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熙宁元年，河北天灾频仍，倒是西陲边关迎来短暂的平静期——西夏国主赵谅祚在治平四年十二月突然病逝，享年二十二。之后，其子赵秉常继位，秉常年幼，由母后梁太后临朝听政、国相梁乙埋总揽朝政。由于发生了这个大变故，西夏无暇进攻宋朝、争夺绥州城，宋夏边境暂时恢复和平。
按宋夏关系，西夏为宋王朝之藩国，西夏国主去世，要遣使向宋朝告哀；新国主继位，亦需经宋朝皇帝册封。三月初八，赵秉常派遣的告哀使薛宗道等十三人抵达宋朝京师。当时韩琦还在陕西主持军政，西夏人一入境，韩琦便快马驰报朝廷：“自西夏诱杀杨定以来，与朝廷相绝，今遽遣使来告，即见其国内饥丧，乘此危迫，故急来赴诉。此时若不直以彼国前违犯誓诏之事，先行诘责，及令缚送害定等人李崇贵等归朝廷，以雪数家之冤，以正国体，……即恐一失机会，转难控制。”
杨定被诱杀之后，宣抚陕西兼判延州郭逵密遣细作侦查，已经探知杀害杨定等人的西夏官员乃是六宅使李崇贵、韩道喜。细作还打听到一个消息：“夏人将斩杀定之人于境以谢罪。”郭逵并不相信西夏会这么做，说：“此特斩囚以绐我。”于是移牒西夏宥州：“必执李崇贵等来。”宥州方面回复：“杀之矣。”郭逵拆穿他们的谎言：“崇贵等见存职任状貌如此，何可欺也？”西夏这才以实相告，承认之前斩的是替死鬼。
现在西夏遣使赴阙告哀，神宗便命河北转运使韩缜、陕西经略司勾当公事刘航在京师的都亭驿接待夏使，并诘问他们：“夏国自嘉祐以来，于麟州界上掩杀郭恩（嘉祐二年，管勾麟府军马郭恩迎战西夏兵，战死），及于泾原侵掠固家堡子，后又于大顺城作过，有违誓表，如此非一，以至先帝上仙不时来祭，今上登极，亦不入贺。然朝廷曲示含容，尚存事体，而夏国终不省过，又于去年十一月中于宁顺寨界上诱引杀害知保安军杨定等三人。如此不道，今来朝廷未必便行封册之礼，须与夏国重别商议再具誓表，信纳叮咛，务存久远，方可商议别行封册。”
西夏告哀使薛宗道回答：“李崇贵等见已禁锢，俟朝旨至，即拘送。”又表达了“夏国子母悔过，惟命是听”之意。
神宗闻讯，大喜，指示韩缜给薛宗道传话：“今为夏国画长策，度彼亲贵任事首领亦必止三五人，欲并朝廷除官。仍于岁赐内割五万数定充所除俸给，所贵同心助国，效顺中国。”
薛宗道则要求宋朝归还绥州城，并提出：若宋朝归还绥州，西夏愿意送纳安远、塞门二寨，以二寨交换绥州城。韩缜答应了。
薛宗道遂回西夏复命，但秉常拒绝接受宋王朝分封亲贵任事首领的提议，因为那些酋豪（部落首领）一旦接受宋朝的封官与俸禄，将可能不再效忠于西夏国主，转而听命于宋王朝，这是赵秉常以及实际秉持国政的梁太后、梁乙埋所不能接受的。所以，西夏另派使者都罗重进到宋朝传话：“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而反教夏国之人叛其君，何哉？”
作为西夏的谈判代表，都罗重进三度往返于宋夏，最后终于与宋朝达成谅解备忘录：宋朝“罢分赐酋豪之议，止令归纳二寨，还以绥州”；西夏则同意重奉誓表，接受宋王朝册封国主，并遣送杀死杨定的凶手。
五月，郭逵从陕西发来报告：“夏国遣人奉誓表，送杀杨定人伪六宅使李崇贵、韩道喜及所虏去定子仲通，已至界道。”
神宗诏：“遣使二人监管崇贵等，乘驿赴阙。”
朝廷在审讯李崇贵等人时，却意外问出杨定的一个秘密：杨定生前居然勾结西夏国主赵谅祚，答应替西夏招纳沿边熟户；谅祚则以宝剑、宝鉴、金银等物赠送杨定。后来种谔取绥州，谅祚以为被杨定出卖了，这才诱杀了杨定等人。得悉这一隐秘之后，宋朝从轻处理了诛杀杨定的西夏人：免处死刑，李崇贵刺配洪州，韩道喜编管庐州。
十二月，神宗赐西夏国主赵秉常诏书，提出可以归还绥州城：“今又奉表及已禀从圣旨，归纳塞门、安远二寨，仍乞别进誓文，永遵臣礼。详览来情，朕甚嘉之。候誓表到日，即遣使封册，并以绥州给还，所有岁赐，自封册后，并依旧例。”
次年（熙宁二年）二月，神宗派刘航带着封册至西夏，正式册命赵秉常为夏国主，作为宋王朝的藩辅。三月，秉常既受封册，即遣使来交纳塞门、安远二寨，以换回绥州城。郭逵令宣抚司主管机宜文字官赵卨与西夏使者交接。
