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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物理学、心理学还是生物学，亚里士多德的观点在许多学科中都颇具权威性。综观整个中世纪，多数人只简单称他为“哲学家”，而意大利诗人但丁赞誉他为“知识大师”。亚里士多德对托马斯·阿奎纳及阿威罗伊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亚里士多德从哲学及科学角度，严谨且不懈地探究万物，其思想在过去的两千年影响甚远。他建立的系统是非常理性的，他用左脑思维来看待事物的方式，正是西方文化的精髓。
人们经常把哲学分为柏拉图学派和亚里士多德学派。柏拉图相信我们在物质世界感知的万物，都是潜在的形而上的现实，“真理”存于表象世界背后，甚至超越表象的存在。而他的学生亚里士多德则是脚踏实地的哲学家，对我们能看到的世界更感兴趣，他跟随柏拉图学习了20年。亚里士多德认为我们对世界的了解必然通过人类的感官，他严谨且善于分析的头脑，将事物分解为各个组成部分，包括看似模糊不清的元素，如幸福、美德。
《尼各马可伦理学》（献给他的儿子尼各马可）是亚里士多德对伦理学最清晰的阐述，虽然现在他的科学研究更能引起学者们的兴趣，但《尼各马可伦理学》颇具影响力，它为人们提供了美好生活的建议，至今仍被广泛讨论及应用。亚里士多德提出最高的善（eudaimonia，广义为“幸福”），塑造了当代积极心理学。虽然这本书是由演讲稿编撰而成，内容有些不完整且未经润色，但阅读起来并不困难。
对于形式，柏拉图指的是在事物之下的真实，而亚里士多德指的是秩序和结构。要了解一个物体是什么（是一张椅子还是一个人），必须知道它的功能，例如，我们不会理解船只是一片片木板组成的物体，而是知道它可以载我们渡河。亚里士多德的“目的因”是指自然界的一切都是有目的的，一棵树或一个人都被设定以某种方式成长，并利用本身的条件达到目的。
那么，人类的功能是什么？我们应该不只是生长，否则就和树没什么两样了。我们也不应该只有视觉、听觉或嗅觉，这和一匹马或一头牛也没什么不同。亚里士多德说，理性行动的能力，就是人类的独特性。事物本质源于它是如何被创造的，而人类天生独特的能力，就是组织思想和行为的能力，这在自然界中是独一无二的。人不断修习的美德，以及过往做出的选择，就是他们最终的样貌。人若能按照最崇高的道德标准建构人生，就能成为伟大的人。
我们并不是把人看成数十亿细胞的集合体来断定人的身份，而是通过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他们一生打磨的美德、艺术或技艺，领会人的本质或功能。亚里士多德说，一名长笛手庄重地演奏长笛，一名雕刻家以绝佳的技艺雕刻，这就是在成为很好的人，因为成功取决于个体功能的实现。
亚里士多德伦理学的出发点是幸福，因为他相信人是理性的生物，会做出对的选择引领他们走向最高的善。最高的善经常被译为“幸福”，但它也可以被译为“做对的事”“成功”“尽力做到最好”。
作为有理性的人，我们最大的幸福就是能理性地选择。从长远来看，我们要找出“什么是对我们最好的”，而幸福只是一种附加品。纯粹快乐的生活，将剥夺我们追求理性、有目标的行为，不会让我们得到真正的幸福。最崇高的路径是给予真正的快乐（而非短暂的快乐）。举例来说，阅读爱情或惊悚小说只能带来短暂的快乐，无法给我们带来深远的意义和满足，不能像阅读俄国小说家托尔斯泰的作品那样带来意义感和满足感。
大多数人单纯追求生活的满足感，但亚里士多德认为这样无异于“食草动物”。要拥有“完整的人生”，我们必须把行动与美德结合起来，持续地改进自己、发展技能，真正的幸福是长期的自身与目标的结合。“一只燕子不能带来春天，一天也不行。”亚里士多德说，“同样，仅仅一天或短暂的时间也不能让我们获得幸福或快乐。”他形容时间是“探索的好伙伴”，时间会让我们和世界的本质显露出来。
亚里士多德说，友谊也是完整生命的一部分，因为友谊可以推动辩论和思考，通过辩论和建设性的行动，我们能帮助朋友实现目标，提升我们的理性素质和特质，自然而然地就能让我们快乐。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我们居住的社群或城市，通过我们努力使其变好就能强化我们的特质，因而提升幸福。
