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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居易诗歌艺术成就巨大，是我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的高峰。他为反映现实，深刻地揭示社会本质，描写了许多生动的典型形象，继承并独创了若干艺术手法，大大地丰富了我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宝库。
白居易的现实主义创作是自觉的，具有鲜明的目的性。他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实际上要求文学必须反映现实，“不虚为文”。他要求诗歌“救济人病，裨补时阙”，实际上也就是要求文学要反映社会弊端，为其改造和救治服务。正因为如此，白居易力求从高度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中，选取最典型的事件和人物，运用一系列手段创造多种典型形象，全面地反映社会生活。这是他最伟大的艺术成就。
《秦中吟》《新乐府》和其他讽喻诗，广泛反映社会的各个方面，几乎篇篇都反映重大社会问题。有的揭露残酷的剥削压迫，如《杜陵叟》《重赋》《卖炭翁》《纳粟》《宿紫阁山北村》等；有的反映人民的赤贫生活，如《采地黄者》《观刈麦》《村居苦寒》等；有的揭露统治阶级的荒淫生活，如《歌舞》《轻肥》《伤宅》等；有的反映边患严重和统治者腐朽无能，如《阴山道》《西凉伎》《城盐州》等；有的写官僚贪污腐化，如《黑潭龙》《不致仕》等；有的反映妇女悲惨命运，如《陵园妾》《上阳人》《母别子》等；有的反对穷兵黩武，如《新丰折臂翁》等；有的反对门阀制度，为知识分子鸣不平，如《涧底松》等。由此可见，白居易善于从封建社会的繁复现象中抓住本质，选取典型事件。他让我们看到了“愿易马残粟”的农民、卖炭翁、为逃避兵役而自己折臂的残废老人、“汉心汉语吐蕃身”的戎人、被幽闭一生的宫女、胡旋女、西凉伎、被迫遗弃两个孩子的母亲等被压迫的劳动妇女；让我们看到了贫寒知识分子、贪官污吏、荒淫无耻的贵族官僚等人物形象；还让我们还看到了许多典型事件，如征收羡余物、竞买牡丹花，把人民当奴隶进贡、上贡缭绫，等等。
诗人善于通过细节刻画、对比、抒情与叙事结合等一系列艺术手法，塑造典型形象，使之鲜明突出。因而无论写人或叙事，都能深深地打动人。愤怒处，令人怒发冲冠；悲痛处，使人动情流泪。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诗歌的巨大艺术魅力。例如《缚戎人》，诗人为了“达穷民之情”而作。“戎人”本是唐人，在蕃中做了四十年奴隶，历尽千辛万苦，苦思故乡。汉服，蕃人不让穿，他希望能在“年未衰”之时回到祖国，可是，又怕走漏消息，逃不出去，便“誓心密定归乡计，不使蕃中妻子知”，终于冒死逃出“严兵鸟不飞”的蕃境。他的悲惨命运和他宁弃妻儿回乡，不做异域奴隶的反抗精神，已紧紧抓住了读者的心，谁都会为他脱离险境而兴奋，特别是读到他看到同胞汉兵，那种“路旁走出再拜迎”的喜悦心情，更会被深深感动。至此，情节的发展突然发生意外的转折。他虽能说汉语，但那身借以逃生，也是胡人强穿给他的蕃衣，却使他被误认为蕃人，再次被捕，重受灾难。“游骑不听能汉语，将军遂缚作蕃生”，他竟被充军江南，过起更悲惨的生活。这回，不但蕃中的妻儿尽失，自己也已老衰，此行“定无存恤空防备”，更不知“若为辛苦度残年”！这些情节，更为深刻地揭露了统治阶级的昏庸和腐朽，使得作品中的形象更加典型化，激起我们对统治者更加强烈的愤恨，对“戎人”遭遇更加深厚的同情。“戎人”的一生就是在腐朽统治下的所有边境人民悲惨遭遇最集中最典型的反映。在表现方法上，诗人首先写一群被充军“戎人”的共同悲惨命运，以揭示其普遍性，然后以“忽逢江水忆交河，垂手齐声呜咽歌”转接，下面全以“戎人”自己之口叙述，使我们了解并体会他们共同的遭遇和处境，就更为深刻而感人。
