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阿云狱议法，应该是王安石与司马光第一次在公共议题上表现出如此强烈的意见对立。王、马二人，性格相近，惺惺相惜，宋人称“荆公、温公不好声色、不爱官职、不殖货利皆同。……故二公平生相善”。
但现在，人们如果留意观察，将会发现，王、马的政见越来越显示出巨大的差异。
八月，在郊赐问题上，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又出现了更尖锐的意见对立。
郊赐，又称“郊赉”，是宋王朝的一项惯例，指南郊大祀礼毕，皇帝要对群臣、将士进行赏赐，以示恩泽。由于受赐人员太多，郊赉是一笔十分庞大的财政开销。熙宁元年，正好是南郊大祀之年，而我们知道，治平——熙宁之际，宋朝国库已虚空，用张方平的话来说，“百年之积，惟存空簿”。
神宗即位以来，心中念兹在兹者，便是“理财”二字——需要注意的是，宋人常说的“理财”，不同于今天的个人理财，而是指国家财税政策。三月初一，他对文彦博等宰臣说：“当今理财最为急务，养兵备边，府库不可不丰，大臣宜共留意节用。”
为了节用，神宗在六月任命司马光与滕甫“同看详裁减国用制度”，即一起制订裁减财政开销的方案，但司马光推辞了，理由有三：其一，冗费繁多，“非愚臣一朝一夕所能裁减”；其二，“看详裁减国用制度”是三司的职责；其三，“臣所修《资治通鉴》委实文字浩大，朝夕少暇，难以更兼钱谷差遣”。
七月，神宗又批准了一项裁减在京禁军的计划，但枢密使吕公弼、翰林学士司马光、谏官李常均上章表示忧虑：裁军动作太大，恐于人情未安。
考虑到眼下财政入不敷出，宰辅大臣曾公亮等人便在八月初给神宗上札子，请辞郊赐：“伏见故事，南郊礼毕，陪祀官并蒙赐。方今河朔灾沴，调用繁冗，所宜自内裁节。况二府禄廪丰厚，颁赉频仍，更于此时，尚循旧式，实非臣等所安。欲望特从诚请大礼毕，两府臣僚罢赐银绢。”
神宗批示：将宰臣请辞郊赉札子“送学士院取旨”。为什么要送学士院？因为皇帝对曾公亮等人之议的正式答复，照例应由翰林学士执笔。翰林学士也可以向皇帝建议如何答复。
那么要不要应允曾公亮等人之所请呢？几位翰林学士争论了几天，多数人认为，“两府所赐无多，纳之不足以富国，而于待遇大臣之礼太薄，颇为伤体”。唯司马光不以为然，八月初九，他向皇帝上了一道《乞听宰臣等辞免郊赐札子》：
今大臣以灾害之故辞锡赉，以佐百姓之急，义可褒也。陛下从而听之，乃所以为厚，非所以为薄也。虽然两府银绢止于二万匹两，未足以救今日之灾。又国家旧制，每遇郊礼，大赉四海，下逮行伍（士兵），无不沾洽，不可于公卿大夫全无赐予。臣愚以为，文臣自大两省以上（中高层文官），武臣及宗室自正任刺史以上（中高层武官），内臣自押班以上（中高层内侍），将来大礼毕，所赐并自减半，俟他年丰稔，自依旧制。其文武朝臣以下（中下层文武官、士兵），一切更不减，似为酌中。
应该说，司马光的提议还是比较务实的，郊赐减半，既可省国用、示节俭，又表达了优礼众臣之意。
八月十一日，司马光参加迩英殿经筵，神宗问他：宰臣请辞郊赐，“兹事何如？”
司马光说：“臣已有奏状，臣所见止如此，更乞博访近臣，裁以圣意。”
神宗又问：“谁不同？”
司马光答：“独臣有此愚见，外人皆不以为然。”
神宗说：“朕意亦与卿同，听其辞赏，乃所以成其美，非薄之也。然减半无益，大臣恳辞，不若尽听之。”提出不如批准宰臣请求，全部裁减郊赐。
司马光说：“今郊赉下至卒伍皆有之，而公卿更无，恐于体未顺。”
神宗说：“已有带、马矣。”意思是说，公卿大臣已有玉带、马鞍的赏赐。
司马光说：“求尽纳者，人臣之志；赐其半者，人主之恩也。”
过了两天，八月十三日，学士院的三位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王珪入对延和殿，商议如何批复宰臣的请辞郊赉札子。王安石与司马光意见相左，针锋相对，在神宗面前展开唇枪舌剑。事后司马光在日记中记录了这场辩论，所以今天我们还能一睹两位翰林学士舌战的风采——
司马光说：“方今国用不足，灾害荐臻（接连），节省冗费，当自贵近为始。宜听两府辞赏为便。”
王安石说：“国家富有四海，大臣郊赉所费无几，而惜不之与，未足富国，徒伤大体。……且国用不足，非方今之急务也。”
司马光反问：“国家自真庙之末，用度不足，近岁尤甚，何得言非急务也？”
王安石说：“国用不足，由未得善理财之人故也。”
司马光颇不以为然：“善理财之人，不过头会箕敛，以尽民财，如此则百姓困穷，流离为盗，岂国家之利邪？”
王安石说：“此非善理财者也。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司马光说：“此乃桑弘羊欺汉武帝之言，司马迁书之以讥武帝之不明耳。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桑弘羊能致国用之饶，不取于民，将焉取之？果如所言，武帝末年安得群盗蜂起，遣绣衣使者追捕之乎？非民疲极而为盗贼邪？此言岂可据以为实？”
司马光讲到这里，王安石究竟怎么反驳，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司马光的日记并没有记录。司马光不相信“民不加赋而国用饶”，因为他认为天地所生财富是一个固定数额，官府所占的份额多了，民间所占的份额自然便少了。就好比两个人分蛋糕，蛋糕就这么大，分给你的多了，那我能分到的就少了。
