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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仁宗时代开始，宋王朝的台谏官逐渐成为一支非常重要的政治力量，在朝堂上十分活跃，宋人自言：“台谏之职在国初则轻，在仁宗之时则重，在国初则为具员，在仁宗之时则为振职。”
台谏独立于政府系统，以纠绳政府、规谏君主为天职，成天盯着御座上的皇帝和执政的官员，“执政臣僚苟犯公议，一有台谏论列，则未有得安其位而不去者。其所弹击，又不过一二小事，或发其阴私隐昧之故，然章疏入，即日施行。盖去留大臣，一切付之公议，虽人主不得以私意加也”。
这一风气延续至神宗时代，治平四年的三任御史中丞（彭思永、王陶、司马光），尽管人品、性格各不相同，但都勇于弹击执政官与行政官——更准确地来说，宋朝台谏官弹击执政官与行政官，其实并不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因为那是制度、权职、惯性、风气使然。
司马光接任御史中丞一个多月，“寂无所纠”，人们还以为押班之争过后，御史台应该消停下来了。
谁知六月初三，司马光突然给神宗上札子，弹劾并要求斥逐直龙图阁兼侍读学士王广渊：“伏见直龙图阁兼侍读学士王广渊，以小人之质，有倾巧之才，外依政府，内结近习。国家本以龙图阁宠贤彦，迩英待儒雅，皆非广渊所宜滥处。陛下即位以来，未闻放黜奸邪，以警群臣。广渊于朝列之中，为奸邪之尤者。伏望陛下奋发乾断，首加斥逐，夺去职名，除一远地监当，亦足以醒天下之耳目！”
这个王广渊究竟是什么人？他是神宗父亲英宗皇帝的亲信，当宋英宗还叫赵宗实时，王广渊已经与王府攀上关系，及至英宗继位，便授予王广渊直集贤院的馆职。当时担任谏官的司马光站出来反对：“广渊交结奔竞，世无与比，当仁宗之世，私自托于陛下，岂忠臣哉？今当治其罪，而更赏之，何以厉人臣之节？”
但英宗不听。之后，王广渊又升任侍读学士，成为给皇帝讲课的经筵官。
其实王广渊也没什么严重劣迹，只是他长袖善舞的手段、平步青云的履历，使得他在正派士大夫的心目中，成了声名狼藉的投机分子、心术不正的小人。但神宗自幼便与王广渊相识，视他如家人，现在司马光要求将他贬到偏远地方当一名地位卑下的监当官，神宗自然不愿意听从。
见皇帝没什么反应，司马光又上第二道札子：“臣近曾上言，直龙图阁兼侍读王广渊，倾巧奸邪，乞尽夺去职名，除一远地监当差遣，至今未闻指挥。臣窃闻，广渊所为，布闻海内。陛下昔在宫邸，岂不备知，何假微臣更有详述？……伏望陛下依臣前奏，其王广渊早赐黜逐。”
王广渊闻知自己被御史中丞弹劾，也上书请辞侍读学士，乞放外郡。神宗不得已，只好在六月十四日下诏，让王广渊离开朝廷。但他也没有如司马光所请，“除一远地监当差遣”，而是保留直龙图阁兼侍读学士的职衔，出知齐州（次年改任京东转运使）。离京前，王广渊来向神宗辞行，神宗很是不舍，“哀恸久之，卫士皆感泣”。显然，神宗一家与王广渊已经结下了深厚感情。
然而，天子无私情。司马光不满神宗如此眷顾私人，又上第三道札子：“近闻广渊带职知齐州，仍赐章服。如此乃是赏之，非黜之也。……陛下使广渊出补外官，必已知奸邪之迹也。今又复以职名章服宠之，是劝人使效广渊所为也。臣窃恐非国家之福。伏望圣断依臣前奏，尽夺去广渊职名并比来章服，与远地监当，使赏善罚恶，皦然明白。”但神宗不听。
逐走王广渊之后，司马光又将矛头对准神宗皇帝的另一名亲信——勾当御药院高居简。
御药院是皇帝的御用医药机构，设勾当官四人，以入内内侍充任，“掌制药以进御”，皇帝“馈进膳羞、祭祀朝会、燕飨行幸，则扶侍左右”。
