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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年，塞万提斯出版了《堂·吉诃德》第二部，结束了漫长的写作，登上了文学人生的顶峰。这部小说的声誉很高，2000年跨世纪的时候，被世界文学界认为是1000年来最伟大的文学作品。
拜伦读毕《堂·吉诃德》，深深感叹：“这是一个令人伤感的故事，它越是令人发笑，就越使人感到难过。这位英雄一心主持正义，扫荡坏人是他的唯一目标，正是这种美德使他发了疯。”
400年来，没人能再写出堂·吉诃德这样的人物，但《堂·吉诃德》所描绘的那种人物模式却代代相传：堂·吉诃德式的理想主义者不合时宜地四处出击，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跟在他后面的现实主义者桑丘狡黠地等待，小心翼翼地在堂·吉诃德的冒险中寻找翻身发家的机会。塞万提斯用十几年的写作，向读者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两个如影相随又截然相反的人，你愿做哪一个？
从浪漫的角度看，很多人会赞赏堂·吉诃德，然而从现实的角度衡量，大部分人还是会做桑丘。人们总是不愿做自己赞赏的那类人物，就像我们很少去看最伟大的书一样，太累太崇高。当个中庸的普通人很随心，而且其中也有生活的智慧。这一点康德也不否认，他觉得“商人和家庭妇女”的闲言碎语，也有“普通的人类理性”，这种理性的最大特点是“不出于任何一种思辨的需要”，而是“由实践的需求来推动”。这位大哲学家甚至认为，这种“日常理性”才是“哲学的道德理性”的基础。
康德打开了一个新的入口，让我们重新读一读《堂·吉诃德》，尝试把桑丘当作主人公。这有点像重读《西游记》时将猪八戒作为中心角色，并赋予他充分的合理性，然后一切就大不一样了。在桑丘的眼中，堂·吉诃德尽管疯疯癫癫，但也有可能干出一番伟业，让帮工出身的自己真的当上“总督”。换句话说，堂·吉诃德就是桑丘的一个赌注，桑丘才是真正的主角。历史确实有这样的一面：英雄都是用来牺牲的，最适合刻在纪念碑上崇拜，而生活的主体，永远是“桑丘们”的集合。堂·吉诃德死前，几乎把所有的钱都留给桑丘，其中的含义，很深很深。
然而堂·吉诃德还是有无穷的魅力，他挥舞长矛冲向大风车的可笑，总能使我们感动。一个青年，如果没有一点儿不自量力的精神，不做一点儿让人发笑的傻事，那生活还有什么意外和创造呢？青春之所以值得怀念，就在于不成熟中的勇气，在于不知天高地厚的行动力。一本《堂·吉诃德》，打动我们的不就是这傻乎乎的诗意吗？
入夜把《堂·吉诃德》的后半部匆匆地看了一遍，我并不觉得桑丘多么庸俗，他距离我们很近，一举手一投足都很像我们。堂·吉诃德也并不那么遥远，就在前面几步远的地方，我们心一横就能追上他，但这事很难发生，因为我们身边是亲爱的桑丘，他握着我们的手，满脸成熟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