《卖炭翁》中，作者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在残酷剥削下，挣扎在死亡边缘的劳动者。宫市是中唐时期一般剥削之外最为严重的抢劫式的超经济的掠夺。作者在塑造卖炭翁的形象时，首先描绘他的外貌“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突出一个艰辛的劳动者形象，然后指明“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将一车炭和他的生命紧紧地捏合到一起。“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愿天寒。”老翁既然“衣单”，又加上夜来城外的一尺大雪，他当然希望天气能暖和一些，但是为生活资用所迫，他却宁肯忍受加倍的寒冻，希望天再寒一些，好多卖一点炭钱。这一情节，反映卖炭翁内心矛盾，更加突出地写出了那个时代人民的悲苦心理。可是，这一车炭，却被“黄衣使者白衫儿”白白抢走了。这该激起人们怎样的愤怒！诗人就是通过这些具有本质特征的细节，不断深化主题，使得形象具有高度的典型性。《采地黄者》中的采地黄者，是当时被剥削压迫而无法生活的农民形象。他困苦得实在不能生活下去，只好到地里采地黄，向“白面郎”哀求“愿易马残粟”。诗中以“白面郎”“肥马”与“采地黄者”的强烈对比，深刻地反映剥削者的奢侈和农民比马还不如的生活，这就很清楚地说明阶级社会的不合理。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白居易诗歌的高度概括和典型化的手法，在创造典型的人物形象时，诗人运用典型细节描写结合人物心理的刻画逐步深化主题的做法是经常的。例如：《新丰折臂翁》《宿紫阁山北村》写神策军砍掉30 年的老树。这老树为主人喜爱，军士砍去也不见得有什么大用，但通过这一细节却使我们感到，这批强盗在民众面前是什么也不会放过，一切都要抢走，这就突出了这些反面军士的形象，揭示了其本质。《上阳白发人》云：“未容君王得见面，已被杨妃遥侧目。妒令潜配上阳宫，一生遂向空房宿。”表面看来，只是偶然被杨妃所见而遭殃，实际上说明，即使你“脸似芙蓉胸似玉”，在宫廷里也只有空房独宿的遭遇。
白居易在创造典型形象时使用的另一个手法是运用对比，使得对立两面的形象都更为鲜明突出。《轻肥》首先描写内臣气势横溢，“尊罍溢九酝，水陆罗八珍。果擘洞庭橘，脍切天池麟。食饱心自若，酒酣气益振。”然后转笔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种对比，具有高度概括性，它是封建社会中矛盾集中的形象反映。此外，白居易诗中还有更深一层的对比，例如，《红线毯》以人衣和地衣作比，《采地黄者》中以人食和马粟对比，都说明了统治者不但生活远远优于农民，连他们的牲畜，都要比劳动人民舒适、优越上千万倍，从而使对立更加鲜明突出。在《卖炭翁》中则有老翁与“黄衣使者白衫儿”的对立，《缭绫》中有春衣一对值千金的“昭阳舞人”和“丝细缲多女手疼”的劳动妇女的对立等，但又不雷同，有的是整首诗中贯穿了形象对立，有的是末句突出了一个对立面。凡此都是把对立的阶级矛盾形象化地体现到诗歌中，使这些诗歌具有强烈揭露和战斗力量。
白居易诗歌中的形象是完整不可分的。每首诗都是一个完整统一的形象，以一个人或一件事为中心，他的诗不以个别警句取胜（当然也有警句），正因为如此，形象丰富而饱满。它可以容纳经过高度概括的丰富的社会内容，他的《秦中吟》《新乐府》差不多首首都是如此。白居易的“卒章显志”正是这一完整形象不可分割而又更加深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当诗人描写或叙述到最后时，随着情节的发展，诗人的感情也达到了顶点，诗人自己被作品反映的生活所牵动而达到了感情的爆发点，就出现了高度概括形象突出的诗句，例如《红线毯》在叙述宣城太守年年讨好皇帝而加样织毯，命“百夫同担进宫中”之后，愤怒地直抒其情云：
宣城太守知不知？一丈毯，千两丝。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
这是作者愤慨到极点时的感情爆发，成为大快人心的严词责问。它是全诗的重要部分和感情的顶峰。诗人在创作过程中常常抒情和叙事配合并用，在叙事中就充满感情。经过一段感人的叙事之后，继续抒情，而这种抒情又往往和“卒章显志”相结合。例如《官牛》云：
右丞相，马蹄踏沙虽净洁，牛领牵车欲流血。右丞相，但能济人治国调阴阳，官牛领穿亦无妨。
这些地方，过往的封建学者、资产阶级学者或者批评白居易诗说“尽”，或者认为和全诗游离，实际上因为他们主张“怨而不怒”，看不惯、也不愿意那么严厉地抨击统治阶级。在我们看来，这里不但形象上完整不可分，而且表现出诗人的鲜明倾向性，直接出面将自己要说的话说出来告诉读者。有时，白居易从创造鲜明、突出的完整艺术形象的需要出发，在诗歌中也运用丰富的想象和优美的描写手法，例如《缭绫》云：“缭绫缭绫何所似？不似罗绡与纨绮。应似天台山上明月前，四十五尺瀑布泉。中有文章又奇绝，地铺白烟花簇雪……织为云外秋雁行，染作江南春水色。”这些地方，读者看到这么多天然、形象的比喻，就会引起对这些缭绫的爱，而这种爱反过来就是对糟蹋这些劳动果实的统治者的恨。
