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立讲坐讲

神宗有意重用王安石，欲委以执政大权，领导国家变法。不过，他也不急着把王安石擢为执政官，一来，王安石就任翰林学士未久，资历尚浅；二来，他还想继续听王安石论道。那么，眼下最好还是让王安石留在学士院，继续以翰林学士的身份担任皇帝顾问，以兼侍讲的身份在经筵中讲学。

王安石从来不是一个安分的人，担任经筵讲官没几天，便抛出了一个很有争议性的话题，让礼官们争执了好几天。

那是四月十九日，王安石与翰林学士兼侍读吕公著联合上奏：“窃寻故事，侍讲者皆赐坐；自乾兴后，讲者始立，而侍者皆坐听。臣等窃谓侍者可赐立，而讲者当赐坐，乞付礼官考议。” 王安石、吕公著所议，关涉到经筵制度的一项礼仪变迁。经筵，指御前讲席，用大白话来说，就是给皇帝讲课。汉唐时期已有经筵，但尚未制度化，只是不定期举办御前讲座而已，讲课时，经筵官循当时习惯，采取“坐讲”的方式，即讲官坐着讲课。需要说明的是，汉唐时，常用的家具为低矮的案几，通常是席地而坐，坐讲只是一种习惯，并无“尊师重道”的含义。

坐讲的方式，一直沿袭至宋初。及至宋仁宗朝，经筵出现了两个变化：其一，经筵确立为一项日常制度，有固定的上课时间（通常为隔日一讲）、地点（通常为迩英殿）、专门的讲官（一般为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侍读、侍讲、天章阁侍讲、崇政殿说书等）。其二，讲课方式从坐讲改为立讲，原因是乾兴元年，真宗上仙，仁宗冲龄继位，上课时，仁宗由于年幼，身子够不着课桌（宋代的主流家具已演变成高脚的桌椅），只能“跂案以听之”。 讲官孙奭便改坐讲为立讲，站着讲课。不想这一站，居然站成了惯例，后来的经筵，讲官均立讲。

王安石与吕公著认为，讲官立讲，于礼不合。所以，他们申请由礼官考议经筵当立讲还是坐讲。神宗闻奏，让礼院详定以闻。

议礼之时，礼官分成了两派，以判太常寺韩维、刁约以及同知礼院胡宗愈为代表的一派支持坐讲：

臣等窃谓臣侍君侧，古今之常，或赐之坐，盖出优礼。祖宗以讲说之臣多赐坐者，以其敷畅经艺，所以明先王之道，道所存，礼则加异。……今列侍之臣，尚得环坐，执经而讲者，顾使独立于前，则事体轻重，议为未安。臣等以为宜如天禧故事，以彰陛下稽古重道之义。

他们认为，坐讲既是祖宗旧例，又是尊师重道的体现——进入高脚家具时代之后，人们改变了席地而坐的习惯，坐被赋予表示尊重的内涵——因此，坐讲才合于礼。

而以判太常寺龚鼎臣、苏颂、周孟阳以及同知礼院王汾、刘攽、韩忠彦为代表的另一派，则反对坐讲，主张立讲：

臣窃谓侍从之臣，见于天子者赐之坐，有司顾问，犹当避席立语，况执经人主之前，本欲便于指陈，则立讲为宜。若谓传道近于为师，则今侍讲解说旧儒章句之学耳，非有为师之实，岂可专席安然以自取重也！……且乾兴以来，侍臣立讲，历仁宗、英宗两朝，行之且五十年，岂可一旦以为有司之失而轻议变更乎！今人主待侍从，臣由始见以及毕讲，皆赐之坐，其尊德重道固已厚于三公矣，尚何加焉！其讲官侍立，伏请仍旧。

由于礼官未能达成一致意见，神宗又询问宰相曾公亮，曾公亮没有表态，只含糊其词地说：“臣侍仁宗书筵亦立。”看来明确赞成坐讲的是少数，王安石的坐讲之议未获通过。不过，神宗又对王安石说：“卿当讲日可坐。”但王安石已“不敢坐”。

十八年后，理学家程颐担任宋哲宗的经筵官，再次提出坐讲之议：“臣窃见经筵臣僚，侍者坐而讲者独立，于礼为悖。欲乞今后特令坐讲，不惟义理为顺，以养主上尊儒重道之心。……臣以为天下重任，惟宰相与经筵。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责经筵。由此言之，安得不以为重？” 又引出了新一轮坐讲立讲之争。

坐讲，还是立讲？看似是无关紧要的虚礼问题，实则背后隐藏着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哲学问题：“道统”服从于“治统”，还是“治统”服从于“道统”？

韩维、程颐等人说了：坐讲，是为了养成皇帝“稽古重道”“尊儒重道”之心。这里的“道”，不是指一般的道德，而是一个政治哲学概念——“道统”，与君权所代表的“治统”相对。

南宋理学家朱熹曾提出：自秦汉以降，“千五百年之间，……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未尝一日得行于天地之间也！” 这一论断，在中国政治哲学史上具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因为从政治哲学的角度来说，根据朱熹的界定，不管是秦皇汉武，还是唐宗宋祖，他们只是获得了统治权的传承（治统）；并没有自动继承“尧、舜、三王、周公、孔子所传之道”（道统）。“道统”与“治统”从此分离了，“治统”由君主传承，“道统”则由儒家士大夫继承。

