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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撰写《宋仁宗：共治时代》的时候，我便定下了下一部宋人传记的主角——宋神宗与王安石。
按规划，我准备给四位北宋君主——宋太祖、宋仁宗、宋神宗与宋徽宗——立传，通过对这四朝君主活动的梳理，将整个北宋史串联并完整呈现出来。其中，《宋仁宗：共治时代》已于2020年仁宗皇帝诞辰1010周年之际，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之所以选择先写宋仁宗，是因为在宋朝诸帝中，仁宗是我最赞赏的一位；而在历代王朝中，仁宗朝“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体制也是最开明、最接近现代价值观的政制，值得我们好好讲述。
之所以继《宋仁宗：共治时代》之后为宋神宗与王安石立传，是因为在宋朝士大夫群体中，王安石是我最崇敬的一位，神宗也是我欣赏的宋代君主之一；而始于神宗朝熙宁年间的王安石变法，更是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高光时刻之一。
我们可以将古代士大夫分成三个类型：文人型、学者型、事功型。若能在其中一个领域取得杰出成就，便已经是青史留名的文学家，或学问家，或政治家（军事家、教育家等）。大致来说，苏轼是一流的诗人、文学家，但学术、事功略逊；司马光是一流的学问家，但在文学、事功方面则谈不上有什么成就；王韶是一流的军事家，但文学与学术方面并不出色。
那王安石呢？他一身而兼三型：既是一流的文学家，又是一流的学问家，更是一流的政治家。如此人物，数百年方得一见。王安石曾称赞苏轼：“不知更几百年，方有如此人物！”其实这句话也可以用来形容他自己。
写此导言时，恰好读到《王安石年谱长编》的作者刘成国教授在访谈中引用清代学者陆心源评说王安石的一段话：“三代以下，有经济之学，有经术之学，有文章之学，得其一皆可以为儒。……自汉至宋，千有余年，以合经济、经术、文章而一之者，代不数人，荆国王文公一焉。”这才发觉自己对王荆公的评价原来与陆心源所见略同，不由得有些得意。
不过，本书关注的重点，并不是王安石的学术（经术之学）与文学（文章之学），而是陆心源所说的“经济之学”，亦即王安石作为北宋神宗朝执政大臣的事功，简而言之，就是王安石变法。
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奇怪：仁宗时代的“嘉祐之治”与神宗时代的“熙丰变法”是相互悖反的，你怎么会同时推崇宋仁宗与王安石呢？这不是自相矛盾吗？
从某个角度来看，仁宗之政与神宗之法确实是相反的。仁宗倾向于无为而治，神宗则欲大有为。“嘉祐之治”也是作为一个反对“熙丰变法”的旗号在元祐年间被保守派士大夫树立起来的。“嘉祐”与“熙丰”分别代表了宋朝士大夫两种不同的施政主张、方针、路线。宋人在议政时，也常以“嘉祐”“熙丰”指代两个派系的不同政见，比如南宋人刘实甫将“熙丰之急政”与“嘉祐之缓势”对举。
但我并不认为在称赞仁宗之政的时候，就不可以赞成神宗时代的王安石变法。在我看来，仁宗之政代表了古典时代君主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典范，而王安石变法则是中国历史上国家主动开启近代化的一次伟大尝试，尽管神宗与王安石主观上不可能有“近代化”的概念，但在客观上，变法与近代化转型的历史方向是暗合的。
因此，我们完全可以从不同的历史维度同时对仁宗之政和王安石变法给予正面评价，正如十三世纪英国金雀花王朝的约翰王签下《大宪章》，意味着理论上王权受到限制；而在十六世纪的都铎王朝，早期资本主义兴起，却是王权扩张的一个过程，今天的自由主义者也是从不同的维度正面评价英国的这两个历史时刻，而完全不觉它们背后的悖反。
本书的主旨，不仅是想叙述宋神宗与王安石的一生，以及君相相得的关系，更想着重描述王安石变法的完整过程，再现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
自宋朝以降，关于王安石变法的著述可谓汗牛充栋，市面上可以见到的王安石传记也有好几种。为了避免与前人的叙事角度重复，我翻看了几乎所有能买到的与王安石变法相关的论著与传记，包括梁启超的《王安石传》、柯昌颐的《生前事与身后名：王安石评传》、漆侠的《王安石变法》、邓广铭的《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张祥浩与魏福明合著的《王安石评传》、李金水的《王安石经济变法研究》、李华瑞的《王安石变法研究史》、叶坦的《大变法：宋神宗与十一世纪的改革运动》、康震的《康震讲王安石》、易中天的《易中天中华史：王安石变法》、仲伟民的《宋神宗》、赵冬梅的《大宋之变，1063—1086》、林语堂的《苏东坡传》，等等。
