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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君继位，照例要于次年改元，神宗也在即位次年的正月初一启动新年号——熙宁，以治平五年为熙宁元年。改元，宣告宋神宗时代正式开幕。
然而，熙宁元年并不安宁。正月初一，宋朝人的元旦，又是启用新年号的首日，却出现了日食。早在前一年十二月，司天监的天文官已预测到这次日食，并报告给了皇帝。在古人心目中，日食属于天之灾异，是上苍对人间君主发出的警告，所以，神宗被吓得“避殿减膳，罢朝贺”。
六月，河北发生黄河决堤、河水泛滥之灾。七月，京师、河朔地震，并下大暴雨，中元节当晚又有月食。
熙宁元年适逢“天子三岁一亲郊”的大礼年，即这一年的冬至，神宗将亲赴南郊祭天。按照惯例，南郊大祀之前，宰相要上拜表，请上尊号。若皇帝表示接受尊号，则在南郊大祀礼毕之日，举行尊号受册典礼。这里的尊号，是指皇帝生前接受的称号，始于唐代，如武则天称帝后就接受过多个尊号，从“圣神皇帝”到“金轮圣神皇帝”，再到“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形容词越用越多，越用越华丽。
七月，宰相曾公亮率领群臣，再三上表，请神宗接受“奉元宪道文武仁孝”的尊号。神宗都没有答应。翰林学士司马光支持神宗的做法，上奏表示“上尊号之礼，非先王令典，起于唐武后、中宗之世，遂为故事，因循至今。……今群臣以故事上尊号，臣愚以为陛下聪明睿智，虽宜享有鸿名，然践祚未久，又在亮阴（居丧）之中，考之事体，似未宜受”。
神宗批复说：“览卿来奏，深谅忠诚。朕方以频日淫雨、甲申地震，天威彰著，日虞倾祸，实忧被此鸿名，有惭面目。况在亮阴，亦难当是盛典。诚如卿言，今已批降指挥，可善为答诏，使中外知朕至诚，实乃内顾惭惧，非是欺众以邀虚名。”让司马光妥善起草答诏，拒绝上尊号。
之后，每次大臣议上尊号，神宗都没有接受，是宋王朝第一位终生不受尊号的君主。在神宗看来，“尊号于朕无益加损，纵有百字亦何益？”
他所关心者，绝不是尊号之类的虚名，而是治国平天下的实务。
熙宁元年的整个春天，神宗都在等待一个人的到来。这个人就是王安石。
去年九月，神宗已召知江宁府王安石赴阙，任翰林学士。王安石也接受了任命，但没有立即动身进京，而是先回了一趟老家抚州，复归江宁，熙宁元年三月中旬，才自江宁入京。王安石走的是运河水道，船至长江北岸的京口瓜洲，驻泊过夜。是夜，明月当空，王安石触景生情，写诗遣怀：
京口瓜洲一水间，
钟山只隔数重山。
春风自绿江南岸，
明月何时照我还？
想当年，王安石赴京赶考，还是个二十一岁的少年郎，宦海浮沉，光阴荏苒，一转眼二十七个年头过去了，此番入京，已是四十八岁，两鬓斑白。王安石不由生出归隐之心，不知头上这轮明月什么时候可以照着他还乡。
四月初，王安石终于抵京。神宗已有点急不可耐，让王安石越次入对。初四，王安石来不及到学士院报到，便先应召入宫面圣。
神宗一见到王安石，就急切地请教：“朕久闻卿道术德义，有忠言嘉谟（高明之谋略），当不惜告朕，方今治当何先？”
王安石说：“以择术为始。”这里的“术”，我们可以理解为“治术”，即施政方针。
神宗又问道：“唐太宗何如？”
王安石回答：“陛下每事当以尧、舜为法。唐太宗所知不远，所为不尽合法度，但乘隋极乱之后，子孙又皆昏恶，所以独见称于后世。道有升降，处今之世，恐须每事以尧、舜为法。尧、舜所为至简而不烦，至要而不迂，至易而不难，但末世学士大夫不能通知圣人之道，故常以尧、舜为高而不可及，不知圣人经世立法常以中人为制也。”
