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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讲过一个故事：赵简子派王良为他的嬖臣奚驾车打猎，整天打不到一只禽兽。奚回来报告：“王良是天下最低劣的驾车人。”有人把奚的话告诉王良，王良要求再来一次。结果，一个早晨打了十只禽兽。奚回来报告说：“王良是天下最好的驾车人。”赵简子于是派王良专门为奚驾车，王良拒绝说：“我不为小人驾车。”孟子肯定了王良。他认为，按法度驾车，即使打不到禽兽也没有关系，不按法度驾车，即使打到的禽兽堆积如山，也不能干。
孟子这个故事讲的是义利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上，这是一场开始得很早而又绵延不断的争论。
孔、孟讲义，反对讲利。孔子说：“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战国时，各诸侯国纷纷变法，梁惠王曾经满腔热情地欢迎孟子，问他：“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梁惠王期望孟子能提出一些富国强兵的办法来，但是，孟子却迎头一盆凉水浇了过去，回答道：“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孟子·梁惠王》）与孔、孟相反，墨子、荀子、韩非等则不反对讲利。墨子提倡“兼相爱，交相利。”他说：“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墨子·兼爱中》）他认为，义不能和利分离。当有人和他谈到义时，他就诘问：“子之所谓义者，亦有力以劳人，有财以分人乎？”（《墨子·鲁问》）荀子认为，人不能没有义，也不能没有利，但义要占支配地位，他说：“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欲利，然而能使其欲利不克其好义也。”（《荀子·大略》）荀子的学生韩非则激烈地攻击孔、孟的仁义，指责其为“乱国之俗”（《韩非子·五蠹》），他赤裸裸地宣言，人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对自己有利。
义利之辨随着先秦百家争鸣时期的结束而沉寂，但是到了北宋却再度趋于激烈。神宗时，王安石锐意变法，他明确表示，要讲求“富强之术”（《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为国家“兴利除弊”。司马光则指责王安石“大讲财利之事”（《司马温公文集》卷七四）。苏轼在《上神宗皇帝书》中也说，一个国家的存亡，“在乎道德之深浅，而不在乎强与弱”（《苏东坡续集》卷十一）。程颢则在《论王霸疏》中称：尧、舜得“天理之正”，“本乎人情，出乎礼义”，实行的是“王道”；齐桓公、晋文公、管仲等假借仁义，实行的是“霸道”，是“仲尼之徒”所羞于提到的，因此不值得效法（《明道文集》卷一）。这样，哲学上的义利之辨就和政治上的王霸论争结合起来了。显然，朱熹、陈亮之间的辩论是先秦、北宋以来这一论争的继续。
朱熹强调义。他认为，古代圣贤治天下，一定把仁义放在首位，而不急于追求功利。他说：“古圣贤之言治，必以仁义为先，而不以功利为急。”（《送张仲隆序》，《文集》卷七五）在朱熹看来，讲仁讲义，那就万事合宜；讲功讲利，那就要亡人之国，自灭其身。因此，他反复颂扬董仲舒的“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说法，要人们正义明道，把体认儒学伦理，成圣成贤当作头等大事，而不要去牟利计功。他说：“不知自家一个身心都安顿未有下落，如何说功名事业！”（《朱子语类》卷一一六）关于王良打猎的那个故事，他完全同意孟子的评价，说是不能“但取其获禽之多，而不羞其诡遇之不出于正也”（《答陈同甫》，《文集》卷三六）。
陈亮则强调功利与“适用”，认为人才在使用中才可以见出能否，军力和财力在使用中才可以见出盈虚。他主张广泛地研究有关国计民生、拒敌御侮各方面的问题，批判当时信奉道学的儒生麻木不仁，处于“艰难变故”的严重民族危机中，却只知“议论之当正”，而不知“事功为何物”；只知“节义之当守”，而不知“形势之为何用”；其结果必将“尽废天下之实，百事不理”（《上孝宗皇帝第一书》，《陈亮集》卷一）。他愤慨地责问朱熹：如果什么事情都“担当”不起来，“开廓”不出去，仁义又在什么地方呢？（《又甲辰秋书》，《陈亮集》卷一一）关于王良打猎的那个故事，陈亮说：驾车有法度，发必命中，才能称为“君子之射”，哪有拉弓搭箭，瞄准目标却又甘心空手而返的人呢（《与朱元晦秘书》，《陈亮集》卷一一）？
与义利之辨相联系的是王霸之争。
朱熹认为：三代以上，尧、舜、禹等以“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所谓“密旨”相传授，只有天理，没有人欲，行的是仁、义之政，所以是“王道”；三代以下，不能谨守尧、舜、禹相传的“密旨”，立心之本全在功利，虽然也有成就，但尧、舜、周公、孔子之道不行，不是天理之正，因此是“霸道”。在他看来，历史是不断退化的，三代以下的中国史完全漆黑，尤其是汉、唐，“只是架漏牵补”，勉强度日，就像王良第二次打猎一样，“获禽”虽多，但车驾得不正，既不值得肯定，更不值得羡慕。（《答陈同甫》，《文集》卷三六）
