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赫胥黎棋盘

在我们的隐喻里，宇宙是微缩模型，我们身在其中，也是那么渺小。莎士比亚的比喻正如我们所料，他将世界看成“一个舞台，世间的男男女女，不过是台上做戏的演员”。年迈的弗朗西斯·培根内心苦楚，他把外部的现实世界看成一个泡泡。我们把世界缩得很小很小，有着种种意图——可以是出于宗教式的敬畏，以突出上帝统治界域之宏大（如17世纪中叶托马斯·布朗爵士所言，神创的人间“只是无尽永恒当中的一个小小间隙”）；也可以是出于人生的简单欲求（就如这方面的行家——皮斯托尔和法斯塔夫之间那令人记忆深刻的对话——“世界是我盘中的牡蛎，我要用剑剖开它”）。 ^[1]

所以，托马斯·亨利·赫胥黎 ^[2] 的选择不会让我们觉得意外。这位坚定的理性主义者，斗士中的王牌，把自然现实比作棋盘：

棋盘即大千世界，棋子即宇宙万象。博弈规则，即我们所言之自然法则。我们的对手隐身暗处。我们知道，他出棋向来公平、公正，富有耐性。不过，我们也知道，他从不放过对手的任何一个错误，或者说，他从不容忍对手的无知——这是我们从惨痛经历中汲取的教训。〔引自《通识教育》（1868）〕

在这般刻画下，自然被赋予的形象，是一个难以应付的公平对手。不仅如此，赫胥黎还认为，自然屈服于两件武器——观察与逻辑。这些形象，在赫胥黎最著名的宣言中有所强调，“科学简直就是最好的常识，换言之，其依凭的观察绝对准确，其论证不容逻辑谬误”。〔引自《螯虾》（1880） ^[3] 〕

然而，赫胥黎的隐喻并不合理。毕竟，我们不能把科学刻画成“与非我之众作对”的事业，那样也会使人类揭示自然的任务变得更为艰巨。因为，棋盘另一边的对手，既有自然难以驾驭的本性，也结合了我们迂腐守旧的社会和心理习性。在很大程度上，我们是在与自己作对。自然是客观的，自然是可认识的，但我们能见到的只是不明之镜中的模糊之影 ——是我们模糊了自己的视线——凭借的是社会和文化的偏见、心理的喜好、心智的限制（我是说思考的普遍模式，而非指愚钝的具体表现形式）。

造成这等困难局面，自有人类的因素。而研究的主题越接近我们世俗和哲学关怀的核心，这类因素发挥的作用就越大。在对产自大西洋底的须腕动物 物种进行分类鉴定时，我们或许能够保持最大限度的客观，做出论断。倘若要考量人类化石的分类地位，我们则显得步履蹒跚。而在对现代人类进行种族划分时，情况甚至更糟。

因此，每当面对事关人类存在最为重大的演化问题——我们如何出现在生命之树上？是何时出现的？为何会出现？是注定如此，还是仅凭运气？——有限的已知信息就会被我们自身的巨大偏见所蒙蔽。上面那些带有偏见的表述，有不少是如此令人敬重、如此下意识，在我们的第二天性 中占有如此之重的分量，以至于我们从未认识到它们的实际地位。它们不过是另类激进的社会决策产物，却被我们想当然地视作富有启示意味的真理。

在重构生命历史的过程中，也会滋生偏见，只是我们未能意识到。这样的例证，我认为最好且最直白者，就体现在我们绘制的图画之中。对脊椎动物化石的完全重构，到居维叶 的时代才首次出现，也就是在19世纪早期。因此，利用连续场景图组合而成的图说，阐述时间长河中生命的“行进”过程——如是传统的形成，甚至还不到两百年。这样一连串的图像，我们都很清楚——开始的场景所描绘的，是寒武纪海洋中的三叶虫；到中间，会有很多恐龙的场景；最后，以克罗马农人先辈们在法国忙碌地“装饰”洞穴收尾。 这一系列景象，我们在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墙壁上见过，也从有关生命历史的咖啡桌书 中翻到过。那么，它错在哪里？在什么方面有强烈的偏见？毕竟，三叶虫的确在最早的多细胞动物群中占有支配地位，人类的确只是在不久之前才形成，而在两者之间的时期，恐龙也的确曾欣欣向荣。

