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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常有机会提起弗洛伊德精准又不失伤感的心得。据其观察，科学史上所有重大的革命，虽形式多样，但都有着共同的主题——将人类从前无限自信的支柱逐一推倒，让人类自大的冠冕消失于无形。如此革命，弗洛伊德提到三例（后称“弗氏革命”）。曾经，我们以为宇宙是有限的，而自己居于中心的位置——直到哥白尼、伽利略、牛顿的出现，确认地球只是一颗偏远之星的一粒小小卫星，是为其一。之后，我们便自我安慰，幻想上帝当初不顾一切，看中这偏远之境，并依照自己的形象，创造出我们这独一无二的生灵——直到达尔文横空出世，“将我们的祖先降级为动物”，是为其二。于是，我们只有从自己理性的心智中寻求慰藉，为拥有它而感到庆幸——直到弗洛伊德在智识史上最大胆的言论中提到，心理学家发现了潜意识 [1] ，是为其三。
弗洛伊德言辞深刻（其见解究竟有多深，在此我不做评论。毕竟，他只是想阐述一个过程，而非罗列一纸细节浩繁的清单），不过，他也遗漏了不少捣毁信念根基式的重要革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漏掉了我所在的研究领域——地质学与古生物学——在这一过程中的贡献。哥白尼的发现是在空间维度上的，而我们领域的贡献是在时间维度上的，与之旗鼓相当。《圣经》里的故事，若从字面上直接解读，是令人十分舒心的——自地球诞生之日算起，才过去数千年，除了前五日，地球一直被作为万生之首的人类占据着。如此一来，地球的历史与人类的故事在时间跨度上几乎是完全重叠的。既然如此，何不将物理世界诠释为“为我们而存在”“因我们而存在”的呢？
但是，古生物学家们发现，地质年代久远得让人难以想象——约翰·麦克菲精准地以“深时”谓之。 [2] 地球已有数十亿年历史，历时之久有如可见的宇宙空间之广。其实，“深时”本身并不具“弗氏革命”的威胁性。如果这数十亿年的历史都有人类贯穿其中，就意味着人类雄霸地球的历史更为久远，我们的自大之心会更加膨胀。然而，古生物学家们向我们揭示，按本行星的历史尺度估量，人类才存在了一瞬间，好比宇宙英里的一两英寸，或者宇宙年的一两分钟。如此一来，便成就了另一次“弗氏革命”。它使得人类时代在地球历史中的分量大减，其结果影响深远，构成的威胁显而易见，尤其在与“第二次‘弗氏革命’”（或者说达尔文主义革命）相结合时。因为，如是缩减有着“浅显直白的意义”——如果在枝繁叶茂、繁花锦簇的生命之树上，我们只是一条小枝，且形成于地质年代尺度的一瞬之前，那么，我们可能不是一个本质上进步之过程所能产生的可预见成果。或许，无论有过多少荣耀和成功，我们的存在也只是在一“宇宙瞬间”发生的一次意外事件。若让生命之树从种子开始，在相似的环境下重新长一次，我们可能再也不会出现。这层意义虽然浅显直白，但在通常情况下，浅显直白意味着正确（尽管在不少令人着迷的智识革命中，我们所推翻的，正是看似显而易见的诠释）。
实际上，我认为上述“浅显直白的意义”是正确的，而且，我们应为新认识到的客观定位感到欣喜，并肩负起随之而来的重任——重建我们存在的意义。不过，这属于另外一个故事的范畴，我把该故事称作“美好的生命”，已作一书（Gould，1989）。从某种意义上讲，本书为其哲学“姊妹篇”，主题是“万物生灵，千姿百态”。在此，我只想指出，这一“浅显直白的意义”与西方世界最深层的社会信念和心理慰藉相背。由此，大众文化不情愿承受这第四次“弗式革命”之痛。
如果我们想要顽抗，只有两个选项在逻辑上可行。其一，我们或许可以继续拥护圣经直解论
，坚持地球目前的年龄只有几千年，在地球历史开启几日之后，上帝便创造了人类。但是，这类神话不会被善于思考的人接受，他们不得不尊重基本事实——历史是久远的，进化是真实的。于是，我们退而求其次，转换到另一种诉求模式——曲解达尔文理论，此为其二。如何歪曲，才能让演化的故事也支持人类传统的自大地位呢？