王安石所说的“中人”，指寻常人、普通人、一般人，资质、品性中等的多数人，而中人之上的君子、中人之下的小人，则都是少数人。早在嘉祐四年，王安石便向仁宗皇帝提出，国家的立法施政，应该以中人为基准，将多数人假定为中人：“夫出中人之上者，虽穷而不失为君子。出中人之下者，虽泰而不失为小人。唯中人不然，穷则为小人，泰则为君子。计天下之士，出中人之上下者，千百而无十一。穷而为小人，泰而为君子者，则天下皆是也。先王以为众不可以力胜也，故制行不以己，而以中人为制，所以因其欲而利道之，以为中人之所能守，则其志可以行乎天下，而推之后世。”
现在王安石又向神宗皇帝重提“以中人为制”的道理。
神宗向王安石坦言：“卿可谓责难于君矣，然朕自视眇然，恐无以副卿此意。卿可悉意辅朕，庶几同济此道。”
并再次向王安石请教：“祖宗守天下，能百年无大变，粗致太平，以何道也？”
这个问题并不容易回答。如果顺着神宗之问，重点阐述祖宗“粗致太平”之道，则势必要把对治道的探究弄成对祖宗之法的吹捧，如此一来，又何必谈变法？这也不是神宗希望听到的答案。一时之间，王安石也不敢贸然回答，便以“臣以浅陋，误承圣问，迫于日晷，不敢久留，语不及悉”为由，告退回寓所，再以入奏文字的形式答复了皇帝的询问。王安石的这份入奏文字，叫《本朝百年无事札子》。
在札子的开篇，王安石用极简约的文字陈述了太祖开国立制与太宗、真宗、仁宗列圣相承之道：
伏惟太祖躬上智独见之明，而周知人物之情伪，指挥付托，必尽其才，变置设施，必当其务，故能驾驭将帅，训齐士卒，外以捍夷狄，内以平中国。于是除苛赋，止虐刑，废强横之藩镇，诛贪残之官吏，躬以简俭为天下先，其于出政发令之间，一以安利元元（老百姓）为事。太宗承之以聪武，真宗守之以谦仁，以至仁宗、英宗无有逸德（失德）。此所以享国百年而天下无事也。
然后，王安石以明褒实贬的春秋笔法具体阐述了仁宗朝的治理情况：
仁宗在位，历年最久。臣于时实备从官（当时王安石任知制诰），施为本末，臣所亲见。尝试为陛下陈其一二，而陛下详择其可，亦足以申鉴于方今。
伏惟仁宗之为君也，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出于自然，而忠恕诚悫，终始如一，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终不忍加兵；刑平而公，赏重而信；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因任众人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
盖监司之吏（地方的监察官），以至州县，无敢暴虐残酷，擅有调发，以伤百姓；自夏人顺服，蛮夷遂无大变，边人父子夫妇，得免于兵死；而中国之人，安逸蕃息，以至今日者，未尝妄兴一役，未尝妄杀一人，断狱务在生之，而特恶吏之残扰，宁屈己弃财于夷狄，而不忍加兵之效也。
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敢强横犯法，其自重慎或甚于闾巷之人，此刑平而公之效也。
募天下骁雄横猾以为兵，几至百万，非有良将以御之，而谋变者辄败；聚天下财物，虽有文籍，委之府史，非有能吏以钩考，而断盗者辄发；凶年饥岁，流者填道，死者相枕，而寇攘者辄得，此赏重而信之效也。
大臣贵戚、左右近习，莫能大擅威福，广私货赂，一有奸慝，随辄上闻。贪邪横猾，虽间或见用，未尝得久。此纳用谏官、御史，公听并观，而不蔽于偏至之谗之效也。
自县令、京官以至监司、台阁（指三省官与御史台官），升擢之任，虽不皆得人，然一时之所谓才士，亦罕蔽塞而不见收举者，此因任众人之耳目、拔举疏远，而随之以相坐之法之效也。
升遐（去世）之日，天下号恸，如丧考妣。此宽仁恭俭，出于自然，忠恕诚悫，终始如一之效也。
说到这里，王安石笔锋一转，对仁宗朝的积弊作出入木三分的剖析：
然本朝累世，因循末俗之弊，而无亲友群臣之议；人君朝夕与处，不过宦官、女子，出而视事，又不过有司之细故，未尝如古大有为之君，与学士大夫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也。