否定三代以下的中国史，当然，许多对中国历史做出过贡献的人物也会被一概否定。朱熹说，管仲“心乃利欲之心，迹乃利欲之迹”（《答陈同甫》，《文集》卷三六），从动机到行为都不怎么样。汉高祖被斥为有“私意”，唐太宗被说成是“无一念之不出于人欲”（《文集》卷三六），魏徵被认为“全只是利”（《朱子语类》卷一三六）。在朱熹看来：三代之下的好人，只有一个诸葛孔明。你有“功”吗？但是，“天理人欲之分，则有毫厘必计，丝发不差者”。只要你的动机中“有一毫利心”，“便是霸者之习”（《朱子语类》卷二五），就要严肃批判，“皆秉法义以裁之，不少假借”（《答陈同甫》，《文集》卷三六）。他主张以“尧、舜相传之心法”为准则，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就汉祖、唐宗心术微处，痛加绳削”（《答陈同甫》，《文集》卷三六）。
陈亮坚决反对朱熹的看法。他说：程颢等人认为三代以道治天下，汉唐以智力把持天下，这一说法本来就不能使人信服；近世儒者进一步说什么“三代专以天理行，汉唐专以人欲行”，更是一种谬论。针对朱熹的历史退化观，他驳斥道：“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间，天地亦是架漏过时，而人心亦是牵补度日，万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又甲辰秋书》，《陈亮集》卷二八）
辩论中，陈亮在汉、唐不如三代这一点上，对朱熹有所妥协，但是他仍然在充分肯定三代以下的历史，坚持“道”没有什么神秘，也不难获得，就同阳光普照大地一样，开眼就可见到。如果认为三代以下“道”未尝一日得行，岂不是认为二千年之间，所有的人都是瞎子吗？这是对朱熹很有力的反驳。陈亮又进一步指出，三代时的人心也不是都“净洁”，不是“都无利欲”，这就直捣朱熹的老巢了。
对于朱熹否定的许多三代以下的人物，陈亮都给予充分肯定。管仲协助齐桓公进行改革，使齐国国力大振，成为春秋时的第一个霸主。王猛任苻坚宰相，压制豪强，发展生产，统一了黄河流域。陈亮满怀感情地叹息说：“管敬仲、王景略之不作久矣！”他高度肯定汉高祖和唐太宗，称赞他们的“大功大德”。他并由此推论，汉高祖、唐太宗的动机也一定有好的地方，“其初心未有以异于汤、武也”（《问答》，《陈亮集》上卷三）。这里，陈亮表现出了一条和朱熹相对立的评价历史和历史人物的标准，这就是功利。
分歧还表现在做人的理想上。
朱熹要陈亮做儒者。前文指出，朱熹曾趁陈亮因事下狱的机会，劝诱陈亮“从事于惩忿窒欲，迁善改过之事，粹然以醇儒之道自律”。以后，他又反反复复、唠唠叨叨地说，只有学儒，才能成人，离开了儒者之学，就要“叛弃绳墨，脱略规矩”，传播开去，就要坏人心术，使得义利之别不明，舜跖之路不分，那是很危险的（《与陆同甫》，《文集》卷三六）。
陈亮则神往于做一个建功立业的“英雄”。在回信中，他说：研究义理的精微，辨析古今的同异，讲究自我反省，考较礼仪细节，搞什么积累、涵养，这些我陈亮比起你们这些儒来是不如，但是，“堂堂之阵，正正之旗，风雨云雷，交发而并至，龙蛇虎豹变见而出没，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如世俗所谓粗块大脔，饱有余而文不足者，自谓差有一日之长。”（《又甲辰答书》，《陈亮集》卷二〇）他更明确表示：“学者，所以学为人也，而岂必其儒哉！”（《与朱元晦秘书》，《陈亮集》卷二〇）
在其他问题上，朱熹和陈亮之间也存在许多分歧。例如：朱熹主张理在天地之先，陈亮则主张理在事物之中，认为“道非出于形气之表，而常行于事物之间”（《勉强行道大有公论》）。又如：朱熹认为人的圣贤智愚决定于先天的气禀，陈亮则认为决定于后天的锻炼。他说：“人只是这个人，气只是这个气，才只是这个才。譬之金银铜铁，只是金银铜铁，炼有多少，则器有精粗。”（《又乙巳春书之一》，《陈亮集》卷二〇）
对于陈亮的思想，朱熹既敌视，又恐惧。他说：“陈同父学已行到江西，浙人信向已多。家家谈王伯（霸），不说萧何、张良，只说王猛；不说孔、孟，只说文中子，可畏！可畏！”（《朱子语类》卷一二三）
在讲学中，朱熹攻击陈亮，说他“议论却乖”“心地不清和”，又说他历史读坏了，领会的全是“劫盗底道理”，甚至说他摔到“利欲胶漆盆中”去了（《朱子语类》卷一二三）。曾经有人劝朱熹休战，但他坚决不同意，声称“区区之意，岂为一人发哉？”（《答程正思叔》，《文集》卷五〇）
哲学上的分歧常常反映着政治上的分歧。在南宋王朝所面临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面前，朱熹主张发挥儒学伦理的作用，属于伦理派，而陈亮则主张进行社会改革，富国强兵，抗金北伐，属于事功派。这里，朱熹和他的门徒蔡某之间有一段对话，很能说明问题，整理如下：
蔡：今兵政如此，终当如何？
朱：须有道理。
蔡：是否须改革法制？
朱：这如何成？同甫（指陈亮——笔者注）主张将今之法制重新洗换一番方好。在某看来，即使改换了，按井田的办法管理，使民皆为兵，如果无人统率，一样是大乱之道。
蔡：然则如之何？
朱：只就这腔里自有道理。这极易，只呼吸之间，便可以转弱为强，变怯为勇，振柔为刚，易败为胜，直如反掌。（《朱子语类》卷一一〇）
可见，陈亮主张“将今法制重新洗换一番”，他自然要面向现实，注意现实，强调功利，这就易于走向唯物主义；而朱熹则反对改革，迷信“这腔里自有道理”，这自然要走向唯心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