如果我们愿意承认，人类时代的存在，仅局限于地球历史的最近一瞬，同时，还想继续坚持，我们仍拥有至高无上的重要地位——那么，我们就得往演化的故事里掺点“作料”，搅一搅，让它变味。在文学作品中，常幻想有初访地球的火星生物。它们智力超群，不动感情，对地球生命没有任何先入之见，因而象征着绝对客观。我相信，这种“作料”给它们留下的，会是一个荒谬的初步印象。然而，我们对这种“作料”上了瘾，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久而久之，我们已察觉不到传统曲解独有的荒谬滋味。
这是一种自带“正能量”的曲解。它立足于这样一个谬论，即演化体现了一种根本的趋向或推动力，会促成明确的主要后果，使某一种特征出类拔萃，成为生命历史的典范。这种至关重要的特征，自然与“进步”有关。定义这种进步，有很多种实用的标准可选
，但都表现为生命的向上趋势——或解剖学结构更加复杂，或神经系统越发精妙，或行为更加多样、更加灵活——或者，任何明目张胆的附会托词，只要能将现代人类推上趋势之巅，便可成为标准（只要我们对自身的行为动机足够坦诚，思考触及内心，就会发现这个真相）。
是什么原因让我们觉得有为自身存在正名的需求，将我们确立为宇宙的独宠，把我们的存在当作是可预见的？或许，我们应该请教历史学家、心理学家、神学家、社会学家，他们对此各有高见。我只从一个古生物学家的角度，以第四次“弗氏革命”为背景，发表一下个人之见——我们将演化视作可预见的进步动力，目的在于用曲解的“正能量”平衡地质学最令人恐慌的事实——人类的存在，仅限于地球纪年的最近一刻。有了这种曲解，即便人类存在的历史极为短暂，也不会对我们自身至高无上的重要地位构成威胁。我们会觉得，现代人类仅存在于最近一刻，可能确为事实，但如果之前的成十上百亿年呈现出一种整体趋向，切合实际地以人类意识的演化形成为巅峰，那么，我们人类的最终起源，在时间之始，就已暗暗开启。从某一角度看，它有着重大的意义——这意味着我们在混沌初开之时就已存在了，一如“太初有道” [3] 。
对进步的执信或许容易被打上“潜在偏见”的标签，不过，有些偏见的事实基础是正确的，就如我在（20世纪）50年代迷上洋基队
，是我绝对主观的支持偏向使然，但从客观上讲，它的确是当时最优秀的棒球队。那么，我们为什么要对进步心存疑虑，不认为它是推进生命历史的实质性主导呢？毕竟，生命显然变得更加复杂了，正如我们希望发生的那样，难道不是吗？35亿年前，世上所有活物，都是形式最简单的单细胞——细菌及其近缘类群，而现在，有蜣螂、海马、矮牵牛
[4]
，还有人类。在这古生物学最重要的事实面前，何以否定进步的趋向？似乎只有脾气暴躁还管不住自己的老顽固，乐于耍弄文字游戏、喜好为争论而空洞争辩的“讨人嫌”，才会否认如此显而易见的论点——进步是生命历史的主要趋向。
然而，本书将试图展现，“进步”不过是一个基于社会偏见和心理期望的虚幻概念，缘于我们不情愿接受第四次“弗氏革命”浅显直白的真义。要证明这一点，我不会采取否定上述基本事实的策略，即否认很久以前，地球上只有细菌繁衍，而现在的生物种类丰富得多，现代人类亦在其中。我要论证的是，我们针对这一基本事实的思量方式存在偏见，是徒然的。我还要提出一种与传统天差地别的趋向解读方式，它需要我们改变更基本的心理习惯，而这些习惯至少可以回溯到柏拉图。只有这样，才能形成一个富有成效的概念构架。立足于这个新的“制高点”，还有助于我们破解更多的难题，从棒球赛季中0.400安打率
的不复再现，到莫扎特、贝多芬式作曲家在现代的缺失。
“进步”的偏见以不同的形式表露出来，可以是略显幼稚的字句，见于流行文化；也可以是笔风老练的表述，出现在技术含量极高的文献中。将之简化至极，就形成这样一种意象——孤零零的一架梯子，人类位居其顶。这种意象的影响仍然很广，甚至在专业学术期刊上也能见到。不过，我也肯定不会说，所有人（即使只是很多人）都欣然接受这种简化。有一些演化生物学研究背景的写作者，大多会如此理解演化，即将其视作一株枝繁叶茂的灌木，枝杈繁多，结果无数，而非一条高速路或一架通往孤顶的梯子。由此可见，他们认识到，必须将进步理解为一种广义上的总体平均趋向（同时允许存在一些稳定的谱系，它们“错过”了这一“启示”，因而在漫长的岁月里一直保持着比较简单的构型）。
