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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白银时代诗人赫列勃尼科夫，这位经典大师被誉为“发现诗歌新大陆的哥伦布”，白银时代的另一位代表诗人曼德尔施塔姆毫不保留地赞颂他的才华——很多诗句“可以刻在石头上”。十月革命前，赫列勃尼科夫长叹，“纵情酒色的严寒天气/击毁黎明疲惫的翅膀/无辜时代的灯光熄灭/火鸟冻僵，坠落”；他孤独，“我们分享彼此的生活/在盛大的青春/我们形单影只”。十月革命后，他怅惘，“晚上周围变暗/白杨伫立在它的土地上/大海有话要说/而你已在远方”。赫列勃尼科夫于1922年6月28日在颠沛流离中病逝，年仅37岁。这真是他的幸运，若是再多活10来年，在苏联20世纪30年代的“大肃反”中，他的结局不知会多么寒凉。十月革命之后不久，他与音调高亢的未来派诗歌分道扬镳，怒斥一味歌颂的那些诗人是“殷勤好客的绵羊缀着奴才的花边”。这种不合拍的声音，也自然导致新制度对他的排斥。他不能发表作品，衣食无着，生命在一天天的痛苦中终于陨落。
与他相比，曼德尔施塔姆的结局更凄惨。1922年，政府给他在莫斯科分了一套小房，让他们一家享受第二等级食物配给，每个月能领到粮油、白糖、黄油，甚至还有难得的冻猪头。倘若在世俗的考量下活着，曼德尔施塔姆完全可以柔软而幸福地生活下去。但他是个文人，他认定诗歌属于“自由的人”，不能消解在坚硬的现实中，“上帝友善地赋予我们四种元素/但自由的人却创造了第五种”。更为大逆不道的是，他竟敢写诗讽刺至高无上的领导人：“那里让我们想起克里姆林宫的山民/他肥胖的手指，如同油腻的肉蛆/他的话，恰似秤砣一样正确无疑/他蟑螂般的大眼珠，含着笑/他的长筒靴总是光芒闪耀/他的身边围着一群细脖的首领/他把这些半人半妖的仆人们玩弄……”
苏维埃政权对这样的诗人是很难容忍的。十月革命之后，苏联面临着国际资本主义国家的持续封锁，国家处境严峻，急需快速提升国力，集中全民力量投入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尤其是重工业。在艰难的历史时期，万众一心、步调一致，是国家对民众自然而然的政治要求。集权与服从互相配合，获得了史无前例的成就。1932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与1913年沙皇时代相比增加了近2倍，工业产量上升到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到了1937年，工业总产值比1932年增加了1.2倍，比1913年几乎增加了5倍，而同一时期的西方工业只增长了44％！这么耀眼的盛世芳华，曼德尔施塔姆怎么就看不到呢？国家给了你不错的待遇，你怎么还发出如此刺耳的声音？你既然这样“不识大体”，还能指望时代对你的宽待吗！1938年，他第二次被流放，最终死于远东海滨符拉迪沃斯托克的拘留所，在寒冬里躺在冰冷的水泥地上，脚上戴着冰凉的镣铐。
从文学家的角度看，这真是一件心酸的事。文学写作是人类的审美，本性上具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气质。文学最关注的不是宏观集体，不是物质生活，而是个体的精神独立、选择自由、人格尊严。奠定现代哲学基础的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把审美定义为“自由的愉快”，而“自由的愉快”的反面必然是对不自由状态的否定。这给文学家带来了困境：人类发展至今，从来没有实现普遍的自由，每个时代都有它的历史局限性，如同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所言：“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作家的审美本性直接导致他们对现实的批判性，即使如苏联20世纪30年代，革命让国家实现了工业化，创造了惊世伟业，作家们还是从个人幸福角度看到了光明灿烂背后的灰暗。在那个时代，为了国家的大目标，个人高度服从于整体，农民被紧紧限定在集体农庄的桎梏中，不得随意迁动。城市里弥漫着对领导人的崇拜，开会时只要提到他，大家都必须站起来长时间鼓掌，开一次会往往站起来几十次。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中，有个人因为身体虚弱，鼓掌时不由自主停下来，第二天就被抓进了监狱。写这种“黑暗面”的作家当然不会有好下场，尽管索尔仁尼琴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却迅速被苏联政府驱逐出境。更为悲凉的是，孤独的作家离去时，民众齐声欢呼。这也毫不奇怪：既然生命的全部被投入到神圣的事业中，就不能容许人们否定它，否定它，就是否定自己的全部价值。
文学如何给自己定位，是千古难题。从历史看，传世的文学经典几乎没有歌功颂德的，太多作家身世凄凉。不过时代变迁之后，人们回顾既往，走出了那个时代的限定，会突然发现过去的种种不合理，大家又怀着敬仰的心情重新肯定那些被自己抛弃的作家。1990年之后，曼德尔斯塔姆的诗集在俄罗斯大量出版，圣彼得堡大学竖起了被驱逐出境的诗人布罗茨基的雕像，索尔仁尼琴也被请回国内……这不是荒诞，是否定之否定的循环，是不可两全的选择悖论，是人类历史文明成长的代价。
何时才能打破这种宿命？也许无解，也许可以听听曼德尔斯塔姆的声音：“他的心中记住瞬间的力量/忘却痛苦的死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