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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段时期，历史著作出版难，出书少，人们惊呼为“史学危机”。近年来，在毛泽东“百家争鸣、百花齐放”方针的长远影响下，在国家改革开放的总形势下，史学研究正在逐步发展。近日，香港三联书店陆续出版了杨天石先生的“近代史研究六种”，分别为《晚清史要》《孙中山新探》《帝制的终结：辛亥革命简史》《民国风云》《思潮与人物》《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及其日记解读》，共十卷，总计超过三百四十万字，这是杨天石先生多年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心血结晶。
今天，三联书店举行读者见面会，我曾作为博士后研究生，受过杨先生指导，对先生的学术生涯了解稍多，愿借此机会，简要介绍先生的新著，略作分析、评论。不妥、不当处，敬请杨先生和到会诸位高明指教。
杨天石先生的“近代史研究六种”，横跨从晚清到民国的学术研究。近代百年风云，可言可说之事数不胜数。因此，学界往往对这段不算太长的历史有较为细致的划分，如“近代史”“晚清史”“民国史”“当代史”“现代史”等等。部分中青年学者也往往在此基础上划定研究范围。但是，杨先生没有畛域之见，其研究几乎覆盖了从 1840 年至 1949 年的整段近代历史的演变。从鸦片战争一直下延至辛亥革命、国共的合作与分裂乃至国民党迁台之后的历史，杨先生均有深入的研究。这在当下的学界中是少见的。
杨天石“近代史研究六种”之一为《晚清史要》。该书分为鸦片战争前后、戊戌变法前后、辛亥革命前后三部分。作者利用档案、报刊、日记等资料，分析晚清史中的重大事件与人物。所收文章，大多为精深的短篇。从新发现的史料入手，破解谜团，寻找真相，见微知著，分析小故事背后的大时代，例如《邹容自贬〈革命军〉》一文，由邹容与其律师之间的对话，考察邹容思想的变化。邹容称，“我意欲改作《均平赋》一书，令天下人无甚贫富，至前作之《革命军》已弃而不问。”该文体现出“这位年轻的革命家对新的救国、救世道路的探求，较之《革命军》所鼓吹的独立、自由、平等、共和等理想，自然又前进了一步。”这与当时孙中山的思想主张相呼应，体现出革命党人对中国未来道路的新思考。
“近代史研究六种”之二为《孙中山新探》。通常，孙中山都被定性为资产阶级革命家，但是，孙中山本人却激烈地批判资产阶级和资本主义，视西方欧美强国之途为“已然之末轨”，意为穷途末路，因而另创“民生主义”新说，企图在中国建立“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的政权，又曾致函国际社会党执行局，要求协助自己将中国建成“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因此，杨先生根据列宁关于俄国革命中三代知识分子和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领导力量的论述，将孙中山定位为“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这是一个全新的、符合孙中山思想实际的、较为合理的见解。
此前的主流叙事往往将辛亥革命的失败归因为所谓“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实际上，当时的革命党人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危机，即使没有袁世凯，南京临时政府也很难长期维持其存在。杨先生在本书中全面剖析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深层次原因，有多篇文章论述此事，值得肯定的是，杨先生还无私地分享了几篇稀见、难见的孙中山史料，附于书后。
“近代史研究六种”之三为《帝制的终结：辛亥革命简史》。该书展现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辛亥之前的多次奋斗。在这一过程中，革命派和改良派之间的分合、同盟会的成立与发展、清廷的新政与改革，构成了辛亥前十年政治变化的主要线索。杜亚泉有云：“五千年来专制帝王之局，于此十年中为一大结束；今后亿万斯年之中华民国，乃于此时开幕。则非十年以来之小变，实五千年以来之大变，而不可以常例论矣。”
阅读本书，可知“五千年以来之大变”的梗概。诚然，辛亥革命不彻底，但是，长期的、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绝难在短时期内消除。“有形的皇权专制主义被推翻以后，无形的专制主义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却是难以克服的痼疾。”