最后，亚里士多德将学习视为幸福最重要的来源之一，通过学习能完整地表达我们的理性本质，了解哲学及科学真理的同时，将它们融入知识中，这个过程能帮助我们达到做人的最高境界。
令人开心的是亚里士多德对幸福的结论，他认为幸福并不是由命运或上帝预先决定，而是通过后天的工作、应用或学习，有意识地实践积极生活获得了幸福。他说：“我们因盖房子而成为建筑师，因弹竖琴而成为竖琴手。同样，我们因为正义的言行而变得正义，因为节制行为而变得节制，因为勇敢行为而变得勇敢。”换句话说，我们因为某些习惯而成为成功的人。
我们不该根据一个人生活中的起伏断定他的一生，而应该看他们的发展以及表达的美德，这才是真正衡量成功的标准。一个成功且快乐的人会持续培养美德，不会受命运无常的影响，而我们追求的正是这种稳定、高尚、宽宏的态度。亚里士多德说：“与美德结合的行动是掌握幸福的关键。”
柏拉图认为，仅仅欣赏美德就足以使人成为道德高尚的人。但亚里士多德认为，美好的人生必须由行动表达美德，“就像奥林匹克奖，不是颁给最好和最强壮的人，而是颁给参赛者，只有参赛者才有可能成为赢家。人生也是如此，在众多善良、优秀的人中，只有行为正确的人才是赢家。”
亚里士多德区分出自愿行为和非自愿行为，年幼的孩子和动物可以采取自愿行为，但不是真正的决定，因为决定关系到重要的推理或思考能力，成年人才有思考或决策的能力，将这些能力应用在好的地方（例如要求自己克制欲望）就能让我们有自觉，即身为理性动物应该专注于创造有价值的事物。我们可以有期望，但要达成期望必须做出决定，付诸具体的行动。同样，我们可以相信一些已知事物，但形成性格的却是行动。亚里士多德说，一个“无法自制”的人会为了欲望或短暂的快乐而行动，一个“懂得自制”的人则相反，他们以决定来行动，而非欲望。
亚里士多德对行动与生产进行了有趣的区分。生产的终点是产出物品，对我们自身以外的物品，生产必须使用技艺，或有技巧的操作。但好的行动就是它的终点，不需要其他特别的结果。生产技艺会影响产品的优劣，而行动则取决于品质，能让人变得好或坏，因此行动是纯粹且高尚的。
虽然亚里士多德关于行动和生产之间差异的观点，是由他社会中的崇高地位所形成的，但这个观点具有当代意义。如汉娜·阿伦特在《人的境况》中指出，将自己视为“生产者”及“消费者”是非常现代的思维。然而，我们并不是为了生产而存在，是为了对社群和社会有贡献，这就是为什么《尼各马可伦理学》看似谈论个人美德，实际上有许多章节谈论友谊及公民责任。
总评
如今，各国政府开始关心“国民幸福指数”，而不再只看经济产值。因为国家顾问们看到了亚里士多德对美好生活和幸福的想法，如果落实在政策上，才可能为多数人创造最大的幸福，这是崇高的行动。另外，我们必须仔细考虑，如何为每个人制定不同的幸福指南，就像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每个人通向美好生活的进程不同，因为个体会在不同时间段发挥独特的潜能。我们不应将幸福作为追寻的目标，我们的挑战是追求对我们最有意义的人生，实现这个目标，幸福才会随之而来。
《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提到钱、身份地位、家庭等外在因素也是达到幸福的重要贡献，亚里士多德常因此受到批评。但是，他对有意义的生活的关注告诉我们，一个人并不需要拥有这些因素才对生活感到满足或兴奋。如果我们觉得是在践行自己的最高职能，那就能轻松获得快乐。
亚里士多德出生于公元前384年，父亲是马其顿国王的医生。他18岁开始在雅典的柏拉图学园读书，直到公元前347年柏拉图去世后才离开。他曾到土耳其、希腊的列斯伏斯岛旅行，并四处演说，内容涵盖海洋生物学、动物学、地理学、地质学。亚里士多德与他的资助人赫梅厄斯十分要好，娶了赫梅厄斯的侄女皮西亚斯，另与其继室赫皮利斯育有一子，名为尼各马可。
亚里士多德生活于腓力二世及其子亚历山大大帝统治的马其顿王国，当时马其顿王国势力强大，征服了希腊的许多城市及波斯王国。亚里士多德担任亚历山大大帝的老师，直到亚历山大统治的最后几年，他一直是亚历山大非常倚重的顾问。后来，因不受欢迎的马其顿血统迫使亚里士多德离开雅典，他在希腊埃维亚岛逝世，享年63岁。
亚里士多德三分之二的著作都已遗失，但现存的文稿涵盖的主题非常广，可以说明他是当时最博学多闻的人。最知名的著作包括《形而上学》、谈论逻辑的《解释篇》，以及《灵魂论及其他》《修辞学》《大伦理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