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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着回来的男人：一个普通日本兵的二战及战后生命史》的作者是日本社会历史学家小熊英二，主人公是他的父亲小熊谦二。这是一个漫长而经历坎坷的故事，人生中充满死亡、战争、迁徙、苟且与顺应。小熊谦二1925年出生于北海道，1932年被外祖母接到东京。那时候，涌入东京的农民因为既无学历又无技能，很多人选择开一间小小的零售店，以至于 1930 年的东京“平均每 16 户就有一家糕点店，每 23 户就有一家米行”。小熊谦二的外祖父一家身为底层的外来人，贫困渗透在生活的每一个细节。“几乎有米饭和带有咸味儿的东西就可凑合上一顿”。
1944年11月20日，预料中的时刻到来，小熊谦二被征兵入伍，成为一名通信兵，驻扎在中国东北牡丹江市。1945年8月，从未放过一枪的他变成苏联军队的俘虏，被押送到西伯利亚的战俘营干苦力。扛大包、砍大树、挖大河……零下三四十摄氏度的冰寒中，生存得苦不堪言。“营养不良后变得尿频，身体再差些就会拉肚子”，不少人“不到一小时就得去厕所”。厕所在屋外，“在零下40摄氏度的夜里走到户外，并不会感到寒冷，而是感到疼痛。因为屁股是圆的，还不至于冻伤，会冻伤的是突出的鼻子或手指。如果鼻子冻红了，不小心翼翼地取暖回温，鼻子就会掉下来。”
关于这段生活，小熊谦二并没有“命运悲惨”之类的感叹，他后来说：“我没想过这些问题。光是要活着就耗尽心力了，那种抽象性的思考，应该原本就属于更高层级的人。”这听上去很麻木，但略一体会，却比“抽象性的思考”更加痛苦，更有普通百姓的无奈。大概也因为这份不思不想的顺承，使小熊谦二少了些心理磨难，牛马羔羊一样熬过了3个寒冬。他总算在1948年8月结束了战俘营生活，回到日本。战后的日本一片废墟，他找不到固定工作，漂泊于各种杂活儿中，运猪、记账、做糕点、做采购员、制版，太辛苦的工作和太差的营养让他得了肺结核，切掉了一半肺，出院后只能干轻活儿。收入捉襟见肘，租不起房，他只好投靠妹妹。“因为房间狭小，只放得下一套棉被，铺棉被时一个人得先到房外等候，躺下时只能两个人盖一条棉被睡觉。”就这样辛苦到1958年，眼看生活难以为继，却迎来了转机。随着日本经济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拥有一定收入的阶层，便开始过起大战之前中产阶级的那种生活。一般的劳工阶级也从战前的《少年俱乐部》等杂志上，得知一种极度理想化的都市中产阶层生活方式”。这“都市中产阶层生活方式”的一个重要部分，就是高尔夫、滑雪、保龄球等等体育运动。小熊谦二适应潮流，入职一个卖体育用品的小公司，生意顺风顺水，竟然也渐渐成为“一亿总中流”的一员。
1961年，37岁的小熊谦二结了婚，妻子宽子32岁，是个离过婚的女人，有个名叫刚一的5岁男孩。这桩婚事谈不上浪漫，“宽子的母亲好像严格命令她，要在刚一上小学之前找到新的结婚对象”。而小熊谦二正好“也想找结婚对象”，和他同住的妹妹更急于“离家独立”，“3个人的利害关系完全一致”。宽子虽然知道新郎动过肺结核手术，上半身不大对称，但第一次洗澡时看到小熊谦二脊背上的手术痕迹，瞬间“吓呆了”，“没想到这么严重，如果结婚前就知道的话，这婚事大概就告吹了”。幸好婚姻大事还是顺利完成了，离过婚、生过孩子的宽子很有经验，她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不久又生下一个男孩，小熊谦二此后的人生终于平稳下来。不过生活的不幸总是猝不及防，刚一在父母外出探亲时从屋顶摔下来死了。宽子从此变得郁郁难欢，儿子死亡的阴影长久挥之不去。
这样一本书，尽管源自一位老人的口述，背后却是日本80余年的浮沉。不起眼的草根视角，掀开了日本社会的另一面，底层百姓的种种生态，改变着人们对日本现当代史的单面印象。这种书很值得一读，它能给人扩充，给人意识的转换。一个现代人最大的毛病是自我封闭，读过一点儿书，有一点儿经历就停止了，固化在简单的观念和逻辑中。反映到生活中，这些人听到不符合自己想法的观点就驳斥，看到与自己不同的东西就拒绝，仿佛世界上只有100 %拥护和100 %反对的事物。如此绝对，怎么会有健全的思想？认识世界不是件容易的事，面对无限复杂的人类社会，每个人都应该对自己保持30 %的怀疑，在这个自我怀疑的空间中求知、思索、更新，在自我怀疑中破除自闭、自恋和自大。
小熊谦二晚年做了一件事，即参与中国朝鲜族被日本征兵、被俘人员的集体诉讼，要求日本政府进行赔偿。这事虽然没有完全成功，但也给小熊谦二的一生增添了正义的暖色。除此之外，他还不断给几个国际非政府组织捐款，支持各种慈善事业。“我拥有‘自我良心’，所以才会持续这么做”——唯有如此，一个普普通通的人才能过得没有遗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