一切因任自然之理势，而精神之运有所不加，名实之间有所不察。君子非不见贵，然小人亦得厕其间；正论非不见容，然邪说亦有时而用。以诗赋记诵求天下之士，而无学校养成之法；以科名资历叙朝廷之位，而无官司课试之方。监司无检察之人，守将非选择之吏；转徙之亟，既难于考绩，而游谈之众，因得以乱真。交私养望者多得显官，独立营职者或见排沮。
故上下偷惰，取容而已，虽有能者在职，亦无以异于庸人。农民坏于徭役，而未尝特见救恤，又不为之设官，以修其水土之利；兵士杂于疲老，而未尝申敕训练，又不为之择将，而久其疆场之权；宿卫则聚卒伍无赖之人，而未有以变五代姑息羁縻之俗；宗室则无教训选举之实，而未有以合先王亲疏隆杀之宜；其于理财，大抵无法，故虽俭约而民不富，虽忧勤而国不强。
最后，王安石将“本朝百年无事”的原因归结为运气好，得天之助，并勉励神宗励精图治、奋然有所作为：
赖非夷狄昌炽之时，又无尧、汤水旱之变，故天下无事，过于百年，虽曰人事，亦天助也。盖累圣相继，仰畏天，俯畏人，宽仁恭俭，忠恕诚悫，此其所以获天助也。伏惟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助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则大有为之时，正在今日。
这篇《本朝百年无事札子》并无一字提及“变法”，但后来王安石主持熙宁变法时推出的诸多新法，几乎没有一项不是针对札子所指出之积弊。南宋人吕中著《宋大事记讲义》，即一针见血地指出：此“安石变法之大意也”，“其后纷更政事，皆本于此”。
可以说，《本朝百年无事札子》正是王安石变法的纲领，所以我们才不厌其烦地将札子抄录下来。
神宗将札子读了好几遍，为王安石之见识所折服，特别那一句“其于理财，大抵无法”，神宗更是深有感触，所以，他在次日又召王安石入对，并诏赐其对衣、金带、涂金鞍勒马等，优礼有加。
次日，即四月初五，王安石面见神宗，神宗对他说：“昨阅卿所奏书至数遍，可谓精画计治，道无以出此，所由众失，卿必已一一经画，试为朕详见施设之方。”
王安石说：“遽数之不可尽，愿陛下以讲学为事，讲学既明，则施设之方不言自喻。”
神宗说：“虽然，试为朕言之。”
王安石这才大略地给神宗讲了一点“施设之方”，即变法的大体设想。神宗听了，欣喜地说：“此皆朕所未尝闻，他人所学，固不及此，能与朕一一为书条奏否？”
王安石却说：“臣已尝论奏陛下，以讲学为事，则诸如此类，皆不言而自喻。若陛下择术未明，实未敢条奏。”
神宗又说：“卿今所言已多，朕恐有遗忘，试录今日所对以进。”
王安石“唯唯而退”，却一直没有将他当日略述的“施设之方”笔录成条陈进呈神宗。也许王安石觉得，现在还不是变法的时机。
我们不必怀疑神宗励精图治、革故鼎新的决心。二月的一天，他跟枢密院大臣说：“天下敝事至多，不可不革。”
枢密使文彦博立即附和：“譬如琴瑟不调，必解而更张之。”枢密副使韩绛则说：“为政立事，当有大小先后之序。”四月，神宗又与右正言、同知谏院孙觉提及“欲革积弊”，孙觉答道：“弊固不可以不革，革而当，其悔乃亡（灾患消除）。”神宗表示赞赏。
朱熹说：“当是时非独荆公要如此，诸贤都有变更意。”
的确如此。只不过，此时此刻，朝廷尚无一个清晰的变法蓝图。神宗心里也没谱。
五月，孙觉上疏：“今天下承平百年，纪纲法度有所未备，顾但守祖宗一切之法而不知变，则何以异于胶柱鼓瑟、刻舟求剑哉？”
那么，祖宗法当如何变革呢？孙觉提议：“愿陛下时御便殿，召大臣或从官，各以类数人，偕进侍坐，以讲求治道，因定国是，兴太平之功。”这是宋朝士大夫首次向皇帝提出“因定国是”的倡议。
