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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哲学史上，首先提出双重人性的是北宋的张载和程颐。他们认为，人有“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朱熹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人是理和气的结合。他说：“人之所以生，理与气合而已。”（《朱子语类》卷六〇）前者指伦理观念，它构成人的“天命之性”；后者指阴阳二气，它构成人的“气质之性”。在朱熹看来，二者都是人所不可缺少的，少了一项，就“做人不得”。
人作为生物的一种，自然有其生物性，但是人又是社会的人，有其社会性。在朱熹的双重人性论中，我们可以隐约窥见他对于人性构成的某种合理猜测。
朱熹从程颐那里接受过一个命题，叫作“性即理”。他说：“吾之性即天地之理。”（《朱子语类》卷九八）当人未有形气之前，它叫作理；当人已有形气之后，这个理“降”到了人身上，就叫作性。朱熹把这个天降的人性称为“天命之性”。
朱熹认为，当你呱呱坠地，有了“人影子”的时候，“天命之性”便光临到人的“心”里了。他说：“性便是许多道理，得之于天而具于心者。”（《朱子语类》卷九八）朱熹所说的“天命之性”实际上就是儒学伦理观念。他说：“天命之性，不可形容”，“熹只以仁、义、礼、智四字言之，最为端的。”（《答胡广仲》，《文集》卷四二）他解释道：仁，是温和慈爱的道理；义，是断制裁割的道理；礼，是恭敬撙节的道理；智，是分别是非的道理。
朱熹认为，心有两种状态：一种是“寂然不动”的“未发”状态，这时候，性处于静止中；另一种是“感而遂通”的“已发”状态，这时候，性便发展为情了。他说：“在天为命，禀于人为性，既发为情。”（《朱子语类》卷五）所谓情，指的是人的“恻隐、羞恶、辞让、是非”等四种感情，即孟子所说的“四端”。朱熹认为，它们是仁、义、礼、智四种道德的表现。他说：看见赤子入井了，于是形成恻隐之心；经过太庙或朝廷了，于是形成恭敬之心。其原因就在于“中间众理浑具，各各分明，故外边所遇，随感而应”（《答陈器之》，《文集》卷五八）。因此，他把性称为体、称为根，情称为用、称为芽，认为前者是先天的，后者是后天的。
朱熹又说：“性是天赋与人，只一同。”（《朱子语类》卷五九）他不同意韩愈等人的“性三品”说，认为人人都具备着仁、义、礼、智等天性，尧、舜也好，愚人、恶人也好，“天命之性”都一样，圣贤不多出一分，愚、不肖也不欠缺一分。他说“然圣贤禀性与常人一同，既与常人一同，又安得不以圣贤为己任？”（《朱子语类》卷八）透过这些话，我们仿佛可以看到，朱熹笑眯眯地在向“常人”们招手：大家快来当圣贤呀！
既然人性皆善，人性皆同，那么，现实生活中的人性为什么会有善有恶，表现出纷纭复杂的状况呢？这是孟子等人未能做出回答的。对此，朱熹用气质之性来解释。气，指的是阴阳二气，质，指的是金、木、水、火、土等五行。朱熹认为，人所禀受的气质不同，人性也就因之而发生差异，就像水中撒进了酱、盐等物，滋味不一样了。他说：“天之所以命，只是一般，缘气质不同，遂有差殊。”（《朱子语类》卷四）这种人所接受的不同气质，朱熹称为气禀。
朱熹认为，气禀决定人的道德和性格状况。他说：“人之性皆善，然而有生下来善底，有生下来便恶底，此是气禀不同。”（《朱子语类》卷四）例如，一个人接受了天地的“清明浑厚”之气，就成为好人；接受了“日月昏暗”“寒暑反常”的天地“戾气”，就成为不好的人；接收的木气多了，便温厚慈祥；接收的金气多了，便刚强坚毅。
朱熹又认为，气禀还决定人的才能和智愚状况。他说：“气禀所拘，只通得一路，极多样。或厚于此而薄于彼，或通于彼而塞于此。有人能尽通天下利害而不识义理，或工于百工技艺而不解读书。”（《朱子语类》卷四）这就是说，由于气禀的拘牵和制约，使人只能长于一个方面，或通此，或通彼，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状况。孔子曾经把人分为“生而知之”“学而知之”“困而学之”“困而不学”等四种，但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区别，他没有作出说明，对此朱熹做了解释。他说：气质“清明纯粹，绝无渣滓”的是“生而知之”的圣人；“清明纯粹”、稍有渣滓的是“学而知之”的贤人；“昏浊偏驳”、略具“清明纯粹之气”的是“困而学之”的众人；“昏浊偏驳”到了极点，完全没有“清明纯粹”之气的是“困而不学”的下民。
据朱熹说，连人的富贵贫贱、生死寿夭都是气禀决定的。他说：“富贵死生祸福贵贱，皆禀之气而不可移易者。”（《朱子语类》卷四）你贵为王侯、富堪敌国吗？这是由于气禀。你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吗？这也是由于气禀。而且，你是长寿，是短命，仍然取决于气禀。这一切，“固是都禀于有生之初”，在你一落地时就决定了的。不仅如此，连你是怎样的死法，也还是决定于气禀。你是被杀、被绞或被囚禁而死的吗？“固所自取，是亦前定，盖其所禀之恶气有以致之也。”（《朱子语类》卷六十）