“帝制终结，专制难除。”这是杨先生对辛亥革命历史经验的精深总结。
“近代史研究六种”之四为《民国风云》。该书篇幅较大，涵盖从民国建立到国民党政权迁台后的几十年时间，其重点则在于国民党的内部矛盾、冲突，以及国共关系的变化。如《瞿秋白的〈声明〉与国共两党的“分家”分波》是记录两党关系第一次破裂的宏文。《读孔祥熙档案》《读宋子文档案》《台湾所藏阎锡山档案一瞥》《读台湾国民党党史会藏档案》等文，可见杨先生在海内外广泛阅读国民党人物档案的广度和用力之勤之深，多有一向不为人知的新发现。《潘佩珠与中国——读越南〈潘佩珠自判〉》《中韩爱国志士的早期联系》两文，展现外国革命者和中国之间的合作与友谊，构成中外关系史上的佳话。《蒋介石“复职”与李宗仁抗争——读居正藏札及李宗仁档案》，展现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两大派系在海外的斗争。《50 年代香港和北美的第三种力量——读张发奎档案》写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海外昙花一现的新政治派别。《溥仪要求参加苏联共产党》写溥仪被囚于苏联时伪装进步的小趣闻，令人莞尔。
“近代史研究六种”之五为《找寻真实的蒋介石：蒋介石及其日记解读》。体量巨大，包括“早年经历、北伐战争与‘清党’反共”“内外政策与抗日战争”“抗战外交”“内战再起与统治崩溃”“台湾年代及其婚姻、家庭”，共五卷。杨先生以蒋介石日记为主要材料，辅以国内外各类档案、报刊和公私信札，所述几乎涵盖蒋介石的一生，包括他的经历遭遇、思想活动、内心秘密、自我反省、行为作为、各方关系以及个人生活史、情感史等等。蒋介石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为重要也是最为复杂的人物之一。关于他的研究，当下学界已有丰富的成果，但少有人能像杨先生这样对蒋介石进行如此全面、深入的研究，尤其是在窥见和揭示其内心世界方面，不利用其日记是无法做到的。蒋的日记，有些内容不写，有些一笔带过，但纯为自阅、自用，生前从未出版过，这种只给自己看的日记往往具有较大的真实性，但正如杨先生所说，“真实不等于正确，也不等于全面。”
史家应该根据各种可靠资料对之审核，并且主要根据其实际所行所为评判其人，而不能片面地、单纯地相信日记、依赖日记。
“近代史研究六种”之六为《思潮与人物》，该书考察近代中国的政治、文化和文艺思想的发展脉络，对黄遵宪、鲁迅、钱玄同、胡适四人，则列有专门的《论丛》。扎实的思想史研究需要过硬的功夫，需要利用各种各类可靠的公共史料和私人记录，找寻和把握人物的思想发展轨迹。杨先生是从思想史的研究进入近代史研究领域的，他的《苏、陈译本〈惨世界〉与中国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潮》一文，通过雨果《悲惨世界》的翻译、传播考察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的思想发展，今天再读仍觉新颖。《论钱玄同思想》一文，利用钱的日记、书札等私人材料分析钱玄同的思想内涵，可以视为人物思想研究的范本。
杨先生的“近代史研究六种”十卷，上溯鸦片战争前后，下延国民党迁台后的政局。从政治史到思想史、到人物研究，文章所涉范围之广，时间跨度之大，显示出杨先生作为史家的宽广视野。
在研究对象上，杨先生偏重于传统的政治史研究，但也包括人物史、军事史、文化史等方面。
其特点之一是重视重大历史事件。从鸦片战争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从抗日战争到国共内战，从晚清开始 100 多年内所有重大的历史事件，杨先生全都有专门研究。尤以对辛亥革命、国民革命的研究最为出众。
他认为，辛亥之役，终结帝制，开创共和，使中国进入没有皇帝的年代。他说：“中国历史还会有绵远的未来，但它的民主大航向却自此锁定，任何人都无法动摇、改变。”
二是重视政治和思想精英。杨先生的研究涉及龚自珍、何如璋、黄遵宪、康有为、梁启超、袁世凯、慈禧太后、唐才常、毕永年、章太炎、邹容、章士钊、杨度、陈天华、汤化龙、刘师培、何震、黄兴、何天炯、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重要人物。“近代史研究六种”十卷中，大略有八成左右的文章以人物作为切入点，对孙中山和蒋介石二人着力尤多。在此类研究中，杨先生特别重视日记、书札等私密资料。他说过：“自来的政治家，人们可以从他的公开言行去观察他，研究他，但是政治家很少向公众敞开自己的内心世界，因此，历史家很难了解政治家公开言论背后的真实的隐蔽的意图。蒋介石日记大量记载了自己的思想活动，这就向历史家敞开了心灵的窗户，使历史家不仅知道他做什么，而且知道他为何这样做。”