所谓“国是”，换成现在的说法，大约就是“施政纲领”的意思。王安石变法之后，“国是”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的政治机制：当“国是”确立下来之后，即由赞成这一“国是”的士大夫集团执政，一旦该“国是”被否定，则执政的集团下野。换言之，即“国是”与宰执共进退。而且，“国是”一旦确定，对皇帝也具有约束力。
当孙觉向神宗提议当与大臣“因定国是”时，神宗实际上已经这么做了。在召王安石越次入对之前，熙宁元年正月，三朝元老、前枢密使、判河阳富弼移判汝州，神宗召他觐见，在手诏上殷切说：“渴见仪容，愿闻风论。”
四月初一，富弼入见。神宗体谅富弼有足疾，让他坐着肩舆至崇政殿门，又觉得殿门与崇政殿还有一段距离，富弼行走不便，便改在内东门小殿接见，且免富弼行拜礼，并赐座，君臣从容坐语，直至太阳偏西才结束谈话。
神宗向富弼请教治道，富弼知道眼前的新君青春年少，锐于有为，便说：“人君好恶，不可令人窥测，则奸人得以附会其意。陛下当如天之鉴人，随其善恶若自取，然后诛赏从之，则功罪得其实矣。”
神宗称善，又问北方边事，“条目甚悉”——从这个细节可以看出来，神宗对边事是细心留意过的。
富弼老成持重，对神宗内心深处渴望建立功业的骚动焉能不察？所以，他委婉地提醒皇帝：“陛下临御以来，当先布德泽，且二十年未可言用兵，亦不宜重赏边功，恐致生事，干戈一起，所系祸福不细，愿陛下勿先留意于此。”
神宗听了，默然良久，又问施政当以何为先。
富弼说：“阜安宇内为先。”认为施政当以让国家富足安宁为先。
神宗又点头称善。
显然，富弼希望神宗就像嘉祐年间的仁宗皇帝一样，清静无为，垂拱而治。神宗心里对富弼的政见肯定是不以为然的，尽管他对富弼本人非常尊敬，并给予了富弼十分隆重的礼遇。
此时，另一位三朝元老、前宰相、判永兴军韩琦一再上表，称病请辞。七月，神宗批准他移判公务清闲的相州，并召赴阙朝觐。韩琦冒着大暑抵达京师，神宗见他“形容黧瘁”，惊叹良久，愧疚地说：“不知侍中实曾不安，始疑托以为辞，自此须且速就安养。”
陛辞之日，神宗又顺便向韩琦询问了政事。
韩琦说：“用人当辨邪正，为治之本，莫先于此。”
神宗又问：“谁可属国？”
韩琦于是引荐元老一二人，称他们可以“裨圣德者甚多”。
神宗说：“侍中之龟鉴，朕敢不从？”治平四年九月，他在批准韩琦罢相并判相州前，也问过类似的问题：“然卿去，谁可属国者？”还暗怀期待地加了一句：“王安石何如？”
韩琦答道：“安石为翰林学士则有余，处辅弼之地则不可。”
神宗默然不说话。毫无疑问，与对待富弼一样，神宗对韩琦非常尊敬，自韩琦辞去相位以来，神宗一直没有另拜首相，表示“虚上宰之位，伫卿之还”。
但我认为，此时神宗对于韩琦的回答，是不满意的。
还有一位三朝元老张方平也深受神宗器重。我们应该记得，去年闰三月，张方平上疏论国计，引《易经》“变而通之以尽利”等语，告诫神宗不可“遵常守故”“恤近议而废远图，忽人谋而侥天幸”，九月，神宗即擢他为参知政事，欲付以重任。
如果此时张方平在京城，神宗肯定会向他询问政事、商议国是，可惜张方平只在中书待了一个月，便因父亲去世，解官回籍丁忧去了。
另一名参知政事赵概则因为年迈，于熙宁元年正月致仕，由权三司使唐介补参知政事。神宗问翰林学士司马光：“唐介参预政事何如？”
司马光答道：“介素有刚劲之名，外人甚喜。”早年唐介担任台谏官，便以耿直敢言而著称——宋仁宗皇祐年间，他曾直言不讳地抨击宰相文彦博与张贵妃存在利益输送问题，让仁宗大为恼火。
但晚年的唐介和富弼、韩琦一样，已不复年轻时的锐气。
十月初七，又是经筵日，神宗继续向讲读官询问“富民之术”，司马光回答说：“方今之患，在于朝廷务其名不务其实，求其末不求其本。凡富民之本在得人。县令最为亲民，欲知县令能否，莫若知州，欲知知州能否，莫若转运使。陛下但能择转运使，使转运使按知州，使知州按县令，何忧民不富也！”
又是一句正确的废话。
只有王安石的见解，才让神宗皇帝感觉到耳目一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