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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里米·边沁对19世纪的英国颇有影响力，他在19世纪20年代才出名，当时已经到了晚年。我们会把边沁与工业革命联系在一起，包括救济贫苦、建立伦敦下水道、扩展投票权，以及创办学校、救济院、监狱（著名的圆形监狱）。他的著作都在早期完成，例如1789年发表的《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这本书也是一部谈论刑法改革及民法和宪法的实用原则的多卷著作（但没有完成）的序曲。
大多数人都听过边沁的功利原则，也被称为“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但很少有人读过《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边沁承认他的大部分著作都相当枯燥，但他辩解是因为“形成政治及道德科学基础的真理，只有通过像数学一样严谨的调查才能发现”。边沁认为功利原则相当于数学原理，他希望给人准确零失误的逻辑感觉，但这并没有给艺术的繁荣发展留下太多的空间。不管怎样，这本书确实非常吸引人。
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小时候经常去边沁家玩，被培养为边沁功利主义的接班人。1863年穆勒的《功利主义》问世，他发展和完善了边沁的思想，提出较为易懂的功利主义。在哲学史上，穆勒的思想被认为具有更重要的意义，但没有边沁，很难想象穆勒如何取得这般成就。
边沁讨论了许多用来指导立法者的原则，却又否定了这些原则。他说，如果功利原则是对的，它就永远是正确的，就只能以效益标准衡量，其他指导原则都是错的。
禁欲主义就是其中一项指导原则，但只在修道院实行，从来没被政府作为实际原则发挥作用。这也是有原因的，大多数人都是自私的，他们受欲望掌控而非节制欲望。边沁不是无神论者，他很清楚政治中没有宗教的位置，了解神圣旨意是完全主观的，因此不可避免会有不足。通过功利原则，我们就能清楚地知道什么是对所有人有益的，从而在行动中看到神圣旨意。如果不是为大多数人增加幸福，那么上帝想要什么？
另一个指导原则是“同情和厌恶”：人们以个人喜好来行动或评判某事。这是一个反原则，因为它没有像功利原则那样建立在普遍原则之上，只是个人意愿而已。边沁说“对与错”的原则看起来更庄重，其实只是喜欢或不喜欢的延伸，政府的政策通常只表达了政府成员的个人喜好，没有效益概念，也没有为大多数人的利益考虑。
政府可能以世俗的“道德感”作为他们行为的借口，掩盖他们的非理性。刑事审判不是基于理性效益，不考虑什么是对罪犯或社会最好的措施，而是基于人们的道德偏见，即哪些罪是人们最痛恨的。边沁说：“以严重性而言，同情和厌恶原则最容易犯错。”当群体厌恶特定行为，就想要过度地惩罚行为者，远超犯罪实际的负面影响，这种惩罚会产生连锁的负面后果。然而，“建立社会个体的幸福，即他们快乐和安全感的来源，也是立法者必须要考虑的目的，也是唯一的目的”。立法者必须维持的平衡是，在损害他人幸福的各种行为中，尽可能地提供最大的自由度（穆勒《论自由》中有详细讨论）。
边沁说，虽然人们说不支持效益原则，但他们却运用在生活中，比如规划行动、下一步要做什么、评断他人行为。基本上我们就是寻找幸福的机器，我们根据别人增加或减少我们自身幸福来评判他们，边沁与亚当·斯密都认为人类的本质是自私的。那么在边沁心中，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呢？
边沁写这本书的目的是“以理性和法律之手建构幸福”，换句话说，通过立法来为人类谋求幸福，这或许是“乌托邦”式的计划，他表示效益原则是国家理性活动的唯一原则。这是激进的想法，因为英国的立法系统奠基于普通法系（先例）。边沁呼吁“拿出理性判断，而非由习惯领导”，可以适时地恢复并塑造法律思维。但“以达到最大多数人最高利益的目标”作为立法依据的想法，在实践中不太可能出现。
在边沁宏大的计划中，历史等文本都不能作为制定法律的基础，万一某个文本被视为权威，很容易被其他文本推翻，只有理性（更明确地说，是功利原则）才能作为政策和法律的基础。事实上，边沁观察到，如果他们的目标受人们喜爱，那么功利原则就会在各个机构或法律中运行，即使他们并不总是喜欢它。
