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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读史时，大抵都会遇到一些使人感到困惑而又无法回避的“谜”。这些“谜”的产生，有种种原因：或者是由于史籍对某些关键问题语焉不详，令人难以索解；或者是由于某些记载失实，又复以讹传讹，转使真相渐泯；或者是由于数说并存，各执一是，令人不知所从；还有的是由于情况复杂，各种因素交相作用，扑朔迷离，一时不易作出确切的判断；至于有关当事人出于某种需要，有意无意地掩盖事实真相，甚至歪曲和伪造历史，自然更增加了混乱。
这些“谜”往往激起读史者的极大兴趣，使其力图拨开重重迷雾，找出历史的谜底所在。这不仅由于人们总是渴望解开头脑中存在的种种悬念，而且因为只有先弄清历史的真相，才谈得上进一步探索各个历史事实之间的内在联系，给予科学的解释，并引出足资借鉴的经验教训。否则，从那些模糊不清以至失实的记载出发，得出的结论只会将人引入歧途，离真知越来越远。那样的历史研究，便毫无价值可言。
但是，要真正解开历史的谜底又谈何容易。如果事实俱在，一眼便能看清它的底蕴，也就不称其为谜了。何况有些历史上的关键事件往往相谋于密室，当世已鲜为人知，事后又屡经涂饰，后代人要找出确据，通过严密的论证，使真相大白于天下，自然更非易事。它不仅要求治史者具有渊博的知识，广泛涉猎浩如烟海的史籍，搜罗以往没有被人注意的重要史料，而且需要具有清晰而缜密的头脑和犀利的识见。没有这样的条件，纵然有重要史料放在那里，也可能因不认识它的价值而交臂失之。
杨天石同志收在这本集子中的文章（包括他同其他学者合作所写的文章），我过去大多读过。在他这次结集的时候，我又系统地重读了一遍，仍觉获益良多。
作者选择的研究课题，大多是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因而被史学研究者们谈论过多次的问题。但他不采取人云亦云的态度，而是旁搜博采，严格地从比较可信的原始数据出发，经过细心的考辨，努力弄清历史的真相。他利用了大量当时的报刊、档案、笔记、信札、日记、未刊稿等珍贵数据，特别是注意挖掘人们以往很少利用的重要数据，对这些数据的真伪、时间、有关人物和史实等进行认真的考订，细心地同其他数据比较参证，钩深索隐，为一些原来若明若昧的疑难问题找到了答案。
作者在分析问题时，很少用那种为先入之见所左右、好就绝对地好、坏就绝对地坏的武断夸张之词，而是尊重客观历史现象自身的复杂性，留心考察事物的各个侧面，立论力求切实公允。
对一些同实际不符的习见说法，作者不仅指出它的错误在哪里，而且常进一步指出这些说法是怎样造成的，从而使读者感到入情入理，疑团顿释。这里，可以举两个例子：
在戊戌百日维新中，康有为等是否曾谋围颐和园、监禁以至捕杀西太后，是一件大事。当年清廷上谕和袁世凯《戊戌日记》等都言之凿凿，康有为本人却多次否认其事，学者亦多不予置信。杨天石同志不仅依据多种当事者所写的笔记进行论证，并且从日本外务省档案所藏毕永年日记内找到了密谋属实的确证。此后，他又引用台湾出版的《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中梁启超致康有为的密札残件，说明康、梁等后来竭力掩盖事实真相的缘由。这一来，这桩聚讼累年的公案可以说是水落石出了。
1926 年 3 月 20 日的中山舰事件，在大革命时期国共关系的演变中，更是一件大事。这件事发生时，许多人因缺乏精神准备，感到它像晴天霹雳一样地突如其来。事件的经过又扑朔迷离，存在许多疑团。以往，人们常认为这是蒋介石事前有计划地制造的。杨天石同志根据当时大量有关人士的函件、报告、日记和其他档案资料，经过细心剖析后指出：这次事件的直接引发，是由于蒋介石听信伍朝枢、欧阳格等的谎言，认为中山舰的调动是为了要把他强行送往莫斯科，这里有着偶然的因素；但就当时国民党内左右派之间的激烈斗争和蒋介石已准备排汪反共的基本趋向看来，在偶然事件背后，又有着必然性在起支配作用。看来，这种说法是可信的。
当然，书中值得重视的论文还很多，作者的长处也绝不止于所举的数端。但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作总有它自己的鲜明个性和特色。我以为，前面说到的那些也许是这部论文集最具特色的地方。作者选择《寻求历史的谜底》作为这本论文集的书名，用意大概也在这里。
当这本论文集行将出版的时候，杨天石同志要我在书前写几句话。我高兴地写下了这些，权充自己的读后感，也是向广大读者的介绍。
1991 年 12 月于北京毛家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