宋人又相信，世间道理最大——这一信念来自宋太祖与宰相赵普的一次对话：“太祖皇帝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熟思未答间。再问如前，普对曰：‘道理最大。’上屡称善。” 开国皇帝认同“道理最大”，即意味着承认权力不是最大、皇权不是最大，皇权之上，还有“道理”。

从“道理”二字，宋朝的理学家又推演出一个完整的大宋“道统谱系”：“天开我朝，道统复续。艺祖皇帝问赵普曰：‘天下何物最大？’普对曰：‘道理最大。’此言一立，气感类从，五星聚奎，异人间出。有濂溪周敦颐倡其始，有河南程颢、程颐衍其流，有关西张载翼其派。南渡以来，有朱熹以推广之，有张栻以讲明之。于是，天下之士亦略闻古圣人之所谓道矣。” 根据“道理最大”的原则，皇权应当服从于“道理”，代表“道理”的“道统”要高于代表皇权的“治统”。

因此，代表“道统”的士大夫顺理成章地获得了规训代表“治统”的皇权的合法性。这便是王安石、程颐提出坐讲的政治哲学背景。这一层隐秘，宋人其实已经说破：“盖世儒以尊君为说，而不暇于自尊耳。儒者固不当自尊，而在朝廷则尊君，在经筵则尊道，亦各当其理耳。” 朝廷之上，士大夫为臣，故当“尊君”；但在经筵中，士大夫的身份已经转变，成为“道”的化身，贵为天子，也得“尊道”。

程颐是理学家，自然以“道统”自任；王安石虽不是理学家，但也说过：“若夫道隆而德骏者，又不止此，虽天子，北面而问焉，而与之迭为宾主，此舜所谓承之者也。”在经筵上给皇帝讲课的讲官，便是天子“北面而问”的“道隆而德骏者”。

只是在旁人看来，王安石的自许何其狂妄！当时，王安石的好友曾巩特别写了一篇《讲官议》，讥讽王氏的坐讲之议：“礼无往教而有待问，则师之道，有问而告之者尔。世之挟书而讲者，终日言，而非有问之者也，乃不自知其强聒而欲以师自任，何其妄也！”

然而，即便是曾巩，实际上也不敢否定“尊师重道”，他们只能否定讲官作为“师”的身份：“世之挟书而讲于禁中者，官以侍为名，则其任故可知矣。”其他反对坐讲的礼官也表示：“今侍讲解说旧儒章句之学耳，非有为师之实”。 换言之，若有“为师之实”，则理当坐讲。

坐讲之议，不过是熙宁元年出现的一场毫不起眼的小小波澜，但从中我们可以窥见宋代士大夫之集体精神、宋神宗与王安石之君臣关系，值得我们着重讲述出来。这场小小的波澜平息后，王安石还是继续当他的翰林学士兼侍讲。

宋制，翰林学士的职责包括“代王言”（起草重大诏命）、备顾问、论思政理、参与集议，等等。神宗处分政事，亦常常询问王安石。

七月，神宗将谏官孙觉贬秩，原因说来还挺有意思：枢密副使邵亢任职快一年了，却一直碌碌无为。一日，神宗在孙觉面前说起邵亢极不称职，欲以陈升之代替。孙觉退朝后，立即上疏：“宜使亢知永兴，升之为枢密使。” 神宗对此大为不满，认为孙觉在迎合自己；且按宋朝惯例，言官弹劾执政官完全没问题，但举荐执政官却是大忌，因此，神宗决定惩责孙觉：降低官阶，仍知谏院。

在作出这个处分之前，神宗征求了王安石的意见，王安石替孙觉辩护，可惜未能说服皇帝。不久后，孙觉又被贬出朝廷，通判越州。记录此事的南宋人认为，“王安石未变法之时，犹有正论也，然觉尝言积弊不可不革，安石意助之，故力为觉请”。 认为王安石曾因孙觉赞成变革而为他辩护，这就是戴着有色眼镜看人了。

且看十月，一个叫陈习的小官“转对”（中下层臣僚轮流上殿面圣，指陈时政得失，谓之转对）时，因在奏状内“将不干己事夹带论述，指人过恶以逞私憾”，被神宗贬为监齐州新系镇酒税。 王安石也上书为他鸣不平：“陛下施罚如此，有未安者二：……今陛下命群臣，使斥言有位之阿私、朋比、尸素，有一人言之，则不考问其虚实而黜之，则甚害陛下之信。此未安者一也。人主之听天下，不可以偏，偏则有弊。……今有一人为陛下斥言人臣之罪，未知其虚实，而陛下遂以为大恶，则今孰敢为陛下言人之奸者乎？奸不上闻，则虽大臣复有赃污狼藉者，陛下亦无由知之，而天下之政坏矣。此未安者二也。……臣愚以为，陛下此举过矣。……伏惟陛下不吝改此，则天下幸甚。” 神宗这一回采纳了王安石之言，出御批：“陈习可特召还，与依旧差遣。”

从以上两件事来看，我认为，王安石还是站在公义的立场上，履行翰林学士备顾问、论思政理的职责的。

大约六月，受神宗皇帝委派，王安石又以翰林学士的身份，参加“阿云狱”刑名之争的集议。这场刑名之争掀起的舆论风浪，可要比之前立讲坐讲之争大得多，王安石也因此被推到了士论的风口浪尖。 BbzrJG2ycs3Inn8nxHuzvNZymmNhrpgxt0oPvG+3XuYpMoxXKwpUw3ZCe1VXUa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