下面来看看这类图说的三组例子。它们出现的时期前后贯穿近一个世纪，作者皆堪称历史上最负盛名的行家。每组图说各选取了两幅场景，描绘的皆为古生代和中生代的海洋生物。其中，古生代的图景突出展现无脊椎动物，而中生代的场景仅展示由陆生类型演化而来的（非陆生）爬行动物。第一组图说选自一部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著作——路易·菲吉耶的《大洪水之前的世界》，就是这本书创立了这一图说类型（有关该图说类型在19世纪的创立历史，详见拉德威克的精彩之作《史前图景》）。第二组是美国的权威版本，出自伟大的史前生物重构艺术家查尔斯·R. 奈特之手，是《国家地理杂志》所刊文章的配图，题为《历代生命巡礼》。第三组是同等权威的欧洲版本，由捷克艺术家Z. 布里安所绘，出自他与古生物学家J. 奥古斯塔合著的《史前动物大观》（ Prehistoric Animals ），出版于1956年。 ^[4]

在古生代早期，脊椎动物尚未出现。在中生代，海洋爬行动物确实重返海洋。那么，我的抱怨原因何在？从狭义上讲，这些图作是“正确”的。但是，这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正确，是将背景完全隐藏而形成的假象。它们反映的信息是有限的，没有什么比它们更具误导性。（想想那个“船长不待见大副”的古老故事吧。在大副唯一一次酒醉之后，船长在航行日志上记录道：“大副今日酒醉。”大副恳求船长，力争删除这段话。其理由所言不虚。一来，如此情形在以前从未发生过；二来，如此污点会有碍其前程。船长不肯删除。于是，当第二天轮到大副负责记录日志时，他写道：“船长今日未醉。”）

偏见如斯，此航海故事如此，生命历史亦然。有什么比以偏概全更能误导人的呢？在这类反映史前面貌的艺术作品中，所有知名的系列图作皆标榜自身为生命历史核心及精髓之体现（且无一例外，因而可见本例之典型）。这些系列图作，开篇一两幅所描绘的，皆为古生代的无脊椎动物。值得注意的是，最先的偏见在这里便已出现。因为，在脊椎动物出现之前，多细胞动物的生命历史已过近半。然而，这一以海洋非脊椎动物为主的阶段在系列中所占的篇幅，却从未超过10%。一旦鱼类在泥盆纪兴起，水下场景便切换到这类最早的脊椎动物。在接下来的场景中，我们再也见不到哪怕一种无脊椎动物（除非有菊石 被塞进中生代场景，在画面边缘走个过场），甚至连鱼类也只是被一带而过（算是名副其实地忏悔赎罪 ），之后也再未见其踪影（除了作为鱼龙或沧龙 的猎物，以逃命的形象出现之外）。

如今，有多少人曾经静下心来想过，这种有限的“生命巡礼”，其实质有多么古怪、多么没有代表性？毕竟，无脊椎动物没有在鱼类出现后灭绝，也没有停止演化。在其历史最重要的篇章中，它们大多时与同时代的海洋脊椎动物休戚与共。（例如，生命历史中最扣人心弦、最重要的事件——五次规模最大的生物灭绝，其发生的最好证据，便是通过无脊椎动物群的演变反映出来的。）与之相似，鱼类也没有因为一个边缘支系上岸繁衍，就灭绝或者停止演化。时至今日，脊椎动物中一半以上都是鱼类（现存种类超过两万）。就因为它的一个小小支系移居陆地，我们就将这脊椎动物的绝大多数从后来所有的图景中通通抹除——如此为之，岂非荒唐之举？

在陆生脊椎动物的故事里，偏见骇人听闻的程度不相上下。首先，一旦脊椎动物上岸繁衍，海洋就从生命历史叙事中消失，仅有一种“例外”情形（如图1所示）。而这种“例外”所展现的，实际上是我们的“修史原则”——如果某种“高度进化”的陆生生物重返大海，它所代表的，是某一进步阶段的不同表现。因此，中生代海洋里的爬行动物，就被视作陆地统治者恐龙的同辈；而生活在同一时期的鱼类，之所以在图景中了无踪影，是因为它们在演化的“向上”征程中掉队，已处于落后的地位。（同理，新生代）第三纪的图景里有鲸出现，是因为彼时陆地的统治者是哺乳动物；而同一时期的海生爬行动物，已与鱼类沦为一道，皆成主流之外的类型，自然不见于图景之中。