同时，御药院还负责替皇帝接收奏章、传达旨意、监督学士院起草重大文件，等等。可以说，宋朝御药院勾当官相当于皇帝的生活秘书兼机要秘书，权势颇重。为防止出现汉唐时期宦官擅权乱政的情况，宋朝形成一项惯例：御药院勾当官任职达到一定年限、职称达到一定级别之后，必须迁外官，调离京师。
可是，神宗即位后，却让高居简等四人继续勾当御药院。天章阁待制孙思恭率先提出异议，神宗说：“居简有功。”
孙思恭回去一打听，原来昔日英宗病重之时，大臣请立太子，高居简立即将消息报告了当时还是颍王的赵顼；英宗驾崩，也是高居简以皇太子之命急召执政大臣入内，并准备好一件黄袍亲手披在皇太子身上。所以神宗才说“居简有功”。
孙思恭了解了缘由后，上疏说：“陛下，先帝之嫡长子，当为嗣者，非陛下而谁？居简当先帝大渐之时，已怀贰心，私自结纳；又矫称太子之命召两府，以累陛下孝德。此皆当诛之罪，奈何反以为功？”但神宗不听。
这个时候，司马光站出来了——七月初二，他上了第一道要求斥逐高居简的札子：“陛下即位之初，内臣以覃恩迁官者，尽补外职，独留御药院四人，天下首以此一事讥陛下之失。况居简于众人之中，最为狡猾。陛下特加宠信，待以腹心，人皆指目，大玷圣德。臣职在纠绳，不敢不言。伏望遵祖宗旧典，应勾当御药院官至崇班以上者，尽授以向外差遣。其高居简，乞远加窜逐，以解天下之惑。”
但神宗并没有采纳司马光之言。于是，司马光上第二道论高居简的札子，引经据典、苦口婆心地劝告神宗：“自古圣帝明王，虽左右小臣，未尝不谨择端良之人，以自防逸豫之生。况陛下嗣膺宝命，圣德惟新，善恶兴衰，于此乎分。而使谗佞如居简者，旦夕常在左右，又宠而信之，此乃异日祸乱之根，腹心之疾也。臣职在去邪，不敢不再三上言。”
不久，司马光又上第三、第四道札子，诘问神宗：“方今内侍之臣，小心谨慎可以备陛下左右使令者，何可胜数？陛下足以择而用之，何必违祖宗旧典，负天下讥谤，独保护居简坚如金石？臣窃惑之。”
但神宗还是将他的札子留中不发。七月初六，司马光请对延和殿，当面要求神宗逐走高居简。神宗说：“祔庙毕自当去。”意思是，等举办完英宗皇帝神主升祔太庙仪式之后，再让高居简走人。但司马光说：“闺闼小臣，何系山陵先后！彼知当去而置肘腋，尤非所宜。”并要求皇帝将他弹劾高居简的札子发给枢密院（宋时，宦官之升迁贬谪由枢密院管辖）。神宗只好同意。
次日，司马光再次请对延和殿，并呈上措辞更加激烈的第五道札子：“臣闻邪正不可同朝，犹冰炭不可同器。陛下不知臣不肖，使待罪御史中丞。臣四次上言勾当御药院高居简工谗善佞，不宜宠信，置于左右。所言无取，不蒙省录。臣实无颜尚居风宪。若陛下以臣为拙直，则居简为奸邪；若以居简为忠良，则臣为谗慝。臣与居简势难两留。”表明与高居简势难并立，不是他走，就是我走。
当日神宗正在延和殿与枢密院长官议事，见了司马光的札子，神宗问枢密副使吕公弼对此事有什么看法。
吕公弼说：“光今日必决去就。”
此时，司马光已经站在殿门口。神宗指着司马光说：“已来矣。”
吕公弼说：“陛下欲留居简，必逐光；欲留光，必逐居简。居简内臣，光中丞，愿择其重者。”
神宗问：“今当如何？”
吕公弼说：“罢其御药，优迁一官可矣。”
等司马光上殿，神宗依吕公弼之言，告诉司马光：“居简已出矣。”司马光果然不复争。当日，枢密院发布诏令：“高居简为供备库使，罢御药院。”
随后，神宗又任命另一名宦官王中正接替高居简，出任御药院勾当官。但司马光对这个王中正意见更大，七月二十七日，他再进札子，称“王中正素闻奸猾，颇好招权，今处之要职，是去一居简，得一居简也”，希望皇帝“别择内供奉以下朴直廉谨者，使勾当御药院”。
但神宗没有理他。
