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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云案大约发生在治平四年下半年。阿云是京东路登州所辖某县的一名农家女子，由尊长做主，许配给农夫韦阿大为妻。这是一桩包办婚姻，阿云与韦阿大完全没有感情基础，加上韦阿大长相丑陋，所以，婚后阿云对丈夫十分厌恶。
一日夜里，阿云趁韦阿大在田舍内睡着，用刀砍了他十几下，因黑暗中不能视物，又慌乱、力气小，阿云没有砍中丈夫的要害，只斩断一根手指。案发后，县尉以阿云嫌疑最大，将她抓回衙门审讯。县尉问：“是你斫伤本夫？实道来，不打你。”
阿云便如实招供。宋时，县衙只有判决词讼（民事诉讼）及杖刑以下轻微刑案的权限，无权对阿云案作出判决，因此案子移送至州一级法庭，由专业的司法官进行庭审、检法，再由知州作出一审判决。
当时登州的知州叫许遵，明法科出身（相当于法学专业毕业），曾任大理寺详断官，是一名具有法科知识背景与司法实践经验、深谙法理的士大夫。那么，许遵会对阿云案作出什么裁决呢？我们需要先确定阿云犯下的是何罪行，并了解宋代的相关刑法条文、司法惯例。
阿云是韦阿大的妻子，在古代，妻子谋杀丈夫属“恶逆”重罪，据《宋刑统·名例律》的“十恶”条，恶逆，“谓殴及谋杀祖父母、父母，杀伯叔父母、姑、兄、姐、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
由于“恶逆”的杀伤对象是直系尊亲属，是人伦大恶，因而被列为十恶不赦的重罪。如果阿云被认定为恶逆罪，无疑会被判处死刑。
但登州司法官在审理阿云案时，发现了一个细节：“阿云于母服内与韦阿大定婚”，“纳采之日，母服未除”。
阿云是在服母丧期间与韦阿大订婚的。《宋刑统·户婚律》的“居丧嫁娶”条规定：“诸居父母及夫丧而嫁娶者，徒三年，妾减三等，各离之。”
也就是说，阿云与韦阿大的婚姻关系，在法律上是无效的。因此，许遵认为，阿云砍杀韦阿大，不适用于“恶逆”条款，只适用于一般谋杀条款。
那么依据刑法，一般的谋杀罪又当处什么刑罚呢？《宋刑统·贼盗律》“谋杀”条规定：“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
欲谋杀他人而未能实施，处徒三年之刑；欲谋杀他人且已实施，只是未能杀死、只杀伤，处绞刑；谋杀已遂，处斩刑。阿云的情况，属于第二种情况：“谋杀已伤”，依律，当判绞刑。
不过，许遵又发现，《宋刑统·名例律》“犯罪已发未发自首”条规定：“犯罪之徒，知人欲告，及按问欲举而自首陈，及逃亡之人并叛已上道，此类事发，归首者各得减罪二等坐之。”
下注云：“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
《嘉祐编敕》另有敕文规定：“应犯罪之人，因疑被执，赃证未明，或徒党就擒，未被指说，但诘问便承，皆从律按问欲举首减之科。若已经诘问，隐拒本罪，不在首减之例。”
根据以上律敕条文的法意，如果阿云属于自首，将可以获得减刑，按“减谋杀罪二等”处置，免于一死。
阿云有没有自首的情节呢？前面我们说了，缉拿、讯问阿云的是县尉，在宋代，县尉只可以执法抓人，不可以参与司法推鞫（庭审），县尉对犯罪嫌疑人的讯问，属于进入司法程序之前的刑侦，并不是司法程序中的推鞫。换言之，阿云向县尉坦白交代时，尚未进入司法程序，属于“按问欲举而自首”。
据此，许遵对阿云案作出判决：阿云与韦阿大成亲之日，“母服未除，应以凡人论”；阿云“谋杀不死，按问欲举，自首”，按大宋律法，“当减谋杀罪二等”，可判流刑。
