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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鲍德里亚于2007年逝世，至今我们仍在学习、吸收他的思想，并持续解读其精髓。他是后现代最有代表性的学者，严格来说他是一位社会学家，他在巴黎第十大学社会学系工作了20年。鲍德里亚的职业生涯经历了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以及他所谓以媒体为中心的资本主义“超现实”秩序。
鲍德里亚的思想为传统西方哲学带来巨大、颠覆性的改变，传统的西方哲学关注自我、自由意志、知识，甚至是存在主义者对“真实”生活的观念。相反，鲍德里亚认为每个个体都是一团谜，人作为一个单位身处于某处，反映了世界中发生的所有事，他们唯一的目标是消耗能量。在这个新的宇宙中，只有某些能无止境复制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单一、无法分享的事物并不存在。
《拟仿物与拟像》让鲍德里亚声名远扬，不再只有法国人认识他，这并不令人意外。尽管他列举的文化和政治的事例都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对大多数读者来说，那些例子更容易让人理解他的思想。
作家豪·路·博尔赫斯的一部小说中提到一个地图制图者的故事，他制作精确、全面的地图，涵盖整个王国领土。虽然这是个好故事，但鲍德里亚认为在现代社会，这种职业似乎相当古怪，真正重要的只是地图，我们不曾试图用这种抽象概念帮助我们得到真实——它就是真实。“但这不再是地图或领土的问题。”鲍德里亚说。模型和符号构造着经验结构，并消灭了模型与真实之间的差别，人们以前对真实的体验以及真实的基础均已消失。
因此，地图的魅力源于我们不将它定义为真实的展现。如今我们做出这样的让步，尽可能让“真实”符合抽象概念，不再活在二元论世界：存在及表象、真实及概念。“真实”的事物可以无止境地从电脑程序中产出，然而最让人不安的是，新的真实不再参考真理的理性基础。
这不再是模仿的问题，也不是复制甚至拙劣模仿的问题。这是一种替代，是为了真实而得到的真实信号。
鲍德里亚将这个新世界称为“超现实”，它最有趣的特点之一，就是排除需要虚构的部分，因为真实与想象之间没有差别。我们共存的世界是一个“巨大的拟像”（模拟物或相似物），“从未与真实交换，而是在一个没有参考路线的圆周中，不间断地与自身交换”。
纸币理论上可以换取金银，实际上很少被兑换，尽管这不是鲍德里亚的比喻，却有助于思考。换言之，纸币就是金钱，而不是象征金钱的某物，事实上它只是一张纸，但这一点并不重要。
对鲍德里亚来说，历史的转折点在于我们开始接受世界指向真理或意识形态的信息，而不愿意改变的世界仍有鼓励守旧的惯性。他说在拟像与拟仿的时代，“不再由上帝辨明你是谁，也不再有分辨真假的最后审判”。
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怀旧情绪就会悄悄出现，表面上有一种对“真理”和“真实”的渴望。当万物变得抽象，“真实”的价值就会上升，但这真的是我们想要的真实吗？或者只是真实的信息？只要我们在拟像与拟仿的世界中，就很难走出来，我们几乎不知道它与现实的差别。
鲍德里亚说，我们就像塔萨代族人。20世纪70年代深入雨林的人种学者发现了仍处于石器时代的原始人，为了避免灭绝，他们移居至难以抵达的原始森林。设立生活博物馆的目的就是保留“真实性”，让他们以传统的方式活着，封闭本身就是最好的拟仿行为。同样，西方科学家花了许多金钱保存埃及木乃伊，不是说古埃及文明对我们有多重要，而是因为它们都是见证者，这些古老的东西确实有特别意义：“如果我们无法以清晰的观点积累过去，整个累积的文化将会瓦解。”这样的“博物馆化”是文化的标志，这种文化厌恶秘密，希望通过仔细审视与分类“拥有”更多的文化，它们就像真实的符号，对我们来说具有特别的意义，最后又被我们以别的方式取代。
鲍德里亚认为迪士尼乐园就是典型的拟像案例，因为它只是一个虚拟的世界，“只为了让我们相信，‘我们社会’以外的世界是真实的”。迪士尼乐园保留了真实与虚构分离的幻想，是一个让我们在虚构世界中幻想的存在。这个地方能帮助我们逃避一个事实，就是比它更大的美国本身，其实属于拟像领域。
鲍德里亚超越了典型的左翼和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不道德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是“荒谬、没有原则的企业”，资本主义及资本主义媒体专注于“经济”“经济指标”“需求”方面，仿佛这些就是社会的核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真与假、善与恶的理想差别”被摧毁，“只为了建立等值交换的激进法则”，在资本主义中，我们只是消费者。然而，为了企图保持我们是生活在充满活力的民主国家中的自由意志公民的幻想，资本主义制造危机以阻止我们看透资本主义的概念只是一个构想。
