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朱湘山打算出版一部散文集，厚意相托，嘱我在这个集子的前面写点什么。以前我倒是为已经面世的几篇博士学位论文写过序文，却从来没有为任何一部原创的文学作品集写过这种文字。世纪转换之际，贺绍俊等人策划推出“百年中国作家作品”系列丛书，命我为入选的刘恒集写一篇前言，我将发表过的《无力而必须承受的生存之重》一文稍加增益、修饰奉上，算是不辱使命。

说实话，虽然我应下了朱湘山的嘱托，心里却感到有些为难，担心不谙此道，写起来不顺手，磕磕绊绊，有负重托。不久前，朱湘山寄来由团结出版社出版的他的第一部散文集《穿越苍凉》，我仔细看了目录，认真读了几篇作品，形成了初步的印象。近来，我通读了他的新编散文集《微烛》，有了更深的印象，暗自庆幸当初答应朱湘山是对的。

收在这个选集中的作品，似乎没有一篇是走马观花的“急就章”，差不多全是穷尽心力之作，作者构思取材，布局谋篇，遣词造句，抒情、叙事、说理都相当讲究，品相不俗，确实让我有话想说。

从文类上说，朱湘山的作品大都是散文，其中占比不小的部分，是与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或大散文多少有些瓜葛的、带有浓厚的历史文化意味的游记。朱湘山于2012年从海南省公安厅的任上退下来以后，携其爱妻外出游历，足迹遍及境内外的名山大川、大城小镇。不同于一般的旅游者，朱湘山于游历感悟之中时时心系创作，于游历感悟之余搜索相关的资料，思索感悟所得潜心为文。

就其文所记，若不计有关海南、山川和境外的那些篇什，他的游记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重游故地回顾所来径的文字，一类涉及历史文化名城重地。这两类游记都不乏值得品味的优秀篇章，属于前一类的有《八千里长路》《在河之洲》《山中月》等，属于后一类的有《疑是故人来》《浊酒一杯家万里》《春风洛城》等。

《八千里长路》由作者当年探亲返岗途中的艰辛辗转起笔，借此感叹几十年后交通巨变带来的巨大便利，进而联想到自己这几十年来在“八千里长路”上经历的风雨，最后以自己深切体悟的人生认知收笔。作者所体悟到的，不是生活的琐屑悲凉、人生的浮华可笑和旅途的迷茫动荡，而是无须抱怨叹息且理应坦然面对承受的人生。这里没有豪杰“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壮怀激烈，有的只是平凡人经历漫漫人生路后通达的云淡风轻。

“诗意”无疑是贯通《在河之洲》全文的一个关键词。他由推测“关沮”与“关雎”的语义关联赋予关沮这个地名以诗意，由与老友重逢相聚于关沮工业园引发对于关沮诗意流失的喟叹，遥想关沮重新规划建设后诗意再现的美好景象。朱湘山的这类游记，所记“皆着我之色彩”，而这个“我”，经过数十年的人生磨炼，业已告别过往故地岁月的青涩稚拙，其走笔所到之处，无不显示通透练达之情。这是他的文章尤其值得称道的地方。

相对来说，我更感兴趣也更想说的是朱湘山的后一类游记，因为这类游记似乎承接的是余秋雨的文化散文的文脉，多说一些是必要的。

20多年前，我在《走向散文》中讨论过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或大散文。当时有人把余秋雨的《文化苦旅》里面的那些游记称作“文化散文”，余秋雨本人表示认可。余秋雨的那些游记，取材基本不越出文化的范围，如承德的避暑山庄、黄州的赤壁（“文赤壁”）、敦煌的莫高窟、宁波的天一阁、南昌的青云谱和平遥的“票号”，以及庐山、天柱山、西湖、三峡和都江堰等有名的“人文山水”景观也出现在他的笔下。很明显，余秋雨总的旨趣所在，不是遗址而是遗址所负载的文化，不是山水而是山水所显现的人文意蕴。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些游记的总主题是文化，即文明与野蛮（蒙昧）的冲突。