但现代国家的理财经验告诉我们：“民不加赋而国用饶”是完全可以做到的，比如通过扩大生产，做大蛋糕；比如通过加速商品与货币流通，亦可同时增加政府与民间的效用。问题是，生活在一千年前的王安石懂得现代国家的理财经验吗？
其实早在仁宗朝的皇祐三年，王安石在致友人马遵的书信中便提到一个“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理财方案，恰恰可以用来回应司马光的诘难：
方今之所以穷空，不独费出之无节，又失所以生财之道故也。富其家者资之国，富其国者资之天下，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盖为家者，不为其子生财，有父之严而子富焉，则何求而不得？今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焉，虽尽得子之财，犹不富也。盖近世之言利虽善矣，皆有国者资天下之术耳，直相市于门之内而已。此其所以困欤！
所谓“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换成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发展生产力，向大自然索要财富，从而扩大社会的整体财富规模。司马光所说的“天地所生货财百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在王安石看来，显然属于“阖门而与其子市，而门之外莫入”的问题，父亲与儿子闭门交易，财货自然要么在父亲手里，要么在儿子手里，不会有任何增量。但是，如果打开大门，父子一块与外人做生意呢？
今天，我们回头看王安石的理财观念，会同意历史学者黄仁宇先生的一个论断：“王安石能在今日引起中外学者的兴趣，端在他的经济思想和我们的眼光接近。他的所谓‘新法’，要不外将财政税收大规模的商业化。他与司马光争论时，提出‘不加赋而国用足’的理论，其方针乃是先用官僚资本刺激商品的生产与流通。如果经济的额量扩大，则税率不变，国库的总收入仍可以增加。这也是刻下现代国家理财者所共信的原则。”
我们完全可以想象，一千年前，在东京皇城的延和殿内，神宗听着王安石与司马光的辩论，想必有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在此之前，神宗虽然已深切体会到财政窘迫的滋味，但他解决财政困顿的思路一直是“节流”。即便是“节流”，也极不容易，司马光告诉他，削减冗费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须“磨以岁月，庶几有效”，而非“一朝一夕所能裁减”。
也许神宗也想过“开源”，可是“开源”意味着要增加民众的税赋负担，这是神宗不愿意看到的。而现在，王安石向他提供了一个全新的理财思路：不必汲汲于“节流”，也不用担心“开源”会导致民间不堪重负的问题，因为完全可以做到“民不加赋而国用饶”。
那一天，王安石与司马光在延和殿争论了大半天，互不相让，谁也无法说服谁。神宗问王珪的意见，王珪圆滑地说：“司马光言省费自贵近始，光言是也；王安石言所费不多，恐伤国体，安石言亦是也，惟陛下裁之。”
神宗说：“朕亦与司马光同，今且以不允答之可也。”意思是说，他个人赞同司马光的意见，不过，如何以君主身份答复宰臣的请辞郊赐札子，则采纳王安石的主张。神宗的态度值得玩味，他赞成的显然是王安石之议，但口头上却表示认同司马光的意见，从中可看出神宗十分注意顾全司马光的尊严与面子。
宋朝的学士院采取轮值制，当日值班的翰林学士正是王安石，于是王安石执笔，替神宗拟好《赐宰相曾公亮已下辞南郊赐赉不允诏》：
朕初嗣服，于祖宗之制，未有所改也。卿等选于黎献（黎民中的贤者），位冠百工，或受或辞，人用观政。朝廷予夺，所以驭臣。贵贱有差，势如堂陛。惟先王之制国用，视时民数之多寡。方今生齿既蕃，而赋入又为不少，理财之义，殆有可思。此之不图，而姑务自损，祗伤国体，未协朕心。方与勋贤虑其大者，区区一赐，何足以言。
曾公亮等人遂不复辞赏，神宗也不再担心国库会被掏空。十一月南郊大祀，朝廷用于赏赐的支出为九百余万贯，比治平年间的郊赐还多了二百万贯。
八月十三日延和殿那场论辩，王安石的理财思路深深吸引了神宗皇帝。次日，即八月十四日，又是经筵日，王安石讲毕，神宗将他留下来讨论政务，直至黄昏，王安石才告退。八月廿三日，经筵官再侍讲于迩英殿，神宗又独留王安石并赐座。
时人清楚地看到，此时王安石成了宋神宗最倚重的机要秘书与政治顾问。执政大臣每次进呈决策参考，请神宗定夺，神宗总是先咨询王安石，王安石若说可行，便批准；若说不可行，则否决。有一次，参知政事唐介送入一份人事任免报告，神宗迟迟未决，唐介便来催促，神宗说：“朕问王安石以为然，可即施行。”
唐介很不高兴，说道：“陛下比择大臣付以天下之事，此中书小小迁除，陛下尚未以信，虽广询博访，亦宜谨密。今明白如此，使中书政事决可否于翰林学士。臣近每闻陛下宣谕某某事问安石，以为可即施行，某某事以为不可未得施行，如此则执政何所用？必以臣为不才，当先罢免。此语传之天下，恐非信任体也。”
神宗对老臣素来尊敬，见唐介出言抱怨，唯有好言宽慰。但在他的内心，肯定觉得王安石更值得信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