这样，朱熹的气禀说就不仅用来说明人的道德、才智，而且也用来说明人的遭遇了。朱熹有一段话，概括地叙述了气禀和人性以及人的命运之间的关系：“禀得精英之气，便为圣为贤，便是得理之全，得理之正。禀得清明者便英爽，禀得敦厚者便温和，禀得清高者便贵，禀得丰厚者便富，禀得久长者便寿，禀得衰颓薄浊者……便为愚、不肖，为贫、为贱、为夭。”（《朱子语类》卷四）原来，气有精英、清明、敦厚、清高、丰厚、久长、衰颓薄浊的不同，人性和人的遭遇也随之有了种种差异。据朱熹说，其间的关系是一定的。例如，孔子禀得的是“清明之气”“低底气”“薄底气”。其中，“清明之气”使他成为圣人，“低底气”“薄底气”使他终身贫贱。颜渊呢？禀得的是“短底气”，所以死得早。这真是禀得什么气，就成什么人，气禀铁面无私地决定人的一生。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历来儒家学派是用“天命”论来解释人的寿夭穷通的。程颐、朱熹的气禀说则与之不同。“天非有殊，人自异禀。”（《朱子语类》卷九八）你富你贵吗？这是气禀好，安富尊荣就是了。你贫你贱吗？别怨天，别尤人，全怪你的气禀不好。朱熹把气禀和人的贫富贵贱之间的关系视为“必然之理”，称为“命分”。他说：“命分是兼气言之，命分有多寡厚薄之不同。”（《朱子语类》卷四）
既然气禀如此重要，它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呢？朱熹认为，除天地之气外，还有父母之气。曾经有门徒问朱熹：人接受的是天地五行之气，但人又是父母所生，其间的关系如何？朱熹回答说：“便是这气须从人身上过来。”（《朱子语类》卷四）天地之气通过人体起作用，这就很有点儿接近于现代所说的“遗传”了。
现代科学已经证明，遗传取决于生物体内的一种特殊物质——基因。朱熹的气禀说肯定了作为物质的气在遗传中的作用，虽然粗浅，但显然有其正确的成分。但是，人性、人的道德观念、人的才能主要是在社会环境和后天实践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将遗传作为决定因素，必然陷入困境。据传说，尧是古代最高端的圣人，他的儿子丹朱却很不肖；舜是继承尧的大圣人，他的父亲瞽叟不是好东西，儿子商均也不怎么样。对于此类问题，朱熹只能乞灵于“偶然”论或不可知论。他说：“气偶然如此，如瞽叟生舜是也。”（《朱子语类》卷四）但是，这一点连他的门徒也不相信。有人追问说：“瞽叟之气，有时而清明；尧舜之气，无时而昏浊。”偶然清明的瞽叟可以偶然地生个好儿子，但是全体始终浑然一片清明之气的尧、舜怎么会生出大坏蛋来呢？在门徒的追问面前，朱熹言语支吾。门徒记载说：“先生答之不详。”（《朱子语类》卷四）有时，他干脆答之以“不可晓”（《朱子语类》卷四），“都不须如此思量”（《朱子语类》卷一五）。
朱熹很得意，自以为“气禀”论解决了千古不决的疑案。他说：“孟子未尝说气质之性，程子论性所以有功于名教者，以其发明气质之性也。以气质论，则凡言性不同者，皆冰释矣。”（《朱子语类》卷四）这里应该指出的是，“气质”或“气禀”说，既不是程颐，也不是张载的发明，它的始倡者是东汉的王充。王充认为，“人禀气而生，含气而长，得贵则贵，得贱则贱”。又认为，“凡人受命，在父母施气之时，已得吉凶矣”。（《论衡·命义篇》）程颐、朱熹的气禀说明显地受了王充的影响。
按朱熹的说法，气质对人性和人的遭遇有如此重要的决定作用，那么，如果撞着了不好的气质，有无办法可以挽救呢？有的。
朱熹认为，“天命之性”以“气质之性”为安顿、搭挂之处，气质之性不好，天命之性就要受到“蔽锢”，但是天命之性仍然存在。他比喻说：“理者如一宝珠。在圣贤，则如置在清水中，其辉光自然发见；在愚不肖者，如置于浊水中。”（《朱子语类》卷一七）这就是说，儒学伦理是永远不可磨灭的精神实体，即便是愚人、恶人也不例外，它可以被“蔽锢”，但是不会消失。
污水可以返清，宝珠可以重光。朱熹认为，气质之性也可以变化，方法就是从事“格物致知”“存天理，去人欲”之学。他说：“惟学为能变化气质耳。”（《答王子合》，《文集》卷四九）“只是道理明，自然会变。”（《朱子语类》卷一二〇）
他鼓励人们“勇猛直前”“用功克治”（《朱子语类》卷四）。据他说，在经过了“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的坚强努力后，天命之性就可以重新发生作用，“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朱子语类》卷四）了。这里，朱熹是承认人的主观能动性的，但是，它只停留在道德修养领域内。
愚可以转化为智，不肖可以转化为圣贤，那么贫是否可以转化为富，贱是否可以转化为贵呢？不能。朱熹说：“人之禀气，富贵、贫贱、长短，皆有定数寓其中。”（《朱子语类》卷四）据他说，这就像是山中的一棵树，或贵而为栋梁，或贱而为厕料，都是“生时所禀气数如此定了”（《朱子语类》卷四）。绍兴三十二年（1162），朱熹给一个会“算命”的徐姓儒者作序，内称：“得于有生之初者，其赋与分量固已如是，富贵荣显固非贪慕所得致，而贫贱祸患固非巧力所可辞也。”（《赠徐端叔命序》，《文集》卷七五）这里，朱熹就不允许你发挥任何一点主观能动性了。
朱熹敞开了成圣成贤的大门，但是却坚决阻断了农民“等贵贱、均贫富”的希望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