此时，枢密院也给郭逵发来指挥：召回绥州城守卒，搬走刍粮，“不尽者焚之”。
但郭逵认为西夏人可能会欺绐，等接管了安远、塞门之后，再归还绥州城也不晚，便将枢密院的命令藏起来，秘而不宣，也不执行。
宋夏双方在交接时，果然出现了问题。西夏提出二寨与绥州同日交换，赵卨多留了个心眼，要求西夏先交二寨地界，然后宋朝归还绥州。西夏人说：“二寨，寨基是也，何地之界有？”赵卨说：“若不得地界，但将此二墙墟安用之？”由于存在严重分歧，双方遂中止城寨的交接。
郭逵将交接过程出现的状况驰报朝廷。神宗接报，大怒，问枢密院：“不知绥州今存否？”文彦博极为惶恐，赶紧给陕西发去命令：“某月日指挥不得行。”郭逵又回奏称：“绥州具存。”并自劾藏匿枢密院指挥之罪。神宗当然没有怪罪，而是下诏褒奖了郭逵：“渊谋秘略，悉中事机。有臣如此，朕无西顾之忧矣！”
十月，宋政府改绥州为“绥德城”，等于宣告正式将绥州纳入自己的版图。宋夏之前达成的以二寨换绥州的约定，宋朝自然不再承认。
宋夏之间的和平变得更加脆弱。熙宁三年（1070）夏、秋，西夏又几度出兵攻宋，欲夺绥州未果；元丰四年（1081）冬，宋朝收复塞门寨。这是后话，且按下不表。
熙宁元年，西陲尚算平静。神宗虽有意经略西北，却苦无蓝图。这个时候，一个天才式的人物出现了——此人叫王韶，他是嘉祐二年进士，是苏轼、苏辙兄弟的同年，后因试制科不中，客游陕西，访采边事。熙宁元年冬，王韶“知天子智勇，有志于天下”，
乃赴阙，上《平戎策》三道，向神宗提出经略西北的路线图，其略云：
国家欲平西贼，莫若先以威令制服河湟；欲服河湟，莫若先以恩信招抚沿边诸族。盖招抚沿边诸族，所以威服唃氏也；威服唃氏，所以胁制河西也。陛下诚能择通才明敏之士、周知其情者，令往来出入于其间，推忠信以抚之，使其倾心向慕，欢然有归附之意，但能得大族首领五七人，则其余小种，皆可驱迫而用之。诸种既失，唃氏敢不归？唃氏归，即河西李氏在吾股掌中矣。急之可以荡覆其巢穴，缓之可以胁制其心腹，是所以见形于彼而收功在此矣。
王韶经营西北的战略，简单地说，便是先取西夏南边的河湟地区（今青海东部、甘肃西部），再图西夏。河湟地区势力最大的唃厮啰政权，一直是宋王朝的盟友，宋朝封其首领唃厮啰为河西节度使。唃厮啰育有三个儿子：长子瞎毡、次子磨毡角、幼子董毡。董毡最受宠爱；瞎毡、磨毡角则相继出走，各自接受宋朝的授官，并抚有自己的部落。治平二年，唃厮啰去世，董毡继承衣钵，成为新一任青唐王，但他威望远不及乃父，只是青唐吐蕃名义上的共主。此时瞎毡、磨毡角虽已去世，但瞎毡之子木征割据了河州（今甘肃临夏），不归董毡节制；木征之弟董裕也据有自己的部落与地盘；还有其他一些部落也各自为政。河湟地区处于群龙无首的分裂状态与微妙时刻，若西夏得河湟，则宋朝将面临大军压境；若宋朝得河湟，则西夏腹背受敌。所以王韶才说：眼下河湟为“诸羌瓜分，莫相统一”，正是“并合而兼抚”的时间窗口。
神宗看了王韶的《平戎策》，十分惊喜，立即召见王韶，细问方略。王安石也看到了《平戎策》，击节叫好，称之为“奇策”。十二月，神宗任命王韶为管勾秦凤路经略司机宜文字，负责擘画经营河湟。同月，种谔复职。
正如横山地区被宋人比喻为西夏左臂，王韶也将河湟地区称为夏人之右臂。占领横山，便可切断西夏左臂；收复河湟，又可切断西夏右臂；而后左右夹击，取西夏便如探囊取物。后来宋人将这一战略概括为“渐夺其横山之地，又旁取熙、河、湟、鄯以制之”。
事实证明，这个御夏战略是高瞻远瞩的，数十年后，宋徽宗崇宁三年（1104），宋军挺进青唐城（今青海西宁）；宣和元年（1119），王师克复横山。徽宗命大臣撰《定功继伐碑》文，称宋师“平青唐、吐蕃，全国建州四、军一、关一、城六、寨十、堡十二；收复夏国地数千里，筑军一、城七、寨五、堡垒二十四”。
如果不是因为当时宋王朝与金国密谋联合灭辽之策，将战略重心转移至北方，征服西夏是指日可待的。
从种谔谋取横山，到王韶议复河湟，一幅经略西北、征服西夏的蓝图，在宋神宗与王安石的眼前徐徐展开，越来越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