翻看下来，不难发现，今人对王安石变法的叙事与评论基本上都是采用鸟瞰式的视角，以粗线条勾勒变法的大体经过与新法的大致内容，然后对变法作出或臧或否、或褒或贬的评价，这些臧否、褒贬的评价又多半是由作者的意识形态预先决定的，并不是基于史实总结出来的。
而阅读关于王安石变法的史料，我们却会发现，变法的具体过程与细节，神宗与王安石的关系和互动，围绕变法展开的新旧党的冲突、论辩和争斗，可要比今人的鸟瞰式粗线条叙事生动得多，甚至比虚构的历史小说还精彩。为什么写王安石变法史的人不肯好好讲故事、摆事实，而急于发表意见呢？就好比，本来是剧情片的剧本，却被导演拍成了政论片。
我决定采取一种与他们完全不同的叙事角度来讲述宋神宗时代与王安石变法。这个角度其实也不新鲜，只不过是回到历史现场，回到故事本身，回到史学传统的叙事方式，如同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一样忠实地记录史实，不急于做总结陈词。
李焘的立场明显偏向司马光与保守派，对王安石及其变法极不以为然，但“长编”的体例决定了《续资治通鉴长编》的编撰特点是宁繁毋简、事无巨细、有闻必录、述而不作，因此史料价值远高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与清代毕沅的《续资治通鉴》。
通过《续资治通鉴长编》提供的基本史实，再参考其他史料，我们可以大致还原出王安石变法中波澜壮阔的场景、跌宕起伏的情节、性格各异的角色。由于史实本身已具备足够的魅力，我有意大段引用史料中的人物对话，虽然是文言文，但比较晓白，阅读起来并无妨碍。我写文章，习惯见缝插针地引用文言文，这是有意为之，因为我认为中国最有价值的文化遗产是用文言文记录的，我希望今天的读者能够养成无障碍阅读文言文的能力。
本书的重点是讲述宋神宗时代与王安石变法，对最重要的三项新法——青苗法、募役法与市易法，将辟出专章讲述。由于神宗即位之前，王安石已经登上历史舞台，他的青年时代是在仁宗朝度过的；又，神宗驾崩、哲宗继位之后，王安石尚在人世，因此，本书在序章快速交代王安石在仁宗朝与英宗朝的活动，从中可略见王安石的性情与风采；最后，再在终章交代王安石人生的最后时光，以及新法在元祐年间被废罢的终局。
尽管本书侧重于叙述史实，但作者的史观与对历史事件的看法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在本书的最后，我还专门辟出一章结语，用来表述我对王安石变法的个人评价。这个结语究竟是画蛇添足，还是画龙点睛，评判权交给读者。
但我想向读者说明，本书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完全是基于史实的有感而发，其中有一部分看法甚至打破了我自己之前的成见。大约十年前，我写过一篇评价王安石变法的短文，题目叫《王安石变戏法》，将“变法”比喻为“变戏法”，主要是想讽刺王安石的“民不加赋而国用足”思想：“司马光一眼就看透王安石的变法说破了就是变戏法：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是设法以阴夺民利，其害甚于加赋。”但实际上，十年前，我对王安石变法并无研究，之所以批判变法，只是因为读过一点自由经济学的粗浅理论，习惯于以论证史，而不是以史证论。
在重新发现王安石变法的过程中，我结识了荆公故里——江西抚州的乡贤万剑先生，他并非学术圈中人，但对王安石变法的史料掌握得非常扎实。我们有过争论，他预言我对王安石变法的评价将会扭转——从反对转为赞成。他说对了。
我想重申，对于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评说，我们应当忠于史实，不应囿于成见。
本书各章的标题，多取自宋诗，比如第一章“少年天子坐建章”，出自张耒《赠天启友弟》，我借来讲述神宗即位之初；第二章“还朝看拜富民侯”，出自陈造《呈章茂深安抚》，借来讲述王安石回朝辅弼神宗。有些标题为了更贴合内容，我更换了原诗句的个别字词，比如第三章“国柄今归王安石”，出自冯时行《送召客》，原句是“国柄今归谢安石”，将“谢”字改为“王”字，恰好可以用来讲述王安石拜参知政事、开始执政。还有一部分标题是我自己杜撰的，因为在宋诗中实在找不到切题的诗句，只好用自撰的七言句子凑合着用。
章节题目的整齐形式，只是作者个人的一点文字趣味而已，对一部历史人物传记而言毫不重要，重要的是内容，是我们要叙述的历史，是如何讲好宋神宗时代与王安石变法。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曾应邀到王安石的故乡做讲座，借这个时机，我拜访了抚州的王安石纪念馆，在王安石塑像前三鞠躬，表达了我对荆公的敬意。而本书完稿之时，为公元2021年，恰值王安石诞生1000周年。谨以此书，纪念荆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