其次，图作对陆生动物出现的先后安排所展现出的，不过是我们“以己度人”的观点——历史长河中的某种权力更替，而非公正地呈现生物多样性的变化。一旦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上岸繁衍，鱼类就被排除于图景之外。但是，为什么要惩罚鱼类呢？就因为它们有少数几个“奇葩”亲戚，在截然不同的未知环境中做了些什么？何况，当时的地表70%是海洋，而作为脊椎动物，鱼类在这一主流环境中的主导地位并未变过。当哺乳动物出现时，两栖动物和爬行动物也从图景中被抹去了——尽管，它们的兴盛还在继续，而且对哺乳动物造成影响——从成为神助摩西而降的灾难，到诱惑夏娃 ^[5] ，不一而足。最后几幅所描绘的，往往是人类——尽管，我们只是哺乳动物之下一个小小类群（灵长目）中的一个物种而已。（灵长目动物约有两百种，而其从属的哺乳类共有四千余种）可是，哺乳动物演化的佼佼者——蝙蝠、鼠、羚，皆不见于图景之中。

我不是存心找碴儿。如果这些系列图作仅仅是为了展示生命之树上人类这一条小枝的祖先来历，我是不会计较的。毕竟，那种见解过于狭隘，用不着为之大动干戈——在此，我先把立场挑明。但是，这些有先后顺序的图说，往往意在阐释“生命通史”，而非讲一条小枝的故事。看看图1所列三组系列图作的原题吧——“大洪水之前的世界”“历代生命巡礼”“史前动物大观”。下面，我打个比方，或许有助于说明这种图作的古怪之处。假设我们要组织一次花车游行，按时序展现美国在大陆地区扩张成四十八州的过程。难道应该让代表新英格兰地区的花车最先走完一英里之后就使之从我们的视野中永久消失？然后，让西北领地、在路易斯安那购地案中获得的区域、西部的地域依次“接力”，一次展现一个代表相应土地的花车，走过以后就将之拆除？待到游行结束之时，只剩下一辆花车，代表通过盖兹登购地案获得的西南方向的一小块地方——如此残景，能够充分体现美国版图扩张所达到的顶峰吗？

同样，虽然我们珍爱自己，可现代人类（ Homo sapiens ）并不能代表地球上的全体生命，亦非其象征。我们不是（占动物整体80%以上的）节肢动物的替代者，既非某种特例，亦非某种范例。我们是意识——这种演化中产生的非凡创新成果的拥有者。它使我们有别于其他动物，使我们能就上述诸言思来想去（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牛儿喜反刍 ，我们好深思”）。但是，这种创新怎么能被看作演化的一大动力或主要发展方向呢？况且，80%的多细胞生命（节肢动物门动物）在演化方面何等成功，却也未展现出形成复杂神经系统的趋向；而我们的神经系统虽然精巧，但或许也会让我们自食其果——在往我们定义的“更高级”层次推进的过程中，于电光石火之间，使自己化为灰烬。

那么，脊椎动物生命大河中的那支细流，那般局限得可怜的景象，为何被我们不断地描绘成多细胞生命群像的整体典范？我们当中，又有多少人在目睹这般标准式的系列图说之后，对其根本的真实性提出过疑问？常见的如此图说，看似那么正确，那么符合事实。然而，在本书当中，我得提出不同的意见。我要论证，大众对趋向的推断普遍存在谬误。我们对那种图说不加怀疑地接受，便是此等谬误体现于我们文化的一个突出实例。这种谬误的症结在于——我们专注于特例或抽象代表（通常是带有偏见的案例，如现代人类谱系）。那些不具代表性的鲜见案例，让我们觉得有趋向蕴含其中，进而被错误地选中。然而，我们的研究本应着眼于整个系统（即本书标题所指的“万物生灵”）当中（“千姿百态”）的变异或差异，以及其扩展模式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变化。我将要着重讨论一系列趋向，它们能激发我们最强烈的兴趣，形成那个我们自以为正确的命题——万物必与时俱进，即随着时间推移，便会有进步发生。我还将展现一种非同寻常的诠释，它很少进入我们的思想框架，不过一点即明。那就是，将所谓趋向正视为差异幅度或增或减的结果，而非实体位移而形成的明确方向。换言之，本书探讨的“卓越之变”，或所谓“提升之趋向”，对其最好的诠释即为——整体差异幅度或展或缩之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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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莎士比亚的隐喻出自喜剧《皆大欢喜》（ As Your Like It ）第二幕第七场，原文为“...a stage, and all the men and women merely players”。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英国伊丽莎白一世到詹姆斯一世时期的政客，在晚年达到权力顶峰不久，便被迫结束政治生涯。他也是著名的哲学家、科学家、作家，力求改变陈旧的认知体系，为现代科学研究方法的建立打下基础。文中典故的原文出自诗歌《世界是一个气泡》（ The world's a bubble ）的首句，即“The world's a bubble and the life of man less than a span”（“世界如气泡，人生限其中”），意为世界渺小、脆弱，之于所处的更宏大界域，就如气泡之于水，人生一世亦不过如此。与之同时代的莎士比亚也有过类似的提法，如《奥赛罗》（ Othello ）第二幕第三场中的“a man's life's but a span”（人生苦短）。托马斯·布朗爵士（Sir Thomas Browne，1605—1682），英国作家、医生，其学术领域涉猎较广，作品题材广泛，行文游走于宗教、古典主义和科学之间，有独特的个人风格，但对于后世的大众读者而言，略有晦涩难懂之嫌。皮斯托尔（Pistol）和法斯塔夫（Falstaff），莎士比亚剧作中的人物。引文出自《温莎的风流娘儿们》（ The Merry Wives Of Windsor ）第二幕第二场，出自皮斯托尔之口，原文为“the world's mine oyster, which I with sword will open”。——译者注