然而，在我们的文献记录中，有关“进化即进步”的断言和比喻仍处于主导地位，无论它们以何种方式呈现、愚蠢的程度如何之深——该偏见之强势，由此可见一斑。对于这些记录，我多有留存，时至今日，仍有所增。下列数例，即从中大致随机抽取而得。
◇ 据《体育画报》杂志1990年8月6日号报道，丹佛野马队卡尔·梅克伦伯格的位置曾从防守端锋调整到中线卫，现在又调到外线卫。对此，他自我评价道：“我正沿着进化之梯步步升迁。” [5]
◇ 在一封写于1987年1月18日的来信中，来自缅因州的寄信人感到困惑，因为他看不出某本神创论宣传册有何谬误之处。他觉得，如该本小册子“所示，通过研究多个年代已知的类人物种，人们发现，其中有些物种在存在的数千年中没有取得过任何进步。此外，有些物种貌似共存过。按进化准则的规定，各个物种都是朝更高层次的方向演进的。然而，上述两点发现皆与之相背”。
◇ 另一封信寄自新泽西州（1992年12月22日），这回的寄信人是一位专业的科学家。在信中，他表达了自己对进化的理解，认为与时俱进的是生命整体，而非仅局限于某些类群中处于顶梢的谱系。“我相信，（生命）在演化的过程中，组成结构和生理行为的特化程度变得越来越高。既然生物演化已进行了十亿年或更长时间，依吾愚见，与过去相比，现存的物种是高度特化的。”
◇ 在一封写于1992年6月16日的英国来信中，寄信人的文字可谓直接：“生命拥有某种朝着复杂化方向推进的‘内置’驱动力，来自‘反复杂化’的阻力无法与之匹敌……当初一踏上复杂化之路，人类意识的形成就已在所难免。”
◇ 在一本出版于1966年的高中生物主流教科书里，能见到一个采用真实依据（下文第二句话）做出错误推断（下文第一句话）的经典实例：“关于进化模式的表述，多数基于一个假设，即生物随进化越来越复杂。如果这一假设正确，那么，在过去的某段时间里，地球上只有简单的生物。”
◇ 在美国顶级学术期刊《科学》1993年7月某期上，刊有一篇题为《追溯免疫系统进化史》的文章。它基于这样一个前提，那就是——当发现“低级生物”（原文如此，非吾杜撰）具有成熟的免疫系统时，我们应当感到惊讶才对。为什么会感到惊讶呢？只要“人人皆知”生命是与时俱进的，便不难理解个中缘由。这篇文章自以为道出非凡的洞见：“简单生物拥有的，不只是一个与我们自身免疫系统相似的不完善版本。”（为何会有人认为“其他”生物整体上“比不上我们”呢？何况，该文讨论的“简单生物”是节肢动物，在五亿多年前，它们就已与脊椎动物分道扬镳。而且，许多昆虫具有复杂多样的化学防御系统，这已是科学家们的共识。）该文认为，令人吃惊的事实还有，“像海绵这样远在进化之梯下层的生物，能识别其他物种的组织”。如果连我们的顶级学术期刊都依旧沿用“进化之梯”的意象，那么，当（线卫）梅克伦伯格先生使用相同的比喻时，我们凭什么要嘲笑他呢？ [6]
这种传统意象相当诱人，我也未能免俗，落入了它的圈套。我在上文列举诸例，从作为主要流行偶像的体坛英雄之言论，到数封措辞越来越雅致的书信，再到教科书，最后到《科学》所刊之文，俨如阶梯上一系列依序渐升的梯级。不过，首末两例都误用了“进化之梯”的相同字眼，我这线形的顺序又被掰成了一圈“错误之环”。所以，顺序在此并不重要 [7] 。至少，那个线卫借用该字眼是为了打趣。
这种错误的案例数不胜数。在此，我再举两个突出的案例，分别代表流行文化和专业学术领域的功名之巅（“进步”之喻又来了），以此为本节收尾。
心理学家M. 斯科特·派克的《少有人走的路》初版于1978年。在广受追捧的自我提高“实用指南”类图书的出版史上，它肯定是最成功的。该书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已停留600余周，迄今总销量位居第一，在我们有生之年无它能及。书中有一章，标题为“进化的奇迹”。 [8]
派克在讨论之始，便暴露出对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典型误解。
