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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家书》于1981年出版时共收录了118封信，其中有1封是傅雷夫人朱梅馥写给儿子傅聪的。后来的增补本第二版，收录了书信178封，其中朱梅馥写给傅聪的有16封。重新再读一次，感觉像读了一本新书，尤其是朱梅馥写给儿子傅聪的信，深切而温暖，字字句句展示着妈妈的牵挂，与傅雷颜氏家训式的风格大不相同。
1954年初，傅聪从上海到北京，准备赴波兰学习钢琴。2月24日朱梅馥给儿子的信里充满着不放心：“妈妈不能代你理东西，真是件遗憾的事。……维他命B一定要吃，以后生活一定要有规律，你现在懂事了，我也不再操心了。不过空下来老念着你，很高兴会常常梦见你，孩子，妈妈多疼你，只愿你多多来信，我们才感谢不尽呢！”同一时段傅雷给儿子的信里谈论焦点是艺术：“你近来忙得如何？乐理开始没有？希望你把练琴时间抽一部分出来研究理论。琴的问题一时急不来，而且技巧根本要改。”然而朱梅馥的信不仅仅是春风暖雨，也有责之切爱之深的严厉。在1954年7月15日的信中，她严肃训斥儿子太花心：“我有句话，久已在心里嘀咕：我觉得你的爱情不专，一个接着一个，在你现在的年龄上，不算少了。我是一个女子，对这方面很了解女人的心理，要是碰到你这样善变，见了真有些寒心。”但母亲的训斥终究是更深的爱。1960年，傅聪已经流亡海外多年，与美国著名小提琴演奏家梅纽因的小女儿相恋，朱梅馥欣喜之下，于8月29日写了一封语重心长的信，提醒儿子：“对终身伴侣的要求，正如对人生一切的要求一样不能太苛。事情总有正反两面：追得你太迫切了，你觉得负担重；追得不紧了，又觉得不够热烈。温柔的人有时会显得懦弱，刚强了又近乎专制。幻想多了未免不切实际，能干的管家太太又觉得俗气。只有长处没有短处的人在哪儿呢？……我觉得最主要的还是本质的善良、天性的温厚、开阔的胸襟。有了这三样，其他都可以逐渐培养。”真是千叮万嘱，生怕儿子不幸福。
1958年4月，傅雷因为写了7000多字，给组织提意见，被划为“右派”。1961年，他被摘去“右派”帽子，但生活日渐困窘。1965年11月26日，朱梅馥给远在伦敦的儿子写信，心情十分忧愁：“爸爸为了将来生计，前途茫茫，不免焦急。……爸爸以前每年可译二十万字，最近一年来只有十万字光景，要依靠稿费过活，的确很难。……我们的房租五十五元，加上水电、电话、煤气等已经要花到九十余元，吃用还不在内，如今又加上一笔长期的医药费。……孩子，你深知你父母的为人，不到万不得已决（绝）不肯在这方面开口的。这种矛盾的心理，想必你很理解。”这封在经济上向儿子求援的信，写得太艰难，所提的要求也很柔性：“希望你冷静的（地）思考一下，不要单从感情出发，按照你的实际能力，每月酌汇多少。”傅聪夫妇看到信，决定每月给父母寄25英镑，大大缓解了傅雷夫妇的焦虑。这样的信傅雷绝不会写，母亲作为家庭的情感中枢，这时候起到了关键作用。
读《傅雷家书》，想到哲学家黑格尔和马克思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的不同观点。黑格尔认为人和人的关系本来是“狼的关系”，但因为生存的“需要”而彼此连接起来。国家是“纯粹理性”的化身，引导与决定着市民社会的存在。马克思的看法完全相反，在他眼里，市民社会才是“国家存在的方式，家庭和市民社会本身把自己变成国家”。黑格尔和马克思的观点差异，似乎仅仅是个理论问题，但只要放入历史中，就赫然浮现出无数人的命运。1966年9月2日深夜，傅雷夫妇自缢，告别了他们付出真诚却被无情打击的世界。当一个人远远地走在社会主流的前面、走在千百万人难以理解的追寻中，整个人生就变成一场灾难。这是多么痛苦的境遇！大多数人“把自己变成了国家”，这“大多数人”或许对或许错，但无论对错，都是强大的历史力量，是独立个体难以承受的绝对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