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理论基础

公元 806 年（唐宪宗元和元年）以后，文坛上渐渐开始现实主义文学运动，许多诗人都从事新乐府的写作。当时的社会面貌和阶级矛盾在文学中得到全面深刻地反映。在这次运动中，伟大的诗人白居易是杰出的参加者和领导者。他在《与元九书》《新乐府序》等著作中宣传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他的好友元稹也有许多与他类似的看法。他们全面地建立了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总结了我国自《诗经》以来现实主义的文学创作经验；认识了文学的社会功能，强调文学为政治服务和文学的思想性、倾向性，彻底地宣布和唯美主义、形式主义文学决裂；确立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正宗地位。他们的理论促使现实主义文学运动进一步发展，从而使文学创作进入一个更为自觉的阶段。

他们认为文学应该为政治服务，文学是一种社会斗争的工具和武器，应该有助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白居易和元稹在他们前期，都致力于现实斗争，都有自己的政治理想。在他们看来，文学应该是实现这种理想的手段，而且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手段。白居易说，诗歌要用来“泄导人情”，“补察时政”，也就是说，创作应该有目的，“不虚为文”。白居易的讽喻诗反映了那么多的社会问题，正是为了服务于他们“兼济天下”的政治主张。当时，阶级矛盾已很严重，一方面是富者田连阡陌，而贫者则无容足立锥之地。宪宗为了削平藩镇，加紧对人民的搜刮。白居易出于他的人道主义精神，在左拾遗任内，曾屡次为民请命，与统治者进行过不少斗争。他力求诗歌创作也服务于这种斗争。他在《与元九书》中说：

自登朝来……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外，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

他要求文学反映人民疾苦，在《伤唐衢其二》一诗中说：“是时兵革后，生民正憔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遂作《秦中吟》，一吟悲一事。”元稹也在《和李校书新题乐府十二首序》中说：“予友李公垂贶予《乐府新题》二十首，雅有所谓，不虚为文。予取其病时之尤急者，列而和之。”可见他们认识到文学的社会功能，希望通过诗歌来解决社会上存在的严重矛盾，减轻人民所受的剥削。因此，讲求文学的功利，要求一首诗的写作应该收到一定的功效。白居易在《读张籍古乐府》一诗中就说过，“读君《学仙》诗，可讽放佚君。读君《董公》诗，可诲贪暴臣……上可裨教化，舒之济万民。”因此，他们反对各种形式主义、唯美主义文学，提倡文学“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序》）。

他们也明确地认识到文学应该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中，应该真实地反映现实，必须以深厚的生活经验作为基础，正确地认识生活、理解生活，提倡文学创作应该有感触而发。白居易在《策林六十九》中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元稹也在《进诗状》中说过：“凡所为文，多因感激。”他们的创作实践雄辩地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的诗歌有充实的内容，有丰富的思想性，他们也这样去要求别人。白居易在《寄唐生》中曾说他的创作和贾谊的哭时事的性质一样，只是“不能发声哭”，才“转作乐府诗”。白居易特别强调“实录”，在《秦中吟序》中说：“贞元、元和之际，予在长安，闻见之间，有足悲者，因直歌其事，命为《秦中吟》。”这就告诉人们，白居易的诗歌创作题材都来自现实生活，其爱憎十分鲜明。所谓“闻见之间，有足悲者”，正是他所持的态度，而真实性、倾向性正是现实主义的主要特征。他们要求“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反对歪曲现实、点缀升平、歌功颂德的反现实主义文学。在封建社会中，人民被压迫、被剥削，他们的生活就是最大最基本的真实，一切点缀升平的文学都是不真实的、反现实主义的货色。白居易在《策林六十八》中说：“述作之间，久而生弊，书事者罕闻于直笔，褒美者多睹其虚辞，今欲去伪抑淫，芟芜刬秽，黜华于枝叶，反实于根源。”这一段话可以看作对反现实主义文学的抨击和按生活真实写作的号召。在《采诗官》中，白居易尖锐地揭露了这种粉饰文学的反动作用：“周灭秦兴至隋氏，十代采诗官不置。郊庙登歌赞君美，乐府艳词悦君意。若求兴谕规刺言，万句千章无一字……夕郎所贺皆德音，春官每奏唯祥瑞。……贪吏害民无所忌，奸臣蔽君无所畏。”

元稹和白居易都强调诗歌的战斗作用，要求诗歌内容与形式统一。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主张：“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情”和“义”是内容，而“苗”和“华”（花）是形式。他的《新乐府》《秦中吟》都是这种理论的优秀实践。“系于意，不系于文”，也就是说内容决定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所以他对自己《新乐府》的要求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新乐府序》）

在文学批评上，他们也有卓越的见解，都以政治标准为第一位来衡量作品，文学创作不合乎“美刺”之道，不能对社会有所裨益，而只是追求声律辞藻的华美，那是他们所不取的。至于有思想性而艺术性不高的作品，他们则认为应提出鼓励，积极扶植。在《策林六十八》中，白居易说：

且古之为文者，上以纽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谕。故惩劝善恶之柄，执于文士褒贬之际焉；补察得失之端，操于诗人美刺之间焉。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虽雕章镂句，将焉用之……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虚美愧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

白居易和元稹不仅用这一标准去评价当代的诗人和作品，而且用同样的标准对他们以前的文学遗产做了一个总结。将周汉民歌、陈子昂、杜甫以来的现实主义的传统提到正宗地位。对各种各样反现实主义文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尤其推崇《诗经》以来的“风雅比兴”传统，因为这些现实主义作品反映了人民的思想愿望和社会精神面貌，可以补察时政：“闻《北风》之言，则知威虐及人也；闻《硕鼠》之刺，则知重敛于下也……国风之盛衰，由斯而见也；王政之得失，由斯而闻也；人情之哀乐，由斯而知也。”（《策林六十九》）因此，他们攻击齐梁以后的形式主义、唯美主义文学，指斥其“嘲风雪，弄花草”没有现实意义。他们说“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白居易对李白、杜甫、陈子昂的一些责难，也正是从他们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去衡量的。他们也还能够从社会基础上去评价文学，这在当时来说是很不容易的：

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故其遒壮抑扬、怨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

——元稹《唐故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

总之，元、白的文学理论产生于阶级矛盾进一步尖锐之中，当时，现实主义文学正在蓬勃发展中，它反过来又指导和推进这一运动的发展。他们的文学理论远远超过此前的钟嵘、刘勰等人。

录自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 1955 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