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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到宋朝，社会经济有充足的发展，但是国力却十分孱弱。在《看镜有感》一文中，鲁迅说：
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还不算弱，例如汉人的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驼鸟，则办法简直前无古人。
……不知道南宋比现今如何，但对外敌，却明明已经称臣，惟独在国内特多繁文缛节以及唠叨的碎话。正如倒霉人物，偏多忌讳一般，豁达闳大之风消歇净尽了。直到后来，都没有什么大变化。
鲁迅的看法相当有见地。和汉、唐比起来，宋王朝的统治体系日趋严密，明显缺乏开拓进取精神和“豁达闳大之风”。
宋王朝建立于唐末农民大起义和五代的分裂割据之后。前者使赫赫炎炎的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后者造成了持续五十余年的混乱，像走马灯似的变换出五个朝代、十个割据政权。官僚们今日臣晋，明日降汉，后日下拜于周，几乎不知道儒学长期标榜的“忠义”等伦理为何物。这种情况迫使宋朝统治者开国伊始就不得不认真地思考对策。太祖建隆二年（961），赵匡胤问他的宰相赵普：“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吾欲息天下之兵，为国家长久计，其道何如？”（《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怎样汲取唐末到五代这一段历史的经验，为宋王朝制订“长久”之计，这不仅是赵匡胤，也是宋代一切有远见的思想家所关心的。道学，可以说是对这个问题的一种回答。
宋王朝制定的国策是：防内重于防外。太宗赵匡义说：“外忧不过边事，皆可预防，奸邪共济为内患，深可惧也。”（《宋绶传》，《宋史》卷二九一）基于这样的认识，宋朝统治者对辽、西夏、金等王朝的诸多侵扰，长期采取妥协政策。景德元年（1004），宋真宗和辽订立澶渊之盟，答应每年向辽方输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徽宗宣和七年（1125），女真贵族乘灭辽余威，率军攻宋，包围北宋首都汴京（今河南开封）。第二年，金兵攻破汴京，俘虏太上皇徽宗和他的儿子钦宗。建炎元年（1127），徽宗第九子赵构在南京（今河南商丘南）即位，仓皇南逃，直到建炎四年（1130），才在杭州建立了偏安政权。绍兴九年（1139），秦桧代表赵构接受和议：宋向金称臣，年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宋王朝又是个残酷压迫、剥削农民的王朝。由于以“不抑兼并”为国策，官僚大地主阶级疯狂地占有土地，“千顷而不知止”。广大农民无地或少地，不断沦为“佃客”，被迫以收入的五成至八成向地主缴纳地租，忍受利息高达百分之二百至三百的高利贷剥削。此外，农民还要承担宋王朝的各种赋税，从事无偿的劳役，生活极为困苦。和王安石同时的青年诗人王令在《梦蝗》一诗中写道：一面是“一身万椽家”，一面则是“贫者无室庐”；一面是“一口千仓储”，一面则是“贱者饿无食”。这正是宋代社会贫富悬殊、贵贱迥别的生动写照。
残酷的压迫必然引发激烈的反抗。宋王朝建立不久，太宗淳化四年（993），川蜀地区就爆发以王小波、李顺为首的起义，把唐末农民战争中的“平均”要求发展为“均贫富”的口号。史载，王小波曾说：“吾疾贫富不均，吾为汝均之。”义军所至之处，没收地主和土豪的财富，除其家生活需用外，“一切调发”，分给贫苦人民。徽宗宣和二年（1120），东南地区又爆发以方腊为首的起义。誓师时，方腊慷慨陈词：天下国家本同一理。如果子弟们耕田纺织，终年劳苦，得不到一点粮食、布帛，却被父兄们掠夺一空，父兄们稍不如意，还要鞭笞酷虐子弟们。这种情况，至死不休。难道大家能甘心吗？起义群众轰雷似的回答：“安有此理！”起义后，方腊自称“圣公”，年号“永乐”，杀官吏，“劫富室”，焚烧官舍、学宫、僧院，并迅速攻克杭州。方腊起义十年后，湖湘地区又爆发了钟相、杨幺领导的起义。这次起义除了提倡经济上的“均贫富”外，政治上则要求“等贵贱”。钟相说：“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起义军把宋王朝的法律称为“邪法”，坚决打击地主、官吏，没收其财产以实现“均平”。起义得到了广大群众的热烈拥护，“人皆乐附而行之，以为天理当然”（《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三七）。和前代比起来，宋代的农民起义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迫于严重的民族和阶级矛盾，北宋中期，王安石曾经进行改革。在思想上，他认为世界的本源是“元气”，事物发展的规律是“新故相除”，主张“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在政治上，他主张抑制兼并，限制一部分大地主和大商人的特权，发展生产，“富国强兵”。王安石的改革虽然旨在维护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也强调“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不敢违背当时的统治思想，但是仍然遭到以司马光为首的旧党的反对，最终失败。
为了安定社会、调节矛盾、巩固统治，北宋王朝一面大力强化国家机器，建立了空前严密的中央集权制度，一面则对旧有的精神武器进行改铸，力图进一步加强儒学伦理对社会各阶层的教化力量。
隋唐时期，佛学曾经是重要的统治思想，但是，佛教“无父无君”，对传统的儒学伦理又有所破坏。中唐以后，由于僧侣地主和世俗地主矛盾的尖锐化，出于打击地方割据势力和加强中央集权的需要，韩愈提出道统说，力图以儒学代替佛学。但是，韩愈的弟子李翱在崇儒的同时，又吸收了佛学的某些部分。宋王朝建立后，这一趋势继续发展。赵匡胤当皇帝不久，就亲自为孔子作赞文，以示崇儒。同时，宋朝统治者也崇佛、崇道，提倡三教兼容与合流。真宗赵恒声称，佛教与孔孟“迹异而道同”，“三教之设，其旨一也”。这种情况，自然大大鼓励了思想家们去做援佛入儒或援道入儒的工作。仁宗时，周敦颐以儒学为主体，吸收佛、道思想，虚构了一个以“无极”为本原的宇宙生成体系，提倡“主静”“无欲”，宣扬“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万物各得其理然后和”，成为宋代道学的开山祖师。神宗时，周敦颐的弟子程颢和程颐站在旧党一边，攻击王安石变法“用贱陵贵，以邪妨正”（《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一〇），大骂“介甫之学”是“坏了后生学者”的“大患”。他们以孔、孟的继承人自居，大讲《论语》《孟子》和《礼记》中的《大学》《中庸》两篇，宣扬“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并且进一步吸收佛学，提出了一个以“理”为主要范畴的哲学体系。
在历史发展中，一切现实、合理的事物都会在一定的条件下丧失自己的必然性与合理性。在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加剧、行为失范日益严重的情况下，在一次又一次农民起义的冲击下，宋王朝要为既定社会秩序的“合理性”辩护，必然要根据新的形势做出新的论证，从而教育全体社会成员，规范其行为，以“理”为主要范畴的道学体系便产生和发展起来了。
这是一个需要儒学而又要改铸儒学的时代，最后，这个任务是由朱熹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