[2] 托马斯·亨利·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1825—1895），英国著名生物学家，达尔文进化论的坚定维护者，被称为“达尔文的斗犬”（Darwin's Bulldog），在1869年提出不可知论（Agnosticism）这一术语，并在后来加以具体阐释。下文所引其著《通识教育》（ A Liberal Education ，1868）的题名所指，也译作“自由人文教育”“自由教育”“素质教育”“博雅教育”等。——译者注

[3] 《螯虾》（ The Crayfish ，1880），即《螯虾：动物学研究导论》（ The Crayfish,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Zoology ）。叙述对象为欧洲螯虾（common crayfish、noble crayfish、European crayfish），汉译又作“奥斯塔欧洲螯虾”，当时的学名为 Astacus fluviatilis Fabricius, 1775，现已恢复为 Astacus astacus （Linnaeus, 1758），属十足目（Decapoda）螯虾总科（Astacoidea）螯虾科（Astacidae）螯虾属（ Astacus ）。crayfish所指的螯虾总科动物是一类淡水龙虾，我国产有与螯虾科同属一总科的美螯虾科（Cambaridae）动物（亦称蝲蛄科），如产自东北的东北蝲蛄（ Cambaroides dauricus ），即“东北黑螯虾”，属蝲蛄属（ Cambaroides ）（亦称拟鳌虾属）；近年来在我国流行的“小龙虾”原产北美南部，为颇具入侵性的克氏原螯虾（ Procambarus clarkii ），属与东北蝲蛄同科的原鳌虾属（ Procambarus ）。赫胥黎所指的淡水龙虾与这两种无关，与部分中文媒体报道的有所不同。——译者注

[4] 路易·菲吉耶（Louis Figuier，1819—1894），法国化学家，致力于科普写作。文中提到的《大洪水之前的世界》（ La terre avant le deluge ，英文译名为 The World Before the Deluge ）出版于1863年，其中的插图由法国著名插图家爱德华·里乌（Édouard Riou，1833—1900）绘制。查尔斯·R. 奈特，即查尔斯·罗伯特·奈特（Charles Robert Knight，1874—1953），是作者最敬重的美国古生物复原艺术家，在其著作中经常被提及。《历代生命巡礼》（ Parade of Life Through the Age ）发表于《国家地理杂志》1942年2月号。拉德威克，即英国地质学家马丁·约翰·斯潘塞·拉德威克（Martin John Spencer Rudwick，1932—），《史前图景》（ Scenes from Deep Time ）出版于1992年。Z. 布里安，即捷克著名插图家兹德涅克·布里安（Zdeněk Burian，1905—1981）。J. 奥古斯塔，即约瑟夫·奥古斯塔（Josef Augusta，1903—1968），捷克古生物学家，科普作家。——译者注

[5] 神助摩西而降的灾难（原文为“Mosaic plagues”）和诱惑夏娃，皆为调侃《圣经》典故。前者出自《出埃及记》（ Exodus ），故事中，埃及国王一再拒绝摩西放行以色列人的请求，上帝降灾埃及，以显其存在和威力。灾难之一即为蛙（两栖动物）灾（8:1-4）。后者出自《创世记》（ Genesis ），故事中，夏娃受到化身为蛇（爬行动物）的撒旦的诱惑，不顾上帝先前的警告，与亚当食树结之果，遂始知羞耻，终致被逐出伊甸园（3:1-24）。——译者注 knFpB6CK/5zYwSbEe8LftFw6SNmqciHFkDsxJXhczrCBh6EBVopSktiNw7QW9ak+