余秋雨的《文化苦旅》，与周涛的《游牧长城》和马丽华的《藏北游历》等散文一起，又被人称作“大散文”。之所以称其“大”，我以为：一是因为题旨大，二是因为体量大，三是因为体式杂。余秋雨的那些游记，一篇一个聚焦点：《山庄背影》聚焦的是承德避暑山庄形制的阔大所体现的康乾盛世的宏大气象；《抱愧山西》聚焦的是现代金融业的逐渐兴起与晋商必然盛极而衰的因果关系；《黄州突围》聚焦的是苏东坡一生命运多舛的缘由，即他恃才傲物的人格缺失，小人嫉贤妒能的密报构陷，这触及中国古代制度文化的痼疾—告密文化。题旨大，因而体量也大，《文化苦旅》中多有篇幅在万字乃至数万字以上的游记。体式不一，抒情散文、山水游记和学术论文的特性兼而有之，或可看作连身为学者的作者也无以名之的一种间性文体。可以肯定地说，这种游记在此前数十年间的中国文坛是见不到的。余秋雨的游记风靡一时，应和者不少，大散文的写作蔚然成风，至今未呈衰相。

我揣想，朱湘山的后一类游记大抵是受了这种风气的感染。其体量虽然不及余秋雨的游记，但是篇幅也不小，比叶圣陶和碧野等人记游的名篇大了许多。其体式也兼有抒情散文、山水游记和学术论文的特性，情感丰沛，诗意盎然，只不过学术性远不像余秋雨的游记那么突出。

读朱湘山的这类游记，令我感受很深的有两点。一点是他的文人趣味。朱湘山打小就喜爱文学，少年时期读过的文学作品至今记忆犹新，对于许多他欣赏的作家作品中的人物和妙句，他不假思索就能脱口而出。朱湘山学中文出身，大学毕业后在一所中学从事语文教学数年。后来转行从政，结合所事政务，写过一些新闻报道、报告文学和学术论文。从政的时间虽长，但他潜存的文心雅趣却并未被琐屑的政事消磨掉，一旦卸任赋闲，文心复燃，操笔记游，文人趣味不经意间就会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试看他的这类游记，时时挂在他心头的正是他所钟爱的冯沅君、老舍、梁实秋、闻一多那样的文人及其诗文。《疑是故人来》记青岛的名人旧居，他倾情着墨最多的是那些文人文事，哪怕在晚清叱咤风云、威震政坛的康有为，也只是一笔带过。朱湘山多年前去德州开会，转道青岛，专门去看过康有为旧居。想象进入垂暮之年的康有为居豪宅、享清福（世俗）却为“五四”新潮所弃淹蹇不遂而生的落寞悲凉心境，不禁感慨系之。康有为在青岛海边一块石碑上留下的虎啸风生的四个大字—“不寒不暑”，在我看来，既是对青岛绝妙的褒奖，也是对自己遭到时代冷落的无奈自况。朱湘山属心的当然不会是康有为，他更倾心于他的老乡冯沅君。陆侃如、冯沅君旧居，在青岛诸多的中外名人旧居中算不上最显眼的，但他却对其情有独钟，用大量篇幅描写陆侃如、冯沅君夫妇。摹写陆侃如、冯沅君旧居的地形外貌，依据冯沅君作品中描写的情景展开他特有的联想……

微凉的风倏忽而起，如丝的夜雨从茫茫的空中落下，昏黄的路灯下面，雨点是那样小，雨帘是那样密，给道路两旁的梧桐树和小鱼山披上一层薄如蝉翼的轻纱。

陆侃如先生撑开一把油纸伞，挽着冯沅君的胳臂从远处走来，那雨若即若离地追随着他们，在地上溅起小小的水花，路灯把影子拉得修长。他们走进这院子，相对而坐。他们谈人生，谈历史，谈文学。“就在这样的夜里：月瘦如眉，星光历乱，一切喧嚣的声音，都被摒弃在别个世界了。就在这样的夜里：我们相搀扶着，一会伫立在社稷坛的西侧，一会散步在小河边的老柏树下，踏碎了柏子，惊醒了宿鸦，听得河冰夜裂的声音。”（冯沅君《隔绝》）

戴望舒《雨巷》缥缈的意境与冯沅君《隔绝》梦幻的两人世界，竟然被朱湘山奇妙地嫁接到了一起。不难理解，作者执念纯真的爱情，移情于冯沅君，自然会无视染有《少年维特之烦恼》色彩的《隔绝》“无处话凄凉”的悲情主旨。“固然我们的精神是绝对融洽的，然形式上竟被隔绝了。”这是冯沅君代作品的女主角隽华说出来的话。这个“形式”，在“五四”新文化的语境中，当指束缚觉醒的青年男女自由恋爱的礼教的囚笼无疑。