司马光紧接着上第二道论王中正的札子，列举王中正弄权的不法事情：“近闻王中正差往陕西勾当公事，有知泾州刘涣等曲加谄奉，鄜延路钤辖吴舜臣违失其意，俄而迁涣镇宁留后、知恩州，舜臣降华州钤辖，众人皆言中正所为，审或如是，中正弄权，已有明验。”
神宗见了札子，发手札问司马光：“王中正事得之于何人？”
司马光回答：“此事臣得之于宾客，前后非止一人，诚恐玷累公朝，所以有此论述。中正有无此事，惟陛下可以知之。臣在阙门之外，何由知其虚实？若其果有此事，陛下得以为戒；若其无有，臣敢避妄言之罪。”实际上，司马光的信息得自同僚孙永，但他以“风闻奏事”为由，拒绝向神宗透露信源。
神宗又向司马光解释说：“舜臣本隶温成阁，先帝常言其不才，昨阅边臣姓名，舜臣在其中，朕自黜之，非缘中正也。”王中正也得以继续留任御药院勾当官。
转眼到了九月。治平四年九月是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英宗已入葬巩县永厚陵，神主升祔太庙，意味着大行皇帝的葬礼完毕，英宗时代正式落幕。按宋朝惯例，山陵礼毕，宰相通常要上表辞职。首相兼山陵使韩琦自巩县还朝，即上章乞罢相。神宗没有同意，并批示诸处不要接受韩琦的辞呈。但韩琦去意已决，自此不复入中书视事。
神宗夜召翰林学士承旨张方平入宫，询问是否可以批准韩琦的辞职。神宗说：“琦志不可夺矣！”张方平便建议“以两镇节钺，且虚府以示复用”。神宗依言，赐手札给韩琦：“今许卿暂临藩服，且虚上宰之位以待卿还。”韩琦奏谢：“宰辅之任，朝有定制，老臣无状，不当虚位待之。愿亟进良弼，以光新政。”
九月廿六日，神宗批准韩琦罢相，出判相州。当日，韩琦入对，神宗说：“侍中必欲去，今日已降制（批准韩琦辞职的制书已经自内廷发出）矣。”说完，忍不住潸然泪下。韩琦亦感泣。
同日，陈升之罢枢密副使，出知越州，枢密副使之位由韩绛、邵亢接替；吴奎亦罢参知政事，出知青州，空出来的参知政事职位由张方平与赵抃接任。赵抃以前当过御史，“弹劾不避权幸”，人称“铁面御史”，他主政成都时，“蜀民大悦”，拜参知政事可谓众望所归。
张方平文学才情出众，财政经验丰富，资历亦深，神宗对他很是赏识，一直想将他提拔进两府，所以吴奎既罢，即擢张方平为参知政事。
但司马光又有意见了。九月廿七日，他入对延和殿，对神宗说：张方平“文章之外，更无所长，奸邪贪猥”，实不宜处两府要地。
神宗问他：“有何实状？”你说张方平奸邪贪猥，有什么证据吗？
司马光说：“言之但皆在赦前。”言官对张方平的弹劾，都发生在神宗即位之前。司马光说的是宋仁宗嘉祐四年的一桩旧事：开封府在审理一起民事诉案时，意外发现时任三司使张方平“乘势贱买所监临富民邸舍”，御史中丞包拯遂严厉弹劾张方平“无廉耻，不可处大位”，迫使张方平辞职。
宋朝的参知政事、枢密副使，“多从三司使、翰林学士、知开封府、御史中丞进拜，俗呼为‘四入头’”，而张方平在仁宗朝时已历任“四入头”，若非有“奸邪贪猥”之名，早应该进入两府执政了。
神宗打断司马光的话：“朝廷每有除拜，众言辄纷纷，非朝廷好事。”
司马光说：“此乃朝廷好事也。知人，帝尧难之，况陛下新即位，万一用一奸邪，若台谏循默不言，陛下从何知之？此非为好事也。”
神宗又说：“吴奎附宰相否？”
司马光说：“不知也。”
神宗又问：“奎有罪否？”
司马光说：“但士论与奎，而不与陶。”士大夫多支持吴奎。
神宗再问：“结宰相与结人主孰为贤？”
司马光说：“结宰相为奸邪，然希意迎合，观人主趋而顺之者亦奸邪也。”