自然进化过程最突出的特征在于，它是一个奇迹。以我们对宇宙的现有了解思量，进化本不该发生，这种现象根本就不该存在。有一条基本的自然法则，称作热力学第二定律，规定能量从组织程度高的状态，自然地流向较低的状态……换言之，宇宙处于一个不断松弛的过程。
但是，第二定律的这种表述，通常表现为熵值（或混乱程度）随时间推移而递增，仅适用于无外源新能量注入的封闭系统。地球不是一个封闭系统，太阳产生的能量源源不断地流入我们的行星。因此，地球也会变得更加有序，无须违背任何自然法则。（太阳系可以被视作一个封闭的整体，其运行因而服从第二定律。在太阳的能量耗尽并最终爆炸的过程中，整个太阳系会变得越来越混乱。但是，这最终的宿命不会妨碍整体当中那个叫作地球的角落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变得更加有序。）
派克将进化称作奇迹，是因为它与时俱进的推动表现违背了（热力学）第二定律。
进化过程表现为生物自下而上的发展，使之提升到更加复杂、更加分化、组织程度更高的状态。（之后，派克依次列出病毒、细菌、草履虫、海绵、昆虫、鱼类，似乎这种成员混杂的序列代表着一种进化的先后次序。）他接着写道：就像这样，在进化的阶梯上，越往上，复杂程度、分化程度、组织程度越高。人类拥有高度发达的大脑皮层和极其复杂的行为模式。由此，我们可以肯定，人类高居阶梯之顶。我之所以说进化过程是个奇迹，是因为在这个过程中，组织和分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是与自然法则背道而驰的。
接下来，派克用一幅图表（如图2所示）对自己的观点进行总结。论及展现进步之偏见强加给我们的重大误解，该图可谓范例，令人印象深刻。他承认，任何朴素的生命“进步观”都有悖于大自然的一大现实，那就是——最高级的生物形式（人类）稀少，而最低级的形式（微生物）无所不在。如果进步真是好得要命，为何我们看不到更多的成果？
派克想抓住在最后一刻反败为胜的机会，索性将生命刻画成向上的（进化）推动力，与熵向下拖拽的力量相抗衡，并取得优势。
可以将进化过程绘制成一幅棱锥图。其中，人最复杂，种类最少，位于顶端；病毒种类最多，但也最简单，位于基底。朝着顶端的方向，有一股向上的推动力，大过熵形成的反向力。我在棱锥内部标上一个箭头，作为进化推动力的象征。这股“力量”与“自然法则”抗争，在生物繁衍生息的数百万代中，一直常胜不败。其自身，一定也代表着某种尚未定义的自然法则。
这幅简单的示图（图2上）集“进步”偏见主要错误之大成。首先，即便派克有可能对“生命阶梯”式意象的最幼稚版本持以否定的态度，但他的示图展示的也是一个线性序列。它通往进步尖端，好似有一股向上的推动力。就这样，“阶梯”又回来了。该版本有两个特征，透过它们，可见派克对自然历史和生物多样性缺乏应有的关注和同情。其一，在细菌和脊椎动物之间的广大区域，仅有一个“集落生物”（colonial organisms）。我得承认，看到这一带而过的轻佻处理，一种被侮辱的情绪直冲上脑。此处的“集落生物”所代表的，一定是所有单细胞真核生物，以及所有多细胞无脊椎动物。不过，两者都不包含多少聚集而居的种类。其二，同样让我感到懊恼的，还有派克对形成于人类之前的脊椎动物的处理——“鱼类、鸟类、动物”。我知道鱼得到水里游，而鸟得去天上飞， [9] 但我十分肯定，它们也被称作动物。毕竟，动物不仅限于哺乳类。
图2 M. 斯科特·派克《少有人走的路》中两幅带有“进化即进步”偏见的棱锥图。上图展示的，是所谓生命向上推进、趋于复杂的金字塔；下图展示的，是将相同的形式套用到所谓人类心灵能力的培养
其次，基于这种“有机生命向上推进”对抗“无机自然向下拖拽”的模型，派克认为，进步是生物演化最强有力的普遍趋势。然而，这与我们看到的情形相反。实际上，大多数生物并没有在这条路上走多远。熵在反方向的作用如此之强，要与之抗衡，生命必须全体集合到底部，合力往上推。这样，积聚的力量才能将少数幸运儿推向顶端，使之出类拔萃。就如妈妈和牙科医生一直苦口婆心地提醒我们（而很少有人听命），挤牙膏要从底部往上挤，牙膏整体的压力才能使其中小小一段完成其终极使命——被挤到顶端，直至牙膏管之外，为人所用。