白居易诗风格平易浅近，朴素通俗，流畅易懂，这既是他努力学习民间文学和人民语言的结果，也是他竭力使自己的作品易于为人民大众所接受，作了巨大努力的结果。惠洪《冷斋夜话》云：“白乐天每作诗，令一老妪解之。问曰‘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这故事虽不一定可信，却有力地说明，白居易为使人民大众能接受自己的作品，作了怎样的努力。其文学理论基本上从周汉民歌中总结出来。他的讽喻诗，完全承受民间文学现实主义精神，无论内容与形式都和周汉民歌一脉相承。既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内容，又采取民歌的形式，所以他命之为新乐府。他的诗不用典故，不堆积辞藻，能够直抒胸臆，畅所欲言，大胆地表达思想感情，甚至斥骂统治阶级，表现出作家强烈的主观倾向性，一点也不隐晦曲折。他能够在诗中将意思说“尽”，使人感到淋漓尽致。他的诗不以词句和所谓意境来吸引人，而以完整形象、真实感情来激动人，这是一种很高的艺术性。在许多地方，白居易的诗歌语言和口语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如：
新丰老翁八十八，头鬓眉须皆似雪……问翁臂折来几年，兼问致折何因缘。翁云贯属新丰县，生逢圣代无征战。
玄宗末岁初选入，入时十六今六十……今日宫中年最老，大家遥赐尚书号。小头鞋履窄衣裳，青黛点眉眉细长。外人不见见应笑，天宝末年时世妆。……
这些诗具有民歌的自然韵律，读起来朗朗上口，如：“太行之路能摧车，若比人心是坦途。巫峡之水能覆舟，若比人心是安流。”又如：“陵园妾，颜色如花命如叶。命如叶薄将奈何。一奉寝宫年月多。年月多，时光换，春愁秋思知何限。”特别应该指出的是，他喜学当代民歌、变文的语言，还创作了许多模仿民间歌词的作品。例如：“一山门作两山门，两寺原从一寺分。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花非花，雾非雾；夜半来，天明去。来如春梦几多时？去似朝云无觅处！”
白居易之所以能取得如此伟大的艺术成就，首先取决于他的先进思想和同情人民疾苦的优秀品质。他善于从现实生活中得到感受，并善于运用才能，创造出艺术成果。例如白居易最优秀作品之一《卖炭翁》，就是根据亲身所见所闻而作。白居易任盩厔县（今周至县）尉时，曾因催税到过终南山，亲眼见到烧炭者的痛苦生活。“宫市之弊”，更是他所目睹之事。在《秦中吟序》中，白居易就说过：“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
这是一种敢于面对现实的勇敢精神。
《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806），是白居易早年最著名的作品。它在民间流传十分广泛，故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云：“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
《长恨歌》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白居易在《长恨歌》中批判他们建立在剥削和荒淫基础上的爱情，指出其爱情悲剧的必然性，但是，作者并没有始终将他们当作历史上的实有人物来写，而是将二人幻化、虚化，作为爱情悲剧的牺牲者，歌颂他们始终不渝、坚贞专一的爱情。
《长恨歌》一开始，作者就指出，“汉皇重色思倾国”。紧接着，作者批判唐明皇废弃朝政的荒淫生活：“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承欢侍宴无闲暇，春从春游夜专夜。”也讽刺由此而造成的裙带政治：“姊妹弟兄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这样作者就为写悲剧的必然到来打好基础。果然，“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李、杨的爱情也遭到毁灭：“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
