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生平和创作道路

白居易（772—846）是继杜甫以后又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他生活的时代，正是唐帝国经过安史之乱，急剧走下坡路，日益趋向衰败、灭亡的时代。他的优秀作品全面、深刻地反映了这个时代。

白居易的诗歌继承并发展了《诗经》以来的现实主义传统。杜甫在他稍前所作的诗篇给他树立了现实主义创作的优秀范例；元结、顾况等人在理论和创作上给予了他良好的影响；再加上他接近人民，同情人民，对人民的疾苦有深刻的理解和丰富的经验，因而他才能在文学理论上、文艺创作上达到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的高峰。

白居易出生在一个小官僚的家庭里，祖父和父亲只做过州县的小吏，生活比较贫寒，常常是“衣食不充，冻馁并至”（《元白唱和集序》）。在他 10 岁的时候，军阀相继割据称雄，彼此混战，前后达四年之久，连唐德宗也逃往奉天（今陕西乾县）避难。由于战乱，白居易全家由故乡新郑迁往荥阳，不久，又迁到越中。早年的这些经历，使他比较容易接触现实生活。

白居易青年时代的生活也十分贫困，常常愁衣愁食，漂泊流浪。他在《秋暮西归途中书情》中说过：“马瘦衣裳破，别家来二年。忆归复愁归，归无一囊钱。”他还亲身经历过封建王朝残酷的剥削，后来他在《论和籴状》中说“臣久处村闾，曾为和籴之户，亲被迫蹙，实不堪命。”这一切，对他不满现实、刚直耿介的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长期的贫困流浪生活，使他接近人民，了解到战争所带给人民的痛苦，使他的感情与人民的感情引起共鸣，且对他人道主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有着直接的关联。

成年时代的白居易是有“兼济天下”的大志的。806 年他在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的考试所准备的《策林》中，全面地叙述了自己的政治理想，提出了许多对人民有利的主张。他认为人民的贫困是统治阶级荒淫生活的结果，它的祸源是皇家的奢侈和整个官僚集团的上行下效。又在《策林·人之困穷由君之奢欲》中说：“上苟好利，则天下聚敛之臣将置力焉”，“上益其侈，下成其私，其费尽出于人，人实何堪其弊”。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白居易能够认识并且大胆地说出这些来，实在很不容易。他还反对统治者用各种苛捐杂税去掠夺人民的生活资料，提出“利在于利万人”，“富在于富天下”的主张，希望统治者在自己享乐的同时，也考虑考虑人民的饥寒痛苦。从人民的利益出发，白居易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政治的主张。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的反兼并、均贫富的思想。他认识到“财产不均，贫富相并”是社会矛盾的根源。虽然他的各种改革的主张和意见也还是希望通过封建政权自上而下地实现，然而这种思想的萌芽却是非常难能可贵的。在许多其他问题上，白居易的主张也是符合人民利益的。白居易的许多思想突破了他的阶级局限，具有民主主义因素，了解这些，对了解他的作品很有意义。

白居易的思想除了具有民主主义因素外，还有着强烈的人道主义精神。他时时刻刻关心人民的疾苦，他的“从政”，正是“济民”的一种表现。在他做盩厔（今陕西周至）尉时，看到妇女们因为捐税繁重，不得不拾穗充饥，便想到自己“岁晏有余粮”，因此而感到惭愧。天气炎热了，他便想到“独善诚有计，将何救旱苗”。

公元 808 年，宪宗调白居易做左拾遗，他认为这是实现政治理想的时候，屡次上书言事，甚至当面和皇帝争执。《资治通鉴》第二三八卷记载：“白居易尝因论事，言‘陛下错’，上色庄而罢，密召承旨李绛，谓‘白居易小臣不逊，须令出院’。”这一段时间，白居易反对统治者各色各样巧立名目的剥削。当时国用拮据，宪宗为了削平藩镇，便卖官鬻爵，很多节度使纷纷入朝，送大批钱财给皇帝，美其名曰“进奉”，以取得高官。元和三年至四年（808—809）白居易先后有《论于頔、裴均状》《论王锷欲除官事宜状》《论裴均进奉银器状》等文，极力谏阻此事。其后，元和四年（809）二月，江淮大旱，白居易更直接为民请命，要求减免租税，此外，白居易也直接和宦官集团进行斗争。

正是因为白居易有民主主义思想，有人道主义精神，有不畏权势敢于斗争的勇气，有刚直耿介、对现实不妥协的性格，才使得他能够写出那么多伟大的现实主义诗篇，并且倡导了新乐府运动的开展。

元和元年到六年（806—811）是白居易创作上的黄金时期。他的绝大部分现实主义诗篇都产生于这一段时间。元和四年（809）开始写作新乐府。元和五年（810）写成《秦中吟》诸诗，以他深刻敏锐的眼光，通过现实生活各个角度，猛烈地抨击封建现实和统治者，具有极强的战斗性。这些诗歌受到人民的欢迎，也必然招致权贵们的非难。他在《与元九书》中回忆当时的情况说：“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由此可见，这些诗精准地击中了统治者的要害。

元和六年至十五年（811—820），这是白居易思想上的惶惑苦闷期。四十岁时，他因母丧退居渭上，感到自己理想无法实现，消极思想开始滋长：“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胸中十年内，消尽浩然气。”（《适意》二首）但这时，他的政治态度基本上还是积极的，也写出了《采地黄者》《村居苦寒》等优秀诗篇。元和九年（814）冬，入朝做左赞善大夫。次年，因为有人刺杀主张削平藩镇的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裴度，他上书力争捕贼雪耻，受到官僚集团嫉妒，便用一个莫须有的罪名将他贬为江州刺史，继而又贬为江州司马，这对白居易是一个极大的打击。他的思想非常苦闷：“若不坐禅销妄想，即须行醉放狂歌。”（《强酒》）这两句诗正好说明他胸中的抑郁不平和思想矛盾。这时他写出了现实主义辉煌名篇——叙事诗《琵琶行》。他还在《与元九书》中系统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但这一时期内，他的消极思想也有所发展，感到人生无常，更加喜爱陶渊明、韦应物的作品，并且在庐山东林寺结草堂，养鱼种花，过起隐逸生活。

元和十五年一直到去世（820—846）是白居易思想转入消极而退隐朝市时期。元和十二年（817），白居易被改授为忠州刺史。元和十五年（820），唐宪宗为宦官所害，穆宗即位。同年冬，他改拜尚书司门员外郎，从忠州入朝。这时，他还希望有所作为，但是穆宗十分荒唐、昏庸，沉于声色，不把国事放在心上，宰相也不得其人。结果，藩镇割据再起。白居易几次上书言事，都不被采用。他的好友元稹自从贬官江陵后，便巴结宦官，爬上高位，且又排挤裴度。牛李党争事起，官僚互相倾轧。这一切都使白居易对现实完全绝望。他不愿继续在朝做官，主动要求到杭州做刺史。这是他政治态度根本转折的标志，从此，便无意过问国事。此后，他对人民疾苦仍有一定程度的关心，但基本态度消极。在诗歌创作上，也转入吟咏性情。大和二年（828）以后，政治上越发消极，对现实采取冷漠态度。思想愈来愈消极，诗歌创作更每况愈下，描写闲适生活的诗篇大量出现。

录自北京大学中文系文学专门化 1955 级集体编著《中国文学史》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 1959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