派克为该章收尾的方式，好比渐强的乐章。不过，它基于一幅牵强附会的愚蠢示图（图2下），而正是那一种图像，使我对该类读物心生反感。在作者看来，人类的生命和奋斗变成了“生命整体趋向进步”的缩影。其中，熵力（按作者的认定，即为我们自身的懒散）仍发挥着向下拖拽的作用，但爱充当了进步驱动力的角色（不过，我会问，两者怎能等同），将我们带出“心灵尚未开化”的状态，朝着棱锥之尖、“心灵能力”顶峰的方向推进。派克得出结论，“爱，是自我的外延，进化的本身。它是正在发生的进化。进化的动力，存在于所有生命当中，体现于人类，就是人类之爱。爱是一种人性，是藐视熵之自然法则的一股神奇力量”。这听起来可能让人悦耳舒心，但是，如果它有什么意义的话，那我算是撞到鬼了。
我的同行E. O. 威尔逊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博物学家之一。他是无与伦比的蚂蚁专家，也是为生物多样性保护事业孜孜不倦奋斗的志士。在对物种的概念与界定及两者相互关系的理解方面，他堪称典范。我喜欢他的著作《生命多姿多彩》，在为英国顶级学术期刊《自然》撰写的书评中，对其予以好评（Gould，1993）。不过，在很多议题上——从社会生物学到达尔文理论的奥秘，埃德和我的看法并不能达成一致。但是，当面对进步的迷思时，我们本该统一思想——就算仅仅是因为保护生物多样性是我们共同奋斗的事业，而为了取得胜利，人类必须得端正对其他物种的态度，对它们不再忽视、尽力剥削，转而待之以关注、爱与敬意。如果我们继续认为，自己较其他生物更为优越，且是宇宙的安排，那么，端正态度从何谈起？ [10]
然而，威尔逊用最古老的“进步”意象，将生命历史的过程归纳为一连串（首字冠以大写）略显正式的“时代”（令人感到意外）。
在我年少时，这种处理几乎为所有流行读物和教科书所采纳，不过（我认为）现已弃用。因为，变革的影响通常最先触及语言层面（就如我们无休止的辩论，是否该保持政治正确，当涉及族群和性别时，什么样的称呼才是恰当的），然后才是概念本身。
在它们〔最先登陆的节肢动物〕之后（登陆的），是从肉鳍鱼类进化而来的两栖动物。接着，陆生脊椎动物爆发，出现体型相对较大的种类，进入“爬行动物时代”。再接着，是“哺乳动物时代”，直到最终迎来“人的时代”。
这些字眼看起来令人舒心，却不过是略显过时的措辞。出现在文中，并非因作者修辞失误使然。实际上，威尔逊另有为进步辩护的明确说辞，其末句几乎让我毛骨悚然。
在生命历史的进程当中，会出现多次反转，但从总体上看，是由简单稀少变为复杂繁多。在过去数十亿年里，动物整体的进化趋势是向上的——体型更大、取食和防御手段更强、脑结构及行为更加复杂、社会组织程度更高、对环境的控制更加精准……所以，进步是生命作为整体进化的一个属性，无论以何种可想象的直观标准评价，几乎都是如此，比如说，根据动物完成目标和实现意图的行为能力。因此，否认其重要性实无必要。让我们聆听C. S. 皮尔斯 [11] 的教诲，不要假装否认内心所信为实之事的真实性。
皮尔斯或许是美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但是，把他这句话放到上文的背景中，效果几近恐怖。有些显然正确的观念，在好几代人之前，我们就已不再耗费脑力揣思，而是将之铭记于心——这就是我们最狭隘的心理习惯。要阻碍智识变革，没有什么比劝导我们放弃审视的习惯更加直接。请不要忘记，太阳确实每天从东边升起，穿过天空，到西边落下。而又有什么解释比“地球稳居正中，太阳绕之位移”更合乎直觉呢？
达尔文与林肯同日出生。1859年《物种起源》出版之日，也是达尔文“正式”发起以其命名的革命之时。在1959年出版百年庆典期间，伟大的美国遗传学家H. J. 穆勒大泼冷水，发表了一篇题为《达尔文主义缺席百年已够长》的演说。 [12] 他指出，这场革命对人群两极的渗透都不算成功。因此，神创论仍占据着美国流行文化的大多数阵地；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士接受进化论，但对自然选择的了解十分有限。