长诗由此转入对李、杨生死不渝的爱情的热烈歌颂。唐明皇情意深长、废寝忘食地思念贵妃，以至于“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因此感动“临邛道士鸿都客”，“遂教方士殷勤觅”。接着，作者以丰富多彩的浪漫主义笔法，描写方士上天入地，寻觅杨妃，使作品显得奇幻华美。最后终于在虚无缥缈的山上找到了杨妃。她对君王也同样爱得非常深沉：“闻道汉家天子使，九华帐里梦魂惊。”但是，由于生死两隔，无从与君王再见，“唯将旧物表深情，钿合金钗寄将去”。她真挚誓言：“但教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可惜，悲剧并没有转为喜剧，作者在无比同情与感慨中结束长诗：“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长诗后半部，明皇和杨妃已经不再是帝王和贵妃的关系，而是成为体现人民坚贞专一的爱情的理想形象。《长恨歌》之所以流传得如此之广，和中唐以来市民阶层的扩大有很大关系。有关故事广为流传，当时有娼妓云：“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白居易《与元九书》）
《长恨歌》在艺术上有高度成就。不但运用浪漫主义手法虚构海上仙境，增加作品的奇异情趣，而且能运用肖像描写来塑造人物形象，如描写杨妃初见明皇：“回眸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写方士刚找到她时：“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此外诗人还通过景物描写，刻画人物的思想感情与心理状态：“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归来池苑皆依旧，太液芙蓉未央柳。芙蓉如面柳如眉，对此如何不泪垂？”此外作者还运用了充满民间文学情调的比喻句，如“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等。
《琵琶行》是元和十一年（816）白居易被贬为江州司马时的作品。中唐以后，妓女数量大大增加，她们在封建社会里是被侮辱、被损害者，生活和命运最为悲惨。琵琶女就是这样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形象，年轻时盛名一时：“十三学得琵琶成，名属教坊第一部。曲罢曾教善才服，妆成每被秋娘妒。”可是“今年欢笑复明年，秋月春风等闲度”，青春虚耗，最后是“门前冷落鞍马稀，老大嫁作商人妇”，然而“商人重利轻别离”，她只好“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船月明江水寒”，过着无比悲凉的生活。白居易将她的命运和自己政治上不得意联系起来：“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诗人将自己的命运和琵琶女的命运结合起来。“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这里，诗人不惜自降身份，和琵琶女同列，寥寥数语，情真语挚，充分流露出作家对琵琶女的同情，也表达出他们对社会的共同不满和对凉薄的世态人情的感叹。
白居易的《琵琶行》同样具有高度艺术性。作家善于运用细节描写刻画人物，表达主题。“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两句诗，既符合主人公不幸的身份和性格，又生动地刻画了她羞羞答答的内心状态。其景物描写、环境场所描写，也能很好地表现主人公的感情，造成相应的抒情气氛。“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东船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这些诗句，既形象逼真地表现了主人公的活动场所，也惟妙惟肖地表现了主人公的心态。在音乐描写上，表现出作家高度丰富的想象和惊人的语言驾驭能力。他能以具体形象写出声音的高低快慢，抑扬顿挫，形成五光十色、七彩缤纷的局面：
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弦弦掩抑声声思，似诉平生不得志。低眉信手续续弹，说尽心中无限事。轻拢慢捻抹复挑，初为《霓裳》后《六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间关莺语花底滑，幽咽泉流水下难。水泉冷涩弦凝绝，凝绝不通声暂歇。别有幽愁暗恨生，此时无声胜有声。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曲终收拨当心画，四弦一声如裂帛。
这些音乐描写并未游离情节，游离人物，而是出色地表达了琵琶女的性格和感情，也卓越地传达了白居易本人心中的不平和郁闷。
录自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 1955 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