杨先生的《蒋介石及其日记解读》写到五卷之多，其原因之一或即在于此吧？
三是重视重大历史谜团的破解。百年的近代史虽不算长，但留下了诸多谜团仍有待破解。杨先生综合多方史料，解破、分析，写出了一篇又一篇著名论文。例如，关于维新派“谋围颐和园、捕杀西太后”这一说法，曾是清廷指责康有为的重要罪状，康有为本人一直否认此事。杨先生通过对日本外务省档案的研究，找到确认此说的铁证。
《“中山舰事件”之谜》，通过蒋介石日记和中山舰事件档案、蒋介石与汪精卫来往信函等多种资料，终于查明真相，被胡乔木誉为“具有世界水平的好文章”。《关于孙中山“三大政策”概念的形成及提出》一文，结合国民党上海左派组织所编《中国国民》和其他相关历史资料，探究“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出，说明孙中山本人和国民党“一大”时都还没有这一概念，它形成于中共和国民党左派对国民党右派之间的斗争中，但它确实是孙中山晚年思想的正确总结和概括。
今天的近代史学界，每一位有成就的学者都是某一个方面，或者某一时段的专家。但有些年轻学者缺乏大视野，往往从小切口、小事件入手，出现碎片化倾向。这样的文章往往读者不多，难以引起广大人群的关注。杨先生能把握全局，关注历史发展的主线变化，注重重大历史事件、重要人物和谜团的研究，是他的著作得到普遍重视的原因。
以上为杨先生在研究对象方面的特点，除此之外，杨先生在研究能力上也有诸多可圈可点之处。
一是搜查资料的功力。杨先生特别善于挖掘史料。现在是网络数据库时代，找寻史料的难度大大降低。过去，有的资料只有某个图书馆独家收藏，馆方诸多限制。杨先生在当时的条件下，完成诸多重要研究，取得了十分杰出的成就。当时，大陆学者出国机会不多，杨先生能抓住机遇，在海外广泛寻访资料。这需要深厚的学术积累和敏锐的学术眼光，才能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寻得珍宝。《近代中国史事钩沉——海外访史录》一书，集中呈现杨先生这一方面的成果。此次“近代史研究六种”十卷所收文章，很多使用了杨先生独家发现的新史料。因此，善于慧眼识珠，挖掘史料，可以说是杨先生作为大史家的“绝招”。
二是发现问题的功力。学者研究近代史，常感史料繁多，有如汪洋大海，难以穷尽；在其中找出可研究和须研究的问题，更加困难。下笔成文，常常自说自话，了无新意。但是，杨先生却十分善于发现问题。以杨先生对《蒋介石日记》的研究为例，该日记共约 700 万字，体量巨大，杨先生四赴胡佛档案馆，用时 10 个多月，亲自抄录了几乎全部内容，找出各类可以深入探究的问题，写成 100 多篇文章。有的以日记为主，如《“卢沟桥事变”前蒋介石的对日谋略》
，《蒋介石枪毙孔祥熙亲信及其反贪愿望》等
。有的则从日记出发，兼用其他历史材料，相互参照、结合，梳理出清晰的历史线索，如《蒋介石和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蒋介石下海从商的缘由、经历与感受》
，《蒋介石亲自掌控的对日秘密谈判——日方诱和与蒋介石的应对及刹车》
。众多文章，汇集成为超越百万字的巨著《蒋介石及其日记解读》。善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这是杨天石作为史家的独特功力。
三是绵密、细致的考证功夫。杨先生有多篇考证文章传世，每篇都提出一个问题，解决一个问题，结论确凿、可靠，宛如板上钉钉，成为铁案，如《〈龙华会章程〉主属考》
《袁世凯〈戊戌纪略〉的真实性及其相关问题》
《汤化龙密电辨讹》
等文。特别应该提到的是杨先生对胡汉民的研究。哈佛大学藏有大量胡汉民往来信札，其中充斥着各种隐语、暗语、密语，如四工、工、延、福、门、门神、蒋门神、阿门、容甫、水云、远、马、马鸣、衣、力、黄梅、秋梦、不、不孤、跛、跛哥、桂矮、矮仔、某兄、爵、史姑娘、马二先生、香山后人、渔洋后人、八字脚等等，均不知所指。杨先生一一考析，指出“门、门神、蒋门神”，代指蒋介石；“不孤”“不”，代指李宗仁；“史姑娘”，代指何键。破解这些暗语和代号，需要细致绵密的考证和历史文化知识的深厚素养。例如，破解李宗仁的代号，需要知道《论语》中“以德为邻，则不孤”一语。破解“容甫”水云”这两个代号，需要知道宋代词人汪东和清代学者汪中。破解“史姑娘”这一代号，需要知道《红楼梦》中的人物史湘云。只有在这些难关一一突破之后，才能读懂胡汉民上述信札，发现长期不为人知的 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政坛的内幕：胡汉民曾广泛联络各方力量，发动武装斗争，欲推翻蒋介石新建立的南京国民政府。