不过，我认为，处于两个极端之间的更多人群的意见，才一直是达尔文革命成功的最大障碍。弗洛伊德正确地指出，人类的自大得以收敛，是几次重大科学革命的共同成果。但作为原版“弗氏革命”的第二弹，达尔文的革命却从未完成，它需要人们全盘接受生物演化的主要推论。依弗洛伊德的标准，即使有朝一日，盖洛普先生
的调查结果发现，否认进化论者已屈指可数，即使大多数美国人能准确地道出自然选择的精义，革命也不算完成。当我们将自大的信念根基完全捣毁，承认生物演化“浅显直白”的含义——生命不可预见，没有趋向；当我们对达尔文主义的生命之树严肃待之，承认现代人类是（将修订的“连祷经”
[13]
诵一次）——一条小枝，昨日才从这参天大树上生出，如果让这棵大树从种子开始，在相同条件下重新再长一次，那条小枝将不复再现——到那时，达尔文的革命才算完成。我们紧抓进步这根稻草（一条干枯的意识形态小枝）不放，是因为我们仍未打算接受达尔文的进化论。我们渴望进步。因为，在这个不断演化的世界里，若要固守人类自大的妄念，进步就是我们的最大念想。只有考虑到这一层，我才能理解，为什么时至今日，某种漏洞百出、难以置信的辩词仍能稳稳地把我们唬住。
[1] 潜意识，原文为“the unconscious”，即unconscious mind，或unconsciousness、nonconsciousness，也称作无意识，有别于下意识（subconscious）。按全国科学技术名词审定委员会2014年发布的《心理学名词》第二版，潜意识或无意识指“处于意识层面之下，不为人所觉察的活动能量或内容。包括人的本能冲动与原始欲望”，而下意识指“被压抑的无意识已通过稽查和抵抗作用进入中间层次，但尚未回升到意识境界的心理内容”。文中“最大胆的言论”，应指弗洛伊德于1915年发表的详细阐述潜意识的著作《潜意识》（ Das Unbewusste ）。——译者注
[2] 约翰·麦克菲（John McPhee，1931—），美国著名作家，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普利策奖获得者，将文学手法引入纪实题材。深时（deep time），即地质年代，由18世纪苏格兰地质学家詹姆斯·赫顿（James Hutton，1726—1797）提出。作者在此提及麦克菲，应因麦克菲在其著作《盆地与山脉》（ Basin and Range， 1981）〔作者曾在《纽约书评》（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杂志上发表过该书书评〕中指出，“深时”概念的确立，奠定了现代地质学的基础。——译者注
[3] 太初有道（ In principio erat verbum ），在此为对《圣经》典故的调侃。出自新约《约翰福音》（John）序言始句（1:1），作者引用的是拉丁文本，典故全句为“ in principio erat Verbum et Verbum erat apud Deum et Dee erat Verbum ”，意为“太初有道，道主与共，主即是道”。按神学家的诠释，其中的“道”指作为上帝“天道”化身的耶稣。若以此倒推，耶稣体现的上帝之“天道”，在天地之初，就已通过上帝而存在。换言之，耶稣在天地之初即已存在，是为调侃。——译者注
[4] 细菌及其近缘类群，按2015年七界系统，指细菌界及古菌界（Archaea）微生物。蜣螂（dung beetle），泛指鞘翅目（Coleoptera）昆虫中的粪食性甲虫。海马（seahorse），海马属（ Hippocampus ）海生动物，属辐鳍鱼纲（Actinopterygii）海龙目（Syngnathiformes）海龙科（Syngnathidae）。矮牵牛（petunia），即碧冬茄属（ Petunia ）植物，是常见的茄科（Solanaceae）园艺植物。——译者注