边沁提出了12种痛苦和14种快乐，对每个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分析，包括不同的强度、持续时间、范围，这让立法者甚至每个人，都能以此判断任何行为带来的幸福或不幸福感。虽然这样的方法似乎有些机械化，但对边沁来说，这是制定新法律至关重要的基础，这样社会中就不会有特定团体为了自己的利益滥用法律。边沁的目标是，“在法学的荒野中开辟一条新路”，让法律变得透明，而不是让某些人凌驾于其他人之上。在一个世袭特权的国家里，这无疑是重大的举措。虽然这些观点颇具逻辑，但边沁的思想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在英国生根发芽。边沁在法国名声大噪，革命人士将他视为伟人，他还被授予“法兰西荣誉公民”的称号。
总评
边沁并不热衷于“自然权利”的概念，但他认为至少每个人都有权利受到保护，不受人身伤害，而犯法行为会取消或减少个人的幸福权利。
边沁的格言是“每个人都很重要，没有哪个人优于另一个”，这正是功利主义的概述，当时边沁将这个原则应用于所有人，是时代的先驱。他在《道德与立法原理导论》中主张，权利应取决于理性能力，而非受苦能力。这种区分也成为当代动物权利运动的基础，最知名的是哲学家彼得·辛格于1975年出版的《动物解放》。辛格是当代功利主义者，他提出了行为测验，包括我们吃什么、如何花钱、如何避免痛苦（不管是人类或动物），以及这些行为是否增加生命的活力与幸福。
功利主义的批评者说，这违背了直觉或人类本能，例如心理学研究显示，我们并不会计算我们的行动给多少人带来好处，而是关注行动是否给予我们正向情绪反馈。从数百万年的社会关系到自我保护欲望形成的偏见根植于我们体内，不像看似枯燥的哲学原则那么容易克服。确实，功利主义似乎以冷漠且算计的方式看待生命和社会组织，边沁自己也承认这点，这就是为什么他更喜欢“最大幸福原则”这个定义。他充满热情地坚定自己的信念：一个公平、文明的社会是我们最大的期望。
纯粹从个人角度提出疑问：“如何才能以最好且延续到未来的方式惠及最大多数人？”这无疑可以贴近生命及各种好的决定。边沁假设多数人都是自私的，但所有宗教以及伦理学都证实了培养反向思考的好处：事实上，首先想到他人的利益，才是为自己带来幸福的方式。
1748年，边沁出生于伦敦，祖父和父亲都是律师，12岁前就读西敏中学，后来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法律，但未成为律师。相反，他追求自己的兴趣，也因得到一笔遗产让他可以无后顾之忧持续写作与研究。
边沁大量地写作，他的著作至今仍在流传。“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南美洲革命家西蒙·玻利瓦尔、英国政治经济学者亚当·斯密、法国革命家米拉波经常与他通信。边沁支持将同性恋视为私人权利而非犯罪，反对奴隶制度，支持女性平等和离婚的权利，也是开放政府的推动者。“没有公开（完整揭露）就没有公正。”这是边沁在推动刑法改革时所写。他花了数年时间发展“圆形监狱”理论，尽管他身处的国家从来没有落实。
1797年，边沁与商人帕特里克·科尔奎霍在伦敦泰晤士河发起反对盗窃商船及腐败运动，促成建立河畔警察队。1823年，他创办了《威斯敏斯特评论报》，3年后协助创办伦敦大学，也就是后来的伦敦大学学院，该校的宗旨是“不论贫富、宗教信仰，为所有人开放”（与当时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相反）。
1808年，哲学家詹姆斯·穆勒（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之父）与边沁会面，两人和一些朋友在萨默塞特的福德修道院共度整个夏天。1832年边沁逝世，根据他的遗愿，他的遗体保存下来并在伦敦大学学院展出，至今仍可以看到。
其他著作如1776年《政府片论》、1787年《为高利贷辩护》、1787年《圆形监狱》、1817年《国会改革问答》、1828年《司法证据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