四是文字表达功夫。杨先生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有较好的文字功底。文章不仅数量多，而且质量高。杨先生说过，“一名优秀的历史学家，文章要符合八字要求——准确、流畅、精练、生动，其中最核心的就是准确。”
杨先生的文字，逻辑严谨，冷静平实。简练、准确而不失优美，几无废话、套话、空话，能够紧紧抓住读者，让读者领略到文字的魅力。
有人可能认为，杨先生缺乏对社会史、经济史的关注，注重上层精英，缺少对底层民众的关怀。诚然。这是杨先生史学研究的弱点和不足，但是，任何史家的研究都不可能面面俱到，应有尽有。史家总会有个人的好恶取舍。依笔者浅见，杨先生的若干单篇文章，每篇都值得细细品味，但相互之间关联性不强。这种片段式的研究可以细致入微，为读者提供丰富的思考空间。但从整体上看，则相对松散，缺乏系统的、连贯的逻辑链条和一以贯之的总体把握，难以形成完整的学术体系。就像在沙滩上捡拾贝壳一样，每一粒珍珠都有其独特的魅力和价值，但集中一起，却难以成为一串璀璨的项链。
尽管如此，求真求实，这是杨先生作为史家的始终追求。杨先生十分欣赏、推崇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出的观点：“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终了的结果。”“不是自然界和人类要适合于原则，而是相反地，原则只是在其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之时才是正确的。”对于这一条唯物主义的思想原则，杨先生说：“多年来，我一直坚持认为，史实比原则重要，史实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也是检验历史著作科学性最重要的标准。我觉得，过去，我们的历史研究最大的毛病就是‘从原则出发’。”
杨先生在其几十年的学术生涯中，始终坚持从史实出发，从而构筑起自己的学术大厦。
杨先生的经历很有点传奇色彩。20 世纪 50 年代，杨先生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中文系读书，对古代文学、近代文学下过很深的工夫。由于不满当时的反右扩大化，他为一位在解放前即参加地下党的同学辩护，被视为“严重右倾，丧失立场”；由于表示“今后要通过学术为社会主义服务”，被认为走“白专”道路，在“插红旗、拔白旗”的运动中受到全校性批判。毕业时虽学业优秀，却被分配到北京远郊的培养拖拉机手的短训班，后来被调往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教书。他兢兢业业，教学成绩突出，深受学生爱戴，有“杨天才”之称。工作繁忙，但杨先生研究学术之志难泯，长期坚持课余研究。初时写作《南社》《黄遵宪》等书，一度被视为“新生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文革”爆发，他被视为“北大陆平黑帮精心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或被视为“资产阶级反动权威”，由领导有意抛出，因此被打入“第三劳改队”。1970 年 8 月庐山会议，毛泽东提出批判唯心主义先验论，杨先生应中华书局之邀，迅速写成《王阳明》一书，初版高达 30 万 2000 册。此后，杨先生一边协助病卧在床的哲学研究所的吴则虞教授编辑《中国佛学思想文选》，一边写作《泰州学派》《朱熹及其哲学》等书。这在“文革”动乱期间是很少有的。
很长时期内，中国思想史的权威侯外庐等教授都高度评价明末的泰州学派，誉之为富有人民性和异端色彩的唯物主义学派，杨先生不同意，写文章唱反调，指名与侯外庐等权威“商榷”，编辑部将稿件送交侯外庐审阅，侯先生认为文章是讲道理的，不仅同意发表，而且要求人事干部将杨先生调到自己领导的历史研究所的思想史研究室工作，可惜未有结果。1974 年，杨先生又因《论辛亥革命前的国粹主义思潮》一文受到近代史研究所学者的注重，被邀参加“协作”。从 1974年到 1978 年，杨先生以业余时间参加所内项目南社的研究，后来并经副所长李新教授同意，参加《中华民国史》第一编的写作。杨先生并没有因此减少在原中学的工作负担，不拿近代史研究所的工资和任何一份报酬，是名副其实的“义工”。杨先生如此，只为取得在近代史研究所读书、阅览的权利。直到 1978 年 4 月，杨先生才被李新教授拍板定案，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组（后改室）。
杨先生初习中国文学，继而研究中国哲学，终而研究中国近现代的历史，前后跨越文、哲、史三个学科，都卓然成家。他可以说，是专才，又是很难得的少有的通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