我们如今看到的政治力量、选举、关注总统动向等，其实只是一场骗局。越来越多的报道表明，传统行政权力已不复存在。相反，在整个体制中，权力就是疯狂围绕政治的媒体，企图掩盖真相，人们越来越讨厌政治，为了唤醒真实的感受，这种伪装只会日益严重。鲍德里亚说，美国总统肯尼迪暗杀案是近代西方最后一次真正意义上的政治死亡事件，肯尼迪和他的弟弟罗伯特·肯尼迪确实是拥有权力的人，因为有实权，所以必须离开。
然而，鲍德里亚也说，拟仿的时代不再需要真实的暗杀，只需拟仿暗杀，如美国水门案及总统尼克松辞职，都是当代政治终结的样本。你越是重要，“牺牲”的机会就越大。
1971年，一个电视节目组在美国加州的劳德家住了7个月，拍摄他们的日常生活。在两千万观众的注视下，这个家庭最终走向破碎，让人不禁想问，这个节目在其中扮演了多么重要的角色？制作人以“就像没有摄影机一样”为卖点，鲍德里亚形容它是一个“现实”的乌托邦，这当然是绝妙的伪装，当真实事物变得超真实时，能满足我们作为观众的快乐。
这个家庭非常典型（加州中上阶层的男主人、漂亮的家庭主妇、三个车库、几个孩子），之所以最终走向破碎，是因为超现实文化需要许多牺牲品。以现代观点来看，“因为天堂之火不再落于堕落的城市，摄影机的镜头就像激光一样，穿透活生生的现实而杀死它”。鲍德里亚提出疑问：真人秀电视节目究竟是“这个家庭的真相，还是节目的真相”？电视节目是劳德一家的真相，因为在一个基于拟像与拟仿的文化中，“这个节目是真的，这个节目渲染并呈现了真实”。
在对20世纪70年代电影的精彩分析中，鲍德里亚提出了真实事件与电影之间的联系。他说，1979年好莱坞电影《中国综合症》就是美国三哩岛核灾难的翻版，电影变得与真实事件一样重要，呈现比艺术表达更重要的信息，这是超现实世界对真实的暴力。
鲍德里亚指出，随着网络及社交媒体的兴起，评判人们的标准变成了他们在媒体传播中参与的程度。他说：“任何不接触媒体的人，都会与社会隔绝，甚至可以说不合群。”毫无疑问，信息的流动会增加意义，就像资本流动也被视为增加福利和幸福感的方式。《拟仿物与拟像》中有一句名言：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越来越多，而意义越来越少的世界。
他提出一个问题：“大众媒体是站在权力一方操纵大众，还是站在大众一方消除了意义？是对意义的暴力，还是迷惑了大众？”在旧秩序中，人们比较担心前者，事实上后者更令人不安。
广告通常被视为反映了实际事物及产品外观，但鲍德里亚认为，广告是我们文明的核心，它指向的商品没有价值，真正重要的是对商品故事、象征、意象的认同，因为这是我们想要去消费的重点。我们去购物，主要不是为了得到物品，而是为了让自己保持在超现实的范围中（这是一种颠覆性思维，并不是在消费这些象征及符号）。自由意志、理性个体的概念完全是一团谜，最好将人们视为完全或部分依赖于科技及消费文化的存在。
总评
鲍德里亚让人信服的论点是，我们居住的地方与“意识形态冲突”的后现代主义社会完全不同。他说，“9·11”恐怖袭击事件并不是“文明冲突”或伊斯兰极端组织对抗美国的案例，而是世界对全球化转变为超现实世界的反抗，这是可怕的最后一枪，为了对抗科技、媒体入侵我们所有的生活，包括价值体系。
哲学家花了数世纪的时间争论“主体”（我）及“客体”（世界）的相对分量，但鲍德里亚认为这种长时间的辩论，已变为无关紧要的议题，客体轻而易举就赢得了胜利。如今，一个人不再是自我的投射，更像一个消费、复制想法及画面的机器，出现于媒体、广告、政治之中。最令人不安的是，随着超现实的到来，现实的替代品就是鲍德里亚说的“完美的犯罪”，因为大多数人都没有意识到它确实发生过。
鲍德里亚1929年出生于法国兰斯，父母都是公务员，祖父母都是农民。他是家里第一个上大学的孩子。1986年他在巴黎第十大学任教，后来转至欧洲高等学院任教，直至2007年逝世。
鲍德里亚的第一本著作是1968年出版的《物体系》，这本书深受哲学家罗兰·巴特的影响。早期，鲍德里亚曾被认为是后马克思主义者。之后关于媒体的著作则参考了哲学家马歇尔·麦克卢汉的思想。《拟仿物与拟像》是以《黑客任务》为灵感，指出如果超现实被带入逻辑中，遍及生活各个方面，我们也许就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其他著作包括1970年《消费社会》、1972年《符号政治经济学批判》、1973年《生产之镜》、1983年《在沉默大多数的阴影里》、1986年《美国》、1987年《忘掉福柯》、1991年《海湾战争并没有发生》、1996年《完美的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