按宋代司法制度，州一级法院对重大刑事案件作出判决之后，要报路一级的提刑司审核。提刑司有终审权，但疑狱必须奏谳（对狱案提出处理意见，报请朝廷评议定案），因阿云案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一些疑问，需要呈报中央复核。元丰改制前，朝廷设有三法司：大理寺、审刑院、刑部。上报复核的刑案先送审刑院详议官了解案情；然后送大理寺，由详断官作出终审裁决意见；复送审刑院，由详议官审核，如无异议，再联署上报君主。
大理寺与审刑院复核了阿云案之后，推翻了许遵“当减谋杀罪二等”的判决，并援引《宋刑统·名例律》的一则条文：“其于人损伤，于物不可备偿，即事发逃亡，若越度关及奸，并私习天文者，并不在自首之例。……议曰：损，谓损人身体；伤，谓见血为伤。”
认为阿云的行为符合“损人身体”“见血为伤”的犯罪要件，不适用自首减等的规定，按律当判绞刑。不过，由于阿云有“违律为婚”情节，存在法律适用的疑问，大理寺与审刑院又“奏裁”，呈请宋神宗作出最终裁决。
许遵是一位具有法科背景、对法学有着独到理解的士大夫，也很在乎自己司法生涯的声誉，《宋史》称他“立奇以自鬻”，意思是热衷于卖弄自己的法学见解。
当他得知大理寺与审刑院推翻了阿云案的初审判决时，立即上书表示不服：“云被问即承，应为按问。审刑、大理当（判）绞刑，非是。”
宋神宗又将卷宗移交刑部审定。刑部支持大理寺与审刑院的判决，称许遵的意见是荒唐的。许遵因议法不当，被课罚金。不过，神宗又运用皇帝的特权，赦免了阿云的死罪，“贷命编管”，即流放远方州郡，编入当地户籍并监视居住。
这个量刑，与许遵的判决结果是比较接近的。也就是说，皇帝在法理上认可了大理寺、审刑院与刑部的意见，而在量刑上照顾了许遵的意见。
阿云案到此暂时告一段落。
熙宁元年春，经某位宰执（很可能是曾公亮
）举荐，许遵被调回中央，出任大理寺长官。因耻于“议法坐劾”，他又提出要复核阿云案：“刑部定议非直，云合免所因之罪。今弃敕不用，但引断例，一切按而杀之，塞其自守之路，殆非罪疑惟轻之义”；
而“法寺四方取则之地，故廷尉为天下平，今谋杀伤而首，一切从死，甚非好生之义”。
许遵熟读律法，举手之间，旁征博引，援引了十则相关法律条文来支持自己的观点，包括《嘉祐编敕》的一条敕文：“谋杀人伤与不伤，罪不至死者，并奏取敕裁。”
许遵认为，敕文所说的“罪不至死者”，显然包括了谋杀已伤、按问自首之人，编敕作为对《宋刑统》的修正案，说得如此明白，为什么要弃敕不用？同时，许遵还要求以阿云案为判例，“天下今后有似此之类，并作减二等断遣”。
但许遵的行为，却引来台谏官的不满，殿中侍御史里行钱顗对许遵提出弹劾：“一人偏词，不可以汩天下之法，遵所见迂执，不可以当刑法之任。”
阿云案遂再起争端。
所以六月，神宗诏翰林学士司马光与王安石同议阿云案，这叫“两制议法”，是宋代的一项司法审议机制：“天下疑狱，谳有不能决，则下两制与大臣若台谏杂议，视其事之大小，无常法。而有司建请论驳者，亦时有焉。”
两制，即内制的翰林学士与外制的知制诰，都是正途出身的饱学之士，对于经义、法理一般都有着深刻的理解。
司马光与王安石调阅了阿云案的全部卷宗，尽管二人都承认阿云并非“恶逆”，也承认阿云的自首情节，但基于对法条与法意的不同理解，他们对于阿云案的裁决各执一词，争执不下。
司马光认为，即使认可阿云的自首情节，她也不适用“减谋杀罪二等”之法，因为大宋律法说得很清楚，“其于人损伤……并不在自首之例”。阿云已致韦阿大身体损伤，无疑已被排除在“自首减刑”的适用范围之外。
王安石却认为，《宋刑统》的“犯罪已发未发自首”条有注文：“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又议曰：“假有因盗杀伤人，盗罪得免，故杀伤罪仍科。”
所谓“所因之罪”，是指导致罪人发生犯罪行为的上一项行为，比如“盗杀”罪，指因盗物而杀人，“盗罪”便是“杀罪”的所因之罪。据此法条，犯盗杀罪者如果自首，可免除所因之罪（即盗罪）的处罚，只追究其故意杀人之罪，盗杀罪重于谋杀罪，既然盗杀罪得以“首免”，那么按法理逻辑，完全可以推知，谋杀罪也允许“首免”。
