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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庚先生在“盛唐气象”一文中说“陈子昂是盛唐诗歌的揭幕人”，是“呼唤着盛唐时代的”。又说：孕育了陈子昂这样的诗人的是“上升发展的时代高潮”，他“是不满足于初唐以来由于太平盛世而安于现状的倾向的”。正像林先生在他的整个学术体系中美化了盛唐社会一样，在这里，林先生也美化了初唐社会。我们认为，陈子昂的确是不满现状的，他也的确有一种事业心，然而这种不满，绝不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不满，不是说社会已经很好了，要求再好一点，而是不满于初唐动乱的政治状况、强大的外患和贫困的人民生活。
公元 683 年，唐高宗李治死在洛阳以后，陈子昂在《谏灵驾入京书》中说：
臣闻秦据咸阳之时，汉都长安之日，山河为固，天下服矣……今则不然，燕代迫匈奴之侵，巴陇婴吐蕃之患，西蜀疲老，千里赢粮，北国丁男，十五乘塞，岁月奔命，其弊不堪。秦之首尾，今为阙矣！即所余者，独三辅之闲尔。顷遭荒馑，人被荐饥，自河而西，无非赤地，循陇以北，罕逢青草，莫不父兄转徙，妻子流离，委家丧业，膏原润莽，此朝廷之所备知也……然则流人未返，田野尚芜，白骨纵横，阡陌无主，至于蓄积，犹可哀伤。
这里有一点点太平盛世的影子吗！翻开《陈伯玉文集》，这样触目惊心的例子还很多。
我们并不否认陈子昂对盛唐诗歌发展所起的作用，他推崇“汉魏风骨”，提出诗歌的现实主义主张，反对六朝以来的浮靡、虚夸的文风和形式主义的文学创作，然而我们却不能承认陈子昂是所谓歌颂盛唐的“盛唐气象”的揭幕人，因为我们在他的诗歌创作中，实在找不出什么“青春的旋律”和“无限的展望”。我们也不承认孕育了陈子昂思想感情的是所谓“上升的时代高潮”，而是这个时代的种种矛盾。诚然，经过了南北朝长期分裂的局面，经过了隋末农民起义以后所出现的统一的唐帝国，的确带给一些人，主要是中小地主阶级以希望，激发了他们的一些事业心。他们希望有一个更好的局面出现，希望为这个新政权服务。陈子昂的父亲陈元敬就曾对他说：“战国如糜，至于赤龙。赤龙之兴四百年，天纪复乱，夷胡奔突，贤圣沦亡，至于今四百年矣，天意其将周复乎？於戏！吾老矣！汝其志之”（《府君有周文林郎陈公墓志文》）。在陈子昂的诗中，也的确可以找到一些“感时思报国，拔剑起蒿莱”之类的句子，然而现实本身却也在扼杀着陈子昂的这种事业心。尽管他一再上书献策，结果还是“奏闻辙罢之”（《陈氏别传》），统治阶级还是我行我素。尽管陈子昂胸怀大志，在随当时权贵武攸宜东征契丹时，要求“分麾下万人以为前驱”，然而结果不过是“署以军曹……兼掌书记”而已（均见《陈氏别传》）。最后陈子昂不得不以父老为辞，请求解官，回到四川射洪山当隐士去了。不想隐士还是当不成，陈子昂这样一个属于统治阶级并且赫赫有名的诗人，竟因得罪武三思，由武三思授意，被一个小小的无赖县官置于死地。唐代社会的“光明面占着上风”“人才解放”的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
陈子昂一生是郁郁不得志的，在他的诗中，由于个人的壮志不遂、功业不成而攻击统治阶级的诗并不少：“汉庭荣巧宦，云阁薄边功。可怜骢马使，白首为谁雄？”这里的陈子昂对统治阶级已经是满腹牢骚了。在他的《蓟丘览古赠卢居士藏用七首》中，更明确地表达了他的今不如古的慨叹：“隗君亦何幸，遂起黄金台。”诗人为自己没有生在燕昭王时代，没有郭隗那样的命运而深深地惋惜。
他的“感遇诗”流露了那么多的对时代、国家和个人命运的忧虑，反映了那么多社会问题和矛盾，风格情调上倒更像阮籍的《咏怀》。其中有的是对于边塞人民和战士的同情，有的是对统治阶级的各种抨击和对它所进行的战争的不满，有的是一种不得意的牢骚、人生无常的幻灭的悲哀以及弃世脱俗的想法，恰恰没有什么对“太平盛世”的歌颂，没有什么“蓬勃的饱满的生活情绪与自豪感”。林先生是把《全唐诗》从头读过的，我想用不着在这里举例说明吧。这一切难道不正是时代的反映吗？
这里林先生也许会提出《登幽州台歌》来作为反驳。我们先不说用一首诗甚至一句诗来代表整个的陈子昂的风格是多么危险，其实即使是这首诗，也并不能成为林先生的理论依据。关于它的创作过程，《陈氏别传》记载说：“（子昂）感激忠义，常欲奋身以答国士，自以官在近侍，又参预军谋，不可见危而惜身苟容。他日，又进谏，言甚切至，建安谢绝之……子昂知不合……因登蓟北楼，感昔乐生燕昭之事，赋诗数首，乃泫然流涕而歌曰：‘前不见古人……’”据此可知，这是诗人东征契丹不得志时之作。我们虽不认为这首诗就怎样颓废消沉，然而抒发一种功业不成的失意感，一种个人孤寂和渺小的思想却是不能否认的。用林先生的常用语来说，这首诗是苍凉悲壮的，又哪里有什么蓬蓬勃勃的气象呢？林先生居然说这首诗“揭开了盛唐的序幕”，“唤起了时代的注意”，我们实在无法理解。
林先生这里也许又会问：“既然陈子昂的诗反映了这么多的矛盾和问题，那么，陈子昂所反映的时代竟是没落的了，历史上还会有什么唐代的上升高潮呢，岂不是造成认识上的混乱吗？”我们说，这没有什么不可理解的，由于人民的斗争和创造，由于统治阶级对人民暂时作了一些让步，或者当时还在继续作着一些让步，而整个社会又处在一个没有兵乱的安定环境中，因此社会可以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有什么可以奇怪的呢？没有人说陈子昂的时代是没落的无望的，然而难道因此就可以说，他的时代是“光明面占着上风”吗？应该看到，在唐代社会的发展中，它的矛盾和危机也在发展着，而且不管它有着怎样的发展，都不能改变其为封建社会的性质。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陈子昂诗中的那种愤懑和不平，那种基本上还是苍凉的调子，也无法理解李白、王维、孟浩然等盛唐诗人的全貌。正是林先生主观地美化了唐代社会，硬把它说成是光明面为主，才使得林先生自己形成了认识上的混乱，不能正确地解释文学现象。
初载学生自办的油印刊物《革新》，录自《光明日报》1958 年 8 月24 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