延和殿对话次日，司马光便被免去御史中丞，复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接任御史中丞的是谏议大夫滕甫。神宗本来打算让王安石补御史中丞，但新任参知政事张方平与赵抃均极力反对：“御史中丞秉国宪度，安石以经术为名，自处高，难居绳检之地。”
神宗只好作罢，改任滕甫。
不过，司马光的任免诰命却被通进银台司驳还。宋朝在元丰改制之前，由通进银台司领受天下奏状、案牍，并看读、点检、发放敕命，借着这一职责，通进银台司发展出一项非常重要的权力：封驳诏命。若通进银台司的长官认为一道诏命不合理，可以拒绝发放，封还君主。治平四年的通进银台司长官是吕公著，他不同意司马光罢御史中丞，便封驳了诰命。
司马光本人也上札子，拒绝接受侍读学士的美职：“今所言之事，尚未蒙施行，寻闻除臣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若臣所言果是，则方平当罢政事；若其非是，则臣为谮毁忠贤，亦当远贬。今两无所问，而臣复迁翰林，仍加美职。臣诚愚懵，未晓所谓。”
神宗只好给司马光发手诏：“适得卿奏，换卿禁林（学士院），复兼劝讲。傥谓因前日论奏张方平不当，故有是命，非朕本意也。朕以卿经术行义为世所推，今将开延英之席，得卿朝夕讨论，敷陈治道，以箴遗阙，故命进读《资治通鉴》，此朕之意。吕公著所以封还者，盖不知此意耳！”跟司马光解释说：这次将他调回学士院兼任经筵官，与他论列张方平一事没有关系，而是因为延英殿经筵即将开讲，期待司马光进读《资治通鉴》。
神宗还命内侍将司马光诰命直接发至閤门司，让司马光受诰，亦即绕过通进银台司的看读、点检程序。
司马光向神宗提了一个小小的条件：“臣尚有私恳，须当面陈。欲望圣恩先许上殿敷奏，禀取圣旨，然后退受敕告，不胜死生幸甚！”进对时，司马光说：“臣愚暗不达圣旨，又恐累吕公著。”原来司马光担心吕公著受他连累，不过神宗的回答让他放了心：“公著方正，朕使之掌银台，固虑诏令有失，欲其封驳耳，奈何罪之？”司马光这才接受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的任命。
十余日前，御史台的大门“无故自坏”，时人回想起这一幕，恍然大悟：哦，原来那是司马中丞离开御史台的预兆。
为让司马光专心著述、进读《资治通鉴》，神宗又下诏：司马光免撰写翰林学士本职文章，每五日入值一次学士院。并赐司马光“颍邸旧书二千四百二卷”，作为编纂《资治通鉴》的文献参考。应该说，神宗对司马光还是十分眷顾的。
但司马光罢御史中丞尚有余波——知通进银台司吕公著又上疏，对神宗提出抗议：“近臣为降司马光等告敕以为不便，遂具封驳。窃知已直降付閤门，朝廷既以臣言不当，当显然黜责。其所降敕告，亦须经本司，盖臣虽可罪而此职终不废。若以臣一言不当，遂使今后封驳之司不能复举正其职，则是祖宗法度由臣而坏。”
神宗批复说：“奏可。一两日求对来，当谕朕意，以释卿惑。”
等吕公著入对时，神宗向他解释：“朕以司马光道德学问，欲常在左右，非以其言事也。”不过，吕公著坚持辞去知通进银台司之职，以表示对司马光诰命直付閤门的程序不当负责。所以，吕公著亦复任翰林学士兼侍读。
在此之前，九月廿三日，神宗已召知江宁府王安石赴阙，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王安石举荐钱公辅代己，未获同意，遂不复推辞。但他也没有马上赴阙，而是回了一趟老家临川省亲，次年春才自江宁府进京。大约次年夏，韩维也拜翰林学士。
司马光、吕公著、王安石、韩维，昔日的“嘉祐四友”，即将在京师学士院共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