[5] 《体育画报》（ Sport Illustrated ），美国体育杂志，现为双周刊。卡尔·梅克伦伯格（Karl Mecklenburg，1960—），职业橄榄球运动员，1983—1994年期间效力于丹佛野马队（Denver Broncos），现已退役。防守端锋（defensive end）、中线卫（inside linebacker）、外线卫（outside linbacker），指美式橄榄球中防守方的位置。防守端锋在最前的防守线上，位于防守截锋（defensive tackle）外侧。线卫（linebacker）位于防守线之后的位置，中线卫位居中间，外线卫位于两翼。——译者注
[6] 《追溯免疫系统进化史》，为刊登于《科学》（ Science ）1993年7月9日号的一则研究新闻，详见Travis, J. 1993. Tracing the immune system's evolutionary history. Science , 261(5118): 164-165。文中“低级生物”的原文为“the lower organisms”。“众人皆知”并非引用，而是表明后接的内容为一种广泛的误解。作者引用的“像海绵这样远在进化之梯下层的生物，能识别其他物种的组织”，在该文中实为“……昆虫能识别其他物种的组织……脊椎动物如此，像海绵那样远在进化之梯下层的生物，亦是如此”（...that insects, as do vertebrates and creatures as far down the evolutionary ladder as sponges, can recognize tissue from other species...）。昆虫是节肢动物的主要组成类群。——译者注
[7] “顺序在此并不重要”，原文为“the last shall be first”，应为调侃《圣经》典故，原意大致为，该信仰体系中，人在世间的物质付出多少，即“贡献”排位先后如何，与在天堂中所得的“回报”无关，重要的是对信仰及其决策者的信任，以及信仰人对自己与信仰之间“契约”的固守。在《马太福音》（ Matthew ）（19:30、20:16）、《马可福音》（ Mark ）（10:31）及《路加福音》（13:30）中皆有提及。——译者注
[8] M. 斯科特·派克，即美国心理医生、作家摩根·斯科特·派克（Morgan Scott Peck，1936—2005）。《少有人走的路》（ The Road Less Traveled ，1978）为其代表作，副标题为“一门有关爱、传统价值、心灵成长的新心理学”（ A New Psychology of Love, Traditional Values and Spiritual Growth ），是一本带有类似基督教说教意味的通俗读物，最初影响不大，但在初版五年后登上畅销书榜，并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上停留了十数年之久，被翻译成多种语言，有汉译本（《少有人走的路——心智成熟的旅程》，于海生译，2006，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进化的奇迹”（“The Miracle of Evolution”）为书中第四篇“恩典”（“Grace”）的一章内容（Peck，1978，263—268页），可视作一种对演化的伪科学解读。——译者注
[9] 鱼得到水里游（fish gotta swim），鸟得去天上飞（birds gotta fly），应为作者调侃，出自著名音乐剧《演出船》（ Show Boat ，1927）中的代表性歌曲《情不自禁爱着他》（ Can't Help Lovin' That Man ）。——译者注
