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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近三十年来中国近代史众多研究工作者中，杨天石同志取得的成绩是相当突出的。
为什么他能取得这样的成绩？我想有几个原因。
第一，他极其重视发掘近代史中以往很少为研究工作者所了解的珍贵史料，特别是重要历史人物的源文件，并将其作为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因此他常能讲出新话来。本来，史学工作者必然论从史出，这几乎已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我国著名史学家陈垣教授，曾提倡对史料要做到“竭泽而渔”。可是，从事近现代历史研究的学者常有一种苦恼。和古代史不同，近现代史料浩如烟海，研究工作者根本谈不上“竭泽而渔”，倒是常要“望洋兴叹”。在这种情况下，能识别并发掘出前人没有利用过的珍贵史料又谈何容易。杨天石同志有两个重要条件。一是勤奋。他不仅经常深入国内一些重要档案馆和图书馆，细心搜罗；还不知疲倦地奔走美国、日本等许多国家以及我国台湾地区，披沙拣金。他有一本论文集的书名就叫《海外访史录》。此中甘苦，凡多少做过一点儿这类工作的人，大概都能领会到。二是有敏锐的识别力。这需要有扎实的功力和犀利的眼光，能够分清什么是沙和什么是金。否则，再重要的史料放在那里，也可能因不认识它的价值而交臂失之。杨天石同志恰恰具有这两个条件。
第二，他具有史学大师陈寅恪教授提倡的那种“问题意识”。他另一本论文集的书名叫《寻求历史的谜底》，就可以说明这一点。研究工作，从它的本来意义来说，无非是要解开包括自己在内原来弄不清楚的谜团，寻求符合实际的答案。如果只是把一些历史事实叙述得清清楚楚，却没有回答什么人们原来感到困惑的问题，这种著作或论文也有它的用处，但很难说是有较高价值的研究成果。杨天石同志善于从人们习以为常的旧说中发现疑点，提出问题，经过严密的论证，得出新的结论。他的论文《中山舰事件之谜》，运用可靠的源文件，对一个人们普遍关心而又不明其所以的问题，起了释疑解惑的作用。我曾听胡乔木同志称赞过这篇文章。
第三，他的文章思路清晰，明白晓畅，读起来没有沉闷的感觉，容易引人入胜。写文章，是要给读者看的，落笔时应该处处替读者着想，而不是作者在那里自说自话。如果文字晦涩，思路不清，让人看得十分吃力，甚至看不下去，再好的内容也难发挥作用。杨天石同志这个优点也是值得称道的。
这三点，也许同样是这部《文存》的特色。
这部《文存》中的文章，绝大部分有关国民党和中华民国的历史。这在某种程度上可说是一项开拓性的工作。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国民党曾经统治中国大陆绝大部分地区二十多年。它的种种活动和作为，在中国土地上留下了自己的烙印，有些还产生长远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曾同它两度合作，一次是大革命，一次是抗日战争；又有两次破裂，一次导致十年内战，一次结束了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的统治。作为历史对象，作为了解中国近代国情的需要，我们对国民党以及它对中国大陆统治的研究，实在太不够了。不对它进行深入的研究，中国人在 20 世纪是怎样走过来的，在不少方面就不容易说得清楚。就是从中国共产党历史的研究来说，如果不研究这个既是对手，又是两度合作伙伴的国民党，许多事情的认识也难以深入。
从事这样一项开拓性的又相当敏感的研究工作，谁都很难一下就做到什么都说得准确无误或能取得所有人的同意，引起一些争议是自然的。我也不是在所有问题上和杨天石同志的看法都相同。记得有一次在美国，我对他《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那篇文章也提出过商榷性的意见。这些，在学术研究工作中是正常的。
杨天石同志对国民党和中华民国史研究的贡献是值得重视的。正是他的潜心研究，把人们对许多问题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步。尽管人们对某些问题仍然存在争议或有不同意见，但这也有助于人们对这些问题作进一步的深入思考。这对推进国民党和中华民国史这门比较年轻的学科的研究，都是有益的。
2007 年 6 月 24 日于北京万寿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