司马光反驳说：法律确实提到盗杀自首、可免因罪的情况，但“盗杀”是两种并立的罪行：盗罪和杀伤罪；“谋杀”则不是两种罪行，如果将“谋杀”也分解成“谋”（杀人之意图）与“杀”（杀人之行为），在逻辑上是荒谬的。试问：一个人如果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心里想着杀人，但没有行动，那么法庭要判处他“谋”杀之罪吗？
王安石针锋相对地指出：“谋”杀之罪确实是存在的。按律，“诸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即列出了“只谋未杀”“已伤”“已杀”三等刑名，假使某甲持刀闯入仇人之家，未及行凶即被制服，便是“只谋未杀”之罪。
由于王安石与司马光各持己见，没达成统一意见，只好各自将观点形成报告书，分别呈交宋神宗。王安石支持许遵的意见，提出“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合从谋杀减二等论”；司马光支持大理寺的裁定，认为阿云“获贷死，已是宽恩；遵为之请，欲天下引以为例，开奸凶之路，长贼杀之源，非教之善者也。臣愚以为宜如大理寺所定”。
神宗倾向于赞成王安石的意见，但御史中丞滕甫以“两制议法”无果为由，要求再选官定议，宋神宗只好又派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与知制诰钱公辅三人复议阿云案。
这一次，吕公著、韩维、钱公辅共同回顾了先王立法的本意：
臣等窃寻圣人制法之意，其大略有三：有量情而取当者，有重禁以绝恶者，有原首以开善者。盖损伤于人，有惨痛轻重之差，故刃伤者坐以徒，他物拳手伤者坐以杖，其义足以相偿而止，是量情而取当者也；蓄谋伺便致人于死，非重绝之则相仇者不禁，故谋杀已伤者从绞，是重禁以绝恶者也；苟杀人未至于死，于物尚可以偿，于事犹可以自还者，皆得以首，是原首以开善者也。三者虽制法各殊，其于使人远罪而迁善，其义一也。议者见损伤不许自首、谋杀已伤从绞，便谓谋杀不通原首，是未尽圣人制法之意，而于律文有所不达也。
基于这种对先王立法本意的理解，他们认为，先王立下的成文法，定然无法穷尽天下之情，因此，圣人的法意是永恒的，但具体的法条是需要因时修订的，“今律所不备，别以后敕从事者甚众，何独怪论也”。
同时，他们对谋杀已伤者被堵塞了自首道路后的治安前景深感忧虑：“律所以设首免之科者，非独开改恶之路，恐犯者自知不可免死，则欲遂其恶心至于必杀。”
所以，三人一致同意联署奏报神宗：“今令所因之谋，得用旧律而原免，已伤之情，复以后敕而奏决，则何为而不可也！臣等以为，宜如安石所议便。”
宋神宗遂采纳王安石的意见，于七月初三下诏：“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这一诏书并不是对阿云案本身的判决，而是表明神宗支持许遵之请，尝试以敕文弥补《宋刑统》自首条文的含糊与自相矛盾之处，为司法机关今后裁决类似刑案设立明确的法律依据。
但阿云案之争并没有因此平息下来，反而愈演愈烈。七月，知谏院吴申上疏论阿云狱，要求神宗谨奉“祖宗成宪、不违朝廷众论”。
神宗看了章疏，笑了：“众论何可不违？刑名末事尚不违，况远大者乎？”王安石说：“先王但稽于众，非一一从也。且如谨奉成宪，不知申意欲何如谨奉？若事事因循弊法，不敢一有所改，谓之谨奉成宪，恐非是。”
此时王安石尚未进入权力中枢，著名的熙宁变法亦未开始，但神宗与王安石君臣显然已达成变法的默契，而保守的士大夫也敏感地意识到变法的风暴正在酝酿中，必须阻止它的生成——这就是阿云狱之争的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