[10] E. O. 威尔逊，即美国昆虫学家、生物理论学家爱德华·奥斯本·威尔逊（Edward Osborne Wilson，1929—2021），文中的埃德（Ed）为爱德华的昵称。作为昆虫学家，威尔逊以蚂蚁研究见长。他推进了社会生物学（sociobiology）的发展，将之定义为“种群生态学和进化理论在社会组织的延伸”，但被认为试图从生物演化的角度解释社会行为的形成，因而备受争议，本书作者即为知名批评者之一。此外，他也是自然保护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生物多样性的一种英文写法biodiversity在他的推动下广为人知。威尔逊专著颇丰，有多部著作获奖，曾凭《论人性》（ On Human Nature ，1979）和《论蚂蚁》（ The Ants ，1990）两获普利策奖。《生命多姿多彩》（ The Diversity of Life ，1992）是一部有关生物多样性的通俗读物，已至少有两个汉译本，分别为《缤纷的生命——造访基因库的灿烂国度》（金恒镳译，1997，台北：天下文化出版公司）、《生命的多样性》（王芷、唐佳青、王周、杨培龙译，2004，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下文案例即来自该书。——译者注
[11] C. S. 皮尔斯，即查尔斯·桑德斯·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1839—1914），美国著名数学家、哲学家。作为数学家，皮尔斯对数学原理、符号逻辑（即数理逻辑）有很大的贡献；作为哲学家，他被认为是现代实用主义（Pragmatism）的创立者。引文中“不要假装否认内心所信为实之事的真实性”（let us not pretend to deny in our philosophy what we know in our hearts to be true），为皮尔斯原话“让我们不要假装质疑内心无疑之事的真实性”（Let us not pretend to doubt in philosophy what we do not doubt in our hearts）的引申。原话意指，对于自身根深蒂固的思想，个人无故进行质疑，实际是质无疑之疑，至少在最初缺乏客观性，并非真正的质疑，而是自欺欺人的行为，详见Peirce, C. S. 1868. Some Consequences of Four Incapacities. Journal of Speculative Philosophy , 2:140-157.——译者注
[12] H. J. 穆勒，美国著名遗传学家，曾因发现X射线辐射诱变获得过诺贝尔奖。《达尔文主义缺席百年已够长》（ One Hundred Years Without Darwinism Are Enough ），是穆勒于1958年11月28日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发表的演说，标题中的“达尔文主义”（Darwinism）即进化论，常被误写成“达尔文”（Darwin），本书作者亦是如此。演说全文见Muller, H. J. 1959. One Hundred Years Without Darwinism Are Enough. School Science and Mathematics , 59(4): 304-316.——译者注
[13] 连祷经（litany），在此指基督教主要教派的一类重复应答形式的祷告文，每句通常由两部分组成，前半句是祈祷的具体内容，各句间互有不同，后半句类似应答，格式简短，各句间相似或相同。以天主教《谦卑连祷经》（ Litany of Humility ）第一段为例，第2~4句的前半句分别为“从被敬之欲”（From the desire of being esteemed）、“从被爱之欲”（From the desire of being loved）、“从被颂之欲”（From the desire of being extolled），“从被赞之欲”（From the desire of being praised），而后半句皆为“拯救我，耶稣”（Deliver me, Jesus）。前文已多次提到现代人类是一杈“小枝”，作者在此为调侃，把“一杈小枝”比作上述连祷经反复出现的简短应答。——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