朱湘山一向偏爱文人浪漫的爱情故事。只要笔涉爱情，便激情难抑，苦索妙文，多引名诗，嗟叹咏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微烛》所收写陆游与唐婉爱情的《曾是惊鸿照影来》一文，即可视为朱湘山爱情颂歌的佳例。陆唐恋与《牡丹亭》中的柳杜恋、《红楼梦》中的宝黛恋如出一辙，悲剧的成因毫无二致。虚实相生，现实与艺术互为印证，千重哀怨、万端愁绪也数落不尽礼教灭绝人性的罪恶。这当然不是朱湘山关注的重心所在，他特别在意的是陆游与唐婉之间至死不渝的恋情。他没有全文引出陆游和唐婉的那两阙道不尽怨情悔意的传世名篇《钗头凤》，但这怨情悔意自始至终支配着他运笔，流溢在《曾是惊鸿照影来》的字里行间。时光荏苒，岁月无情，却无法抹去陆游对唐婉无尽的感伤思念。朱湘山接连引出陆游在67岁、75岁、81岁、82岁时写下的四首绝句，以证实陆游当年哀叹“错错错”“莫莫莫”深入骨髓的无比真切的怨情悔意。“城南亭榭锁闲坊，孤鹤归飞只自伤。尘渍苔侵数行墨，尔来谁为拂颓墙？”82岁饱经沧桑的孤鹤归来，昔日充满生机的亭院欢情不再，闲坊颓墙，青苔如墨，满目苍凉，唯有暗自泣血神伤。文章的收束处仍然是情种朱湘山式的人生认知：“前尘已然如梦，今生何必伤怀，感慨沧桑事，是为了惜取眼前人。重要的不是什么都拥有，而是你想要的，恰好就在身边。”这身边人，无须推测，就是他忠实的人生伴侣、随游在侧的爱妻。“世情薄，人情恶”的社会根源，顿时失去了踪迹。

写苏轼离别流放地儋州的《沧海归去》，以苏诗（词）为引线行文，在反顾苏轼坎坷险峻的仕途的同时，不忘辟出专节一往情深地书写曾经抚慰过身陷逆境的苏轼的刻骨铭心的爱情。由此文的行文方式可以看出，文人的诗文在朱湘山的这类游记中扮演着十分重要的角色。这也是我感受很深的一点。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的，当数写范仲淹的《浊酒一杯家万里》。

《浊酒一杯家万里》，与其说是一篇漂亮的游记，不如说是一篇诠释范仲淹名扬千古的《岳阳楼记》的十分生动的赏析文。在朱湘山的眼中，范仲淹应因同受庆历新政牵连而“谪守巴陵郡”的同年好友滕子京约在邓州花洲书院写下的《岳阳楼记》，“超越单纯写山水楼观的狭境，将自然界的晦明变化、风雨阴晴和‘迁客骚人’的‘览物之情’结合起来，从而将全文的重心放到了纵议政治理想方面，提升了文章的境界”。朱湘山的理解是到位的。范仲淹没有去过岳阳，仅凭超凡的想象力就能妙语连珠地把岳阳楼写得形神兼备，这不仅得益于他与生俱来的超拔的文才，而且更得益于已近耳顺之年的他对于自己颠簸起伏的人生遭际锥心刺骨的体验。范仲淹写出了王国维推许的“有我之境”，我以物显，物以我著，物我融通，浑然一体。范仲淹曾“居庙堂之高”，也曾“处江湖之远”。这里的“江湖”，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侠客隐士的居所的喻体，而是对被贬谪官员屈身低就的地方的隐喻。范仲淹做过朝廷宰执，上《答手诏条陈十事》倡言改革，力促宋仁宗推出庆历新政；也做过“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总揽鄜延路方面的军机事务”，消弭了西北边塞的战火硝烟。范仲淹禀赋优良，生性耿直，仗义执言，几度因冒犯皇室重臣获罪被贬。范仲淹谪居邓州，感怀自己为官如洞庭阴晴轮转升降起落，对“迁人骚客”随“物”移易的喜悲感同身受，因而能声情并茂地写出他们实则是自己的“览物之情”。然而，他并未就此住手，而是进一步抒情言志，表达了超越物喜己悲而进退皆忧的理想情怀。

一篇邓州行的游记，就这样与《岳阳楼记》结缘而成为非同寻常的佳作。

朱湘山的创作正在兴头上，相信过不了多久，他就会更上层楼，取得更大的成就。

是为序。

张洁

张洁，笔名昌切，1953年10月生于湖北省沙市（现荆州市）。国内著名文艺评论家、文学博士，武汉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武汉大学传统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湖北现代人文资源调查与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大学现当代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武汉市文联特聘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