，则其间有所希觊。若朝廷守静，则事有常法，小人何所望也”；“今所进用多是刻薄小才，小才虽可喜，然害政事，坏风俗，恐须进用醇厚笃实之人”。富弼所说的“小人”，是指王安石、吕惠卿吗？
富弼还对神宗说：“臣闻内外之事，多出陛下亲批。臣谓事事皆中，亦不是为君之道，况事有不中，则（咎）将谁执？”
意思是，皇帝总是亲自批示处理内外之事，即使对每件事的批示都合理、适当，也并非为君之道，且若有事处理不当，那该由谁来承担责任呢？他这么说其实是意有所指：神宗即位后，采取了积极介入决策终端的态度，频繁以御批方式对大小政务提出处分意见，他还在熙宁元年下诏，要求“自今内批指挥并作奉圣旨施行”。
这种强化君权的做法挑战了仁宗朝形成的宰相执政、台谏监察、君主端拱在上的治理秩序，让富弼深感忧虑。
有意思的是，熙宁二年四月，当王安石提出一项企图强化相权的举措时，唐介也立马表示反对。王安石建议说：“中书处分事用札子，皆言奉旨，不中理者常十八九，不若令中书自出牒，不必称圣旨。”
按宋太宗朝形成的惯例，宰相处分政务的札子，须先进呈御览，皇帝例行画可，宰相再以“奉旨”的方式指挥施行。王安石提出赋予宰相更大的自主权，不必取旨，由中书直接出牒处分政事。但他的提议受到唐介的反驳：“今安石不欲称圣旨，则是政不自天子出也，使执政皆忠贤，犹为人臣擅命，义亦难安，或非其人，岂不害政？”
富弼不欲君权得到强化，唐介不欲相权得到扩张，他们意见相左吗？不。他们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维护仁宗朝达成的君主——宰执——台谏三权相制相维的均势，不希望这一均势被神宗或者王安石打破。
然而，仁宗朝形成的权力均势有利于守成，却不利于大开大阖的变革，因为大开大阖的变革往往需要先赋予主持者足够的权力，如此方能不受掣肘，大展拳脚。昔日范仲淹领导的庆历新政之所以草草而终，最重要的原因便是新政团队处处受制、束手束脚，仁宗亦缺乏杀伐果断的魄力。现在神宗、王安石“将大施为”，势必要打破原来的权力均势。事实上，王安石初执政，即鼓动宋神宗乾纲独断，“每赞上以独断，上专信任之”。
神宗与王安石君臣一体，君权强化，即意味着王安石的相权强化；而王安石相权强化，即意味着变法的空间更大。从这个角度来说，富弼与唐介成为王安石变法的反对派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便是熙宁二年春夏之时王安石的处境：变法还未开始，反对派已经出现。
在执政团队内部，支持王安石的只有知枢密院事陈升之与枢密副使韩绛，次相曾公亮大致持中立态度，首相富弼、参知政事唐介、赵抃与枢密使文彦博、吕公弼都强烈反对王安石“生事”。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中书办公的政事堂，必定是争吵不休的。
富弼生性不喜跟人争执，既然与王安石话不投机、意见不合，便干脆托病不出、称疾在家；唐介性格刚直，常与王安石争辩，但他口才不如王安石，老是辩不过，“不胜愤闷”，四月十一日，“疽发背而卒”，有人甚至诬称他是被王安石气死的；曾公亮不欲蹚浑水，一再以年龄原因请求致仕；只有赵抃还在与王安石抗争，却力不能胜，连连叫苦。
于是，时人以“生老病死苦”戏称中书五人，王安石虎虎有生气，且好“生事”，得一“生”字；曾公亮得一“老”字，富弼得一“病”字，唐介得一“死”字，赵抃得一“苦”字。
政事堂外面，从御史台、谏院，到审刑院、大理寺、开封府，都有与王安石唱反调的人。御史中丞吕诲坚持认为：“（王安石）不通时事，大用之，则非所宜。”
有一回，执政团队邀请台谏官到政事堂议事，宰相富弼希望台谏与政府通力合作：“上求治如饥渴，正赖君辈同心以济。”知谏院钱公辅却回了他一句：“朝廷所为是，天下谁敢不同！所为非，公辅欲同之，不可得已。”人们相信，钱公辅的言外之意是，他对王安石的施为可不敢苟同。钱公辅原为王安石的好友，但现在他也看不惯王安石了。
等着王安